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报道　自本报开设《红色记忆·纪念建党85周年》栏目至今，不少读者来信、来电提供线索。近日，本报收到市党史办赠送的一本《革命一生》，此书以个人视角，再现了南京地下党时期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而该书的作者，正是原中共南京市委副书记刘峰。1942年便到南京开辟党的工作，那时，刘峰还是个27岁的小伙；而今，老人家已91岁高龄了。昨天下午，记者走进公教一村刘老家中，听半靠在窗前藤椅上的老人，讲述地下党在南京成长的一个个小故事。

　　从“右”到“左”，连续7年遭到8次大破坏

　　“南京1922年就有党组织了。与其他城市相比，南京的地下党在全国都有着代表性和特殊性。”刘老说。当时，南京地下党发展的很快，与国民党左派也合作得很好。但同时也因“右”的错误路线，结果1927年4月，蒋介石“兵临城下”，准备了警察、打手，开始动手抓人，这使得过于信任国民党的南京地下党组织措手不及，首度遭受重创。“那年4月10日晚11点，南京地下党10多名党员正在大纱帽巷10号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对付蒋介石，结果被国民党侦察到，50多个便衣包围了会场。三四天后，10多名党员惨遭杀害，尸体被麻袋包裹起来，运至通济门外，扔进了秦淮河。”说到这里，刘老眉头紧锁，“此后，由于党中央又犯了‘左’的路线错误，南京有几次都想发动地方暴动，并经常性地进行一些过‘左’的活动，很多党员身份过早暴露，南京地下党连续7年遭到8次大破坏。历届党的负责人被捕、牺牲。到1934年时只剩下少数党员隐蔽起来，党组织无法恢复。”

　　利用“合法”机会开展工作与斗争，党员虽少但作用很大

　　1942年6月，端午节的前一天，刘峰接受江苏省委调派，以“看亲戚、做生意”的名义从上海打入南京，不久成立南京地下党工作组，并任组长。刘老回忆说，“当时，南京只有八九个党员，都是从上海打进来的。”这么点人，怎么斗争？面对记者的疑问，刘老呵呵一笑：“人不在多，主要是正确执行党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当时，南京是汪伪首都，在他们眼皮子下斗争，想不暴露身份，又要作为，就要会利用“合法”。平时，党员们勤学勤业广交朋友，一有机会，便利用合法开展斗争。1943年冬，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派人到中大活动，物色人选，想发动禁毒活动，中大的党员和进步分子就利用这个“合法”机会，组织发动约200名学生到夫子庙砸了几家鸦片烟馆。次日，又动员3000多名大中学生游行示威，从朱雀路到夫子庙，一路砸了多家烟馆、赌场和舞厅。后来，还揪出了专卖毒品的“白面大王”曹玉成，汪伪政府不得不下令将其枪毙。利用“合法”机会，南京地下党干了漂漂亮亮的一仗。十六字方针，刘老至今倒背如流。从1942年到1949年南京解放，7年里，南京地下党组织没有遭受破坏，地下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黎明前，石城上演一场大营救

　　“刘峰，只是化名；我的原名是汤锦黻。”采访临了，刘老坦然说，地下斗争年代里，几乎没有党员使用真名，有的党员还用过很多名字。汪伪特务警察想从名字对号入座，门儿都没有。不断壮大、无孔不入的地下党让敌伪伤透脑筋。1943年，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成立；1946年，中共南京市委成立，这时已有几百名地下党员打入敌人的工厂、学校等各个部门。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地下党员了解到李宗仁十分信任国民党检察长杨兆龙，便决定以杨兆龙为突破口，救出所有被捕党员与进步群众。正巧，当时的学委委员是杨兆龙的小姨子，她便连同姐姐一起做杨兆龙的工作，告诉他国民党没有路了，劝他释放被关押的党员与进步群众以立功。加之杨兆龙本人也对国民党失去信心，结果，兵不血刃，所有解放前被国民党关押起来的地下党员与进步群众都被成功营救出来。南京日报记者刘远征集线索：本栏目欢迎来电，联系电话：13813875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