这就是战争

　　7月31日，天蒙蒙亮，上级命令我们赶往唐山市255医院设医疗点。

　　清晨，我们的汽车驶入唐山市区，眼前的景象惨不忍睹：我没看见一处完整的房屋，到处是残垣断壁。一路上，司机遇见因地震造成的“地裂”和“大缝”，便驾驶车七扭八扭地绕着。除了“地裂”和“大缝”，他还得小心翼翼地避开路上左一个右一个的“被卷儿”。

　　眼前的唐山市火车站候车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原是8层楼高的唐山市委第一招待所（据说是唐山市最高建筑），仅剩下破烂不堪的三层。在三楼的一个房间里有六张床，每张床上还躺着人。从头发判断，他们是男的。他们已经死去三天了，身上还压着横七竖八的预制板和房梁。

　　看到如此惨况，卡车上的我们都哭了。有个女兵哭着说：“为什么不把他们……”她声音哽咽，说不下去了。想想看，这些无名死尸都是差旅之人，他们的亲人将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踪影，连他们的尸骨也要长眠异乡。

　　我们作为首批赶到的救灾部队，当务之急不是哀悼死者，而是尽快从这座城市的废墟下面，救出那些气若游丝的生命。

　　放眼望去，市区大街上的救灾部队不是很多。废墟上，官兵们有的用镐，有的用锹，更多的用手，扒拉着碎砖烂瓦，寻找幸存者。可要把预制板抬起非得有吊车等重型机械。可我没看到一部重型机械。

　　我以为只有战争才能把一座城市摧毁成这样。但唐山大地震的破坏，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场战争，一场人与大自然之间的战争。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没有也不可能有“预警机制”。人们都在“乐此不疲”忙着“备战备荒”，根本无暇关注大自然的警告。

　　第一个伤员

　　7月31日上午7点半，我们到达255医院。255医院三层门诊楼已被地震“拍”成仅剩一人多高的瓦砾。我们就在瓦砾旁安营扎寨。

　　炊事员让我们几个女兵从瓦砾上捡些破碎的桌椅当柴火。他去找水。轰隆隆，一声巨响，大地在抖动，余震来了，震得瓦砾上的破窗户“哗哗“作响。吓的我们几个女兵赶紧跳下瓦砾，跑到平地上。这是我们在唐山遇到的第一次余震。

　　个把小时后，炊事员找来了水。他说，市区惟一的水源是驻军的游泳池里的水，必须持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才能领取。据他介绍，游泳池有持枪的战士守卫，池中的水面上，浮着一层黑黑的小虫和泡沫。

　　上午9点半，我们正围着大铁锅抻面片儿，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人，步履蹒跚地向我们走来。他想讨点吃的。

　　他的脸上还挂着血迹，暗红色的血渍几乎遮住了短袖衫的本色，左臂上有半尺长的裂口，伤口已经严重感染，看上去比右臂粗了许多。我们很快为他清洗和包扎伤口。他哭着对我们说，他的父母、妻子都在地震中被砸死了，5个孩子还剩下3个。

　　护士小肖忙问：“那孩子们呢？”他哽咽着说：“管不了了。我自己都管不了自己了。”

　　几名女兵都哭了。有的给他盛面片儿，有的从兜里拿出几块钱给他。我拿了块烙饼，默默地递过去。

　　这时，随着“轰隆隆”的巨响，大地又在剧烈抖动。

　　也许是我一天多水米未沾，身体水分严重透支，也许是进入唐山后我的眼睛就没干过。当见到第一个伤员时，我却没有掉泪：在大难降临时，他连自己的亲生儿女都不管了。

　　她从三楼飞出

　　护士刘群不久前谈了个对象，是我们分部董副参谋长的儿子。临来唐山前，小伙子告诉她，他的妹妹在255医院，是个新兵，让刘群想方设法找一下。

　　7月31日上午，刘群约我一起去找，还真找到了。眼前的一位十六七岁的女孩，灰头土脸。见到我们时，满眼流露着惊恐之色。她身穿一件过于瘦小的翠绿色的确良短袖褂和一条过于肥大、裤脚挽了好几层的男式军裤。她的脸上、胳膊上、腿上全是划痕。

　　小董告诉我们，“7·28”那天，前半夜热得睡不着，后半夜好像听见“呜呜”的风声。她的床紧靠着窗户，怕下雨，迷迷糊糊起来去关窗户，谁知人一下子飞了出去。醒来时，天已蒙蒙亮。她听见四周一片呻吟声（在255医院，我听说大难发生时，驻军某部还有人大喊：“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小董急忙捡了件衣服和裤子穿上，“都不知是谁的”。

　　除了脸上、胳膊上、腿上的划伤，她居然没有受其他的伤。那可是楼上三层啊。刘群问她，是不是大树“接”了一下？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宿舍八个人，她们七个全死了。”小董失声痛哭。

　　255医院在大地震中，共有约400人遇难。有一位年轻的女战士，在大震发生后余震不断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从倒塌的楼房瓦砾中，奋力扒开一个洞口，共救出了十几位病人。

　　最好的消息：听到还有生还者

　　在255医院仅呆了半天，我们又接到新的任务，赶赴位于滦县的驻军某部去救护。可能老天也为人间的惨况感到悲恸，骤然间下起瓢泼大雨。

　　汽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公路上依旧车水马龙，汽车依旧一点一点往前挪。

　　下午4时多，我们总算挪到了滦县的北京军区某部。团长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了情况：驻地离著名的赵各庄煤矿不远，抗战期间，抗日英雄节振国就在这一带率领游击队打鬼子。

　　团长说，地震当天，他们将重伤员送往唐山255医院，路上得知“255医院已经平了”的消息后，汽车只好掉头回到团里。团长对我们说：“真盼着你们早点来呀。昨天，我们已把一些重伤员送到香河县医院去了。”

　　支帐篷的时候，副教导员指着一块干地让我们女兵在此搭帐篷，男兵的帐篷搭在旁边的湿地上。团长走过来说：“这里是团部惟一的干地了”。因为“这儿原来码放着40多具官兵的遗体”。

　　听了团长的话，搭了一半帐篷的我们觉得挺害怕的，嘀嘀咕咕了一会儿，便和副教导员要求与男兵对换搭帐篷的位置。副教导员同意了。男兵帐篷的位置，原是菜地，加之刚下过大雨，更是湿漉漉的。见此情景，团长便让人给我们女兵送来6块毡子。

　　晚上，我和衣躺下，离枕头边不足20厘米就是挂着水珠的野花和小草。湿热的帐篷里让我这个有关节炎的人觉得十分难受。我睡不着，穿上“滋滋”冒水的布鞋，走到帐篷外。不远处，一个荷枪的战士在月光下伫立着，那是团里专门为我们医疗队安排的哨兵。

　　此后，我和医疗队的其他人在这个部队工作了半个月。也许是离矿山近的缘故，我在这里经常听到来自大自然的声音：有时传来“哗哗哗”的声音，像是潺潺流水从脚下流过，有时传来“咚咚咚”的巨响，像是在脚下开山放炮。

　　在此工作中，我听到的最坏的消息是：该部队有一次在运粮途中，车上的粮食被人抢了；最好的消息是：8月11日下午，赵各庄煤矿有5名矿工在地震15天后获救。他们是唐山大地震最后的生还者。

　　你们要是早来一天

　　8月1日，建军节。这也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建军节。一大早，医生去查看团里较重伤员的伤情，轻伤员则排起长队，由我们几位护士处理伤口。

　　其中一位伤员是北京兵，姓刘。地震时，一根大梁掉了下来，一头“蹭”着了小刘的腰，另一头正好砸在一名战士的头上。那名战士很快就死了。

　　小刘红着眼圈儿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早来一天，我的好朋友就不会死了。他大概是伤了内脏，一个劲儿地喊疼。他是活活给疼死的，流血流死的。”小刘扭过头用手背抹着眼睛。我紧咬住嘴唇，不让泪水再次流出，脑海里全是公路上堵得一塌糊涂的景象。

　　小刘的家住在北京前门的大栅栏。他很想给家里捎封信报个平安，可当时没法寄，问我和刘群，能不能在走的时候，帮他捎一封信。我们当然爽快答应了。

　　30年了，小刘那句“你们要是早来一天”的话，时不时还会侵扰我。每每想起总让我心痛不已。

　　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砸死我？

　　听说北京派来了解放军医疗队，附近村子的村民纷纷赶来。我们医疗队分成两组，一组继续给部队的官兵疗伤，另一组则在军营外的山坡上搭了个棚子，专为村民治疗。我分在“村民组”。

　　因为村民来自附近好几个村子，相互不是很熟悉，见面时的招呼不是“吃了吗”，而是“你家死了几个”。村民说，村里一个养狗人，“7·28”那天夜里狗在屋里狂吠不止，吵得主人睡不着便将它轰出门外。谁知狗在院里愈发狂吠，见没人搭理就扑开门，蹿到炕上在主人的腿上咬了一口后，扭头就跑。被咬疼的主人气坏了，抄起炕笤帚追了出去，刚跑出门，房子就轰然倒下。还有一人，地震时，急忙往炕下跳。谁知，炕下裂开一条大缝，他正好跳了进去，被活活挤死……

　　来治疗的伤员大多数是老人，中年人不多，青年人更少。从老人的哭诉中，我们得知：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是矿工，“7·28”大都死在了矿山。在家里被砸死的大部分也是青壮年。侥幸逃生的青壮年大都是休班替老人夜里看场、看地的。

　　一个被砸断左臂、蓄着雪白山羊胡子的老人哭诉道，老伴已去世多年，惟一的儿子是矿山工人，“7·28”死在矿山，儿媳和孙女也被砸死在家里。老人用攥紧的右拳，用力捶打着自己的前胸：“我的孙女才5岁呀。村里人都说好多年没见到过这么好看的孩子了。可是她和她爹妈都被砸死了，独独留下了我。老天爷，你为什么不砸死我？”

　　唐山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有一些人自杀了。据说多是因为不堪忍受亲人离去、形单影只的孤苦生活厌世而去的。

　　30年了，那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和那抖动的白胡子不时在我脑海中闪现。

　　就说你们58岁

　　还有两个伤员，我已记不清她们的名字，好像都有个“英”字，但我永远记住了她们的年龄：一个61岁，一个63岁。

　　61岁的“英”，整个前额从头顶被劈开，翻开前额，白生生的头盖骨全能看见，而前额里的肉的表层颜色已经绿了，阵阵腐臭扑鼻而来。她的伤口感染非常严重，我们只能用盐水和酒精给她清洗伤口，每天两次，却没有明显好转。医生说，必须把她的腐肉全部去掉才能好转，但我们的医疗条件有限，他不敢冒这个险。

　　63岁的“英”，左臂被砸断，右臂则伤得十分离奇：外表一点儿伤都没有，大臂仅剩一层皮包骨头，而且是真正的“皮包骨头”，里面的肉全部被“捋”到小臂去了，小臂显得肉嘟嘟的。对这样的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个人胳膊的外表皮肤没有一点伤痕，没有一丝血迹，却让她胳膊里面的肉全部换了地方？

　　重伤员被陆续送走以后，上级指示把一时不能恢复的轻伤员也转往外地，但年龄60岁以下的先走。

　　我们就要撤离了。医生认为我们走后，“61”活下去和“63”复原的可能性不大。我就和医生泡蘑菇，“把她们也送走吧”。医生禁不住我的软磨硬泡，在最后一批伤员的名单上签了她俩的名字。

　　在去往唐山机场的汽车上，我轻声地对她俩说：“千万记住，如果有人问你们年龄，就说58岁。”

　　唐山机场跑道边上，黑压压地躺着、坐着难以计数的伤员，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穿梭其间为他们治疗。

　　机场跑道上，一位指挥员头戴耳机，手持话筒，打着各种手势，指挥着运输机降落。这一批次有十几架运输机，一架接一架，井然有序地降落在跑道上。

　　听说，这一批次运输机将飞往上海、南京、沈阳等地。我想，她们最好能去上海，离地震中心远，医疗条件好。

　　轮到我们上飞机了。我背起“61”，从一架“伊尔－14”运输机的尾部走进机舱。机舱里放着一条条长凳，我将她轻轻放在凳子上。“63”是个很富态的老大娘。她的两只胳膊都有伤，左臂还上着小夹板，我只能咬紧牙关，抱起“63”走上运输机，每走一步，都觉得非常吃力，汗水把军装全浸透了。得知这架运输机是飞往沈阳的。我告诉了“61”和“63”，嘱咐她俩在外要互相照顾，并再次轻声叮嘱：“如果有人问，就说你们58岁。”临别之际，她俩眼里都闪动着泪花。“61”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闺女呀，你也要多保重。”

　　轰鸣声中，载着“61”和“63”的伊尔－14飞上蓝天。我望着天上快变成黑点的飞机，又望着跑道边依旧是黑压压的伤员，有很多伤员还那么年轻。我扪心自问：我把上级规定的“过龄”伤员送上飞机，这样做究竟对不对？

　　每次想到这种选择，我就难受，难受了整整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