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和跳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飞行员的辞职却成为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过去几年，国内先后有80位飞行员辞职，被媒体称为“辞职风潮”。不过，辞职飞行员都极少面对媒体的采访。6月底，国航浙江公司两位机长辞职后，在网上发帖“求助”。高调的他们迅速成为了舆论焦点。

　　7日，新闻事件中的核心人物国航机长马建忠，在杭州最为繁华的解放路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首度回应了飞行员的“辞职风潮”。

　　通过马建忠等人的命运，本文试图探究这些机长辞职的后面究竟隐含着中国民航企业怎样的问题？这一系列的纠纷会给民航业带来怎样的触动？当然，我们也想告诉读者“神秘的”民航飞行员的真实生活和真实想法。

　　36岁的马建忠正处于人生的关键时期，50天前他成为了父亲，而当生命正步入黄金岁月的时候，他的事业却陷入危机。去年的12月29日，他与钟建峰成为了浙江第一批辞职的飞行员，国航浙江分公司开出了天价索赔单：340万元和389万元。

　　就在几天前，浙江省劳动仲裁委员会认定，作为劳动者，他们有选择工作的自由和权利，但两人分别要支付给公司196万元的赔偿。马建忠告诉记者：“案子已经上诉到杭州萧山区人民法院，如果和公司可以达成协议的话，双方就会撤诉，达不成就继续诉讼程序。”

　　10年飞行8000小时

　　出生在浙江桐乡一个小农村的马建忠是通过军队的“招飞”进入飞行员队伍的，那时候他18岁，高中毕业，这一年整个嘉兴地区总共招了8人。经过四年的学习，他成为了一名轰炸机飞行员。

　　1995年他从军队复员回到家中，一年之后他被中航浙江分公司（现国航浙江分公司）招录为飞行员。从执飞冲八的见习副驾驶到空客A320的机长，他走过了10年岁月，空中飞行时间累计8000小时。

　　因为去年12月29日他向公司提出终止劳动关系要求，所以从今年2月至今他再也没有上过熟悉的驾驶台。

　　马建忠的官司并不是民航业中的第一单。从2003年开始，一直与民航企业签着无固定期限合同，从来没有跳槽一说的飞行员加入了流动大军。“有了这个想法是在民航总局颁发新的全国通用的飞行执照以后，以前飞行执照都是地域性的，飞行员不可能跨地域流动。”马建忠回忆说。

　　2004年，民航总局颁发新的全国通用的飞行执照，目的之一就是鼓励飞行员流动。此后，多家民营航空公司进入市场，“高薪招聘”的大旗迎风招展，一些向往着更高待遇和发展空间的飞行员开始人心思动。老牌民航企业很快就面临飞行员的“辞职风潮”。

　　马建忠向记者出示的仲裁书显示，公司向他提出的索赔是340万元，向钟建峰索赔389万元。

　　而仲裁委的裁决是，认为389万元和340万元中有重复计算，但仍裁决两人赔偿196万元。

　　飞行员流动

　　是大势所趋

　　马建忠和钟建峰并不信服这个“一刀切”的裁决。他们认为，由于2003年中航浙江公司重组成为国航浙江分公司后，公司并没有与他们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所以他们与公司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随着中航浙江公司在工商部门的注销就应当视为“消失”。

　　有业内专家认为，目前国有航空公司遇到的问题是发展的必然。即使没有在民营航空公司进入市场的时候遇到，他们也将在未来外资航空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遇到，国有航空公司必须考虑面对市场制订新的企业制度。

　　与一些国有企业一样，航空公司虽然已经进入市场，但企业内部相当一部分的机制，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绩效考核体系等等，国有航空公司需要脱胎换骨的体制改革。

　　辞职的飞行员总共有多少？确切的数据谁也没有统计，但有民航业内的消息灵通又好事者粗略计算了一下，这几年加起来大约有80人，以目前中国约12000名飞行员计算，仅占不到千分之七。这个数字低于中国绝大部分行业的跳槽率。马建忠认为：“飞行员的流动是大势所趋。”

　　有的合同期竟长达99年

　　每一个飞行员的辞职都不是顺顺利利完成的。几乎没有一个飞行员是与航空公司“和平”道别的，他们几乎都走了一个索赔、劳动仲裁、法院一审、二审，这一系列漫长的过程。在国有的民航企业，飞行员与公司一般签的都是无固定期限合同，只有在签订合同的一方“消失”后，合同才自动无效。

　　另一个关键是培训费。统计表明，要培养一名机长，除了在飞行学院期间的初始培训费用外，还要经过养成训练、公司机型模拟机初始训练、本场训练、每年两次至少5年的复训，最后还要进行升级训练，这个周期至少要7年时间，培训费至少要124万元。这也是航空公司视飞行员为“国有资产”的重要依据。

　　但事实上，在飞行员和各个航空企业所签订的合同中，计划经济的色彩明显，合同都没有明确约定培训费究竟应该怎么算，培训费是否根据服务年限而递减等等，甚至还出现了合同期长达99年的，也就是长于人的寿命的笑话。于是纠纷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国有民航企业弊端多

　　在许多人的眼中，马建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对象，年纪轻轻就当上了航空公司大型机的机长，在城区买了房，开着一辆别克车，年薪超过了30万元。他为什么要跳槽？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

　　记者：什么时候开始有辞职这个念头的？

　　马建忠：以前对辞职是想也不敢想的。一开始进公司的时候，我的心态挺好的。渐渐地感觉到企业的弊端越来越多，国有民航企业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管理体制比较陈旧，似乎不是为了创造效益而存在，专业技术性人才不受重视。后来，总局放开统一飞行执照，就想到辞职了。

　　记者：弊端在哪里呢？能举个例子吗？

　　马建忠：比如说燃油附加费，现在国内机票都加了燃油附加费。但为什么外航没有燃油附加费，因为别人的成本控制得好。

　　举个例子来说，一架A320一个半小时的飞行，在中间线以上飞得更高更耗油，飞高需多用500公斤航油，飞低可以少用500公斤。一个机长一年以900小时计，每吨航油以5000元计，就是300万元，也就是说一个机长仅在这一项就可控制成本300万元。但是地面人员根本看不到这些，对你也没有一点激励。那你创造这些不是很傻吗？

　　航空公司薪酬体系不合理

　　记者：不是有节油奖吗？

　　马建忠：节油奖，人家都是80%%给机组，20%%给公司，但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的薪酬体系是有问题的。

　　记者：你觉得薪酬体系有问题？

　　马建忠：是的，飞行员的价值没有体现。飞行员都在一线工作，而参加薪酬制度制定的都是二线的机关人员及干部，所出台的薪酬制度都是最大程度有利于这些人员与干部的。现在的情况是地面的人挤破头要进来，专业的技术人员却挤破头往外去，这个现象本身就说明问题。

　　记者：网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很多人认为你们辞职就是为去民营航空公司拿更多的钱？

　　马建忠：很多网友对我们这一行不了解。其实谁愿意背井离乡呢？我为什么要离开，我想去一个我创造了价值别人能承认，别人能够看得到的地方。

　　记者：已经辞职的飞行员大都去了民营航空公司，他们的高额赔偿费也是民营航空公司支付的，你之前同民营航空公司联系过吗？

　　马建忠：没办法联系。我的关系什么的都还压在公司。

　　记者：一些人认为飞行员一年赚着十几、二十万元的，不顾公司的培养还要跳槽，是不可理解的，是被宠坏了？

　　马建忠：该不该辞职不能以你之前赚多少钱来衡量。每一个行业的人才流动都是正常的。我想的是一定要避开这个环境。

　　记者：目前国外航空公司有没有出现过这种纠纷？他们的培训体系是怎么样的？

　　马建忠：比较少，他们的合同都是比较完善的，约定很清楚。在培训方面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公司出钱培训的，一般约定服务五年后就免掉培训费了。一种是由个人自己出钱培训的。但我们现在的规定成了你干的时间越长赔的钱也就越多。

　　华东飞行员

　　最长寿67岁

　　记者：我记得有一个聊天节目说飞行员在天上的时候，机舱玻璃上贴着报纸，好像飞行员根本不用向前看。

　　马建忠：贴着报纸主要是挡紫外线吧，报纸里的铅吸收紫外线。我们有时候在飞行状态稳定的时候，会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但耳朵、脑子，每一个器官都是绷得紧紧的，关注着飞机是不是安全。

　　其实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看着我们的薪水好像挺高的，事实上飞行员的身体损害是很严重的。整个华东五省一市退休的飞行员中，到目前为止最长寿的活到67岁。前不久有个55岁的老机长，从退下来至去世不到半年时间。

　　记者：听说飞行员生女儿多，和这个有关系吗？

　　马建忠：可能有关系吧，反正我生的是女儿。一个客观事实是，飞行环境对人体的损伤比较严重，高空噪音、辐射和经常处于超重和失重环境，破坏人的免疫系统。飞行中，辐射无法避免和预防。空气分子接受了辐射后会影响到机身，然后全部机体和内部空气也被辐射影响了。

　　机长遇难赔偿仅是乘客一半

　　记者：在你的飞行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

　　马建忠：我想每个飞行员都遇到过，这是最考验飞行员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发动机的滑油（作用相当于汽车的机油）漏光了，涡轮轴干磨温度升高就断了，打到发动机外面，一台发动机当时就停了。飞机是两台发动机，产生的力矩是平衡的，一台发动机停了之后力不平衡，飞机立即偏转90度，并往下降。一打开客舱门全部都是烟。在这一瞬间，你马上要做出判断是什么出了问题，要不要给乘客提供氧气，因为如果有火的话，提供氧气就可能使失火更严重。顺利着地的时候那种心情可能谁都体会不到。整个飞行环节中有一个地方出问题就是机毁人亡。

　　记者：你们买保险吗？

　　马建忠：我自己买了商业保险、寿险和重大疾病险，一年交3万7千元，像我这样买保险的人在飞行员里不多。航空公司每次都称把飞行员放到多么多么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又怎么样呢？据我所知，那个包头失事飞机的机长最终公司给的赔偿不到乘客的一半。邱敏

　　事件回放

　　马建忠和钟建峰都是1995年进入航空公司的，两人与公司签订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去年12月底，两位机长向公司递交辞职书，却遭到公司索赔：马先生和钟先生分别被索赔340万元和389万元。

　　浙江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调查后认为，两位机长和航空公司之间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两位机长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已构成违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要求每人各支付航空公司赔偿款196万元。（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