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过一回，活得更好

　　■本报记者 庞皎明

　　谁都不愿意回忆过去

　　2006年7月8日下午，记者在全国残联主席邓朴方题写村名的康复村里找到了王胜先。

　　王胜先斜靠在床上，正在修理他家那个出了毛病的小风扇。

　　屋子里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王只好招呼记者坐到他们家的床上，他自己则撑了起来，坐在了轮椅上。

　　“要不是今年是30周年，谁还会提起唐山大地震？”王胜先从烟盒里掏出了一根香烟，点上了火，“对于每个唐山人，那可都是撕心裂肺的痛啊！”

　　王胜先虽然不愿主动提起往事，但他的话匣子最终还是敞开了。

　　王胜先生于1953年，唐山大地震那年他23岁。

　　“那天晚上，我们喝完酒洗了个澡，然后打牌。”王胜先说，1976年7月27日晚上，他和十几个人住在解放路浴池，睡的是澡堂的大通铺，准备第二天去天津。

　　“我正睡呢，我们的头头招呼我，说王胜先起来起来咱们走咧，我起来了，但发现我们的头头还在睡着，就上厕所小解了一下，回来再接着睡。”

　　王胜先这一睡，给他造成了终生遗恨。“迷迷糊糊的，就觉得咣当一颠，我下地喊了一声，地震咧！”

　　边跑边喊，王胜先跑了十几步以后，被倒塌的过道顶棚压下捂在了里头，“过道挺长的”。

　　王胜先被砸晕了。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佝偻着身子，“就像一只煮熟的虾”。

　　“我摸着了自己的腿，但那时候不知道是自己的腿，因为底下压的都是死人。”王说，他清醒以后听到人喊救命，自己也就跟着喊了起来。

　　救人的是没有被倒塌的房屋压到的旅客，还有一个没有受伤的军人。

　　“我的上身被扒了出来，两个人把我拽了出去。”王说，救人的人们给他找了条破被，盖在了他的身上。

　　地震三天以后，救援的大部队开始进城，“但可能是消息闭塞，救援的医护人员带的最多是红药水和纱布”。

　　“往外抬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一个抱头一个抱脚，”王胜先说，“现在想起来，对我们这样被砸腰的，应该像扒出土文物一样，把腿和脚一点一点扒出来，找块木板垫在身下，脊柱神经损失就小得多了……”

　　王胜先向记者介绍说，自己的老婆在被扒出来时还会走路，但由于运输不当也截瘫了。

　　“我当时还站了起来，能走，医生说脊髓里边有积血，但后来还是成了高位截瘫。”王胜先的老婆在厨房里洗菜，听到谈论她的内容，推着轮椅从厨房出来。

　　还是像正常一样生活

　　在外地治疗结束以后，高位截瘫的王胜先被转送回唐山，那时，他已经没有了亲人。

　　1981年，唐山市政府建立了唐山市截瘫疗养院——这是一座专门护理因各种原因而导致截瘫的疗养院，住在里边的患者绝大部分都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王胜先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在住进疗养院之前，王一直住在防震棚。

　　疗养院里的患者有男有女，这些病人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高位截瘫。这些截瘫病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大地震前未谈过恋爱的年轻人。“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难免日久生情。”王说。

　　为了满足截瘫病人组建家庭的愿望，唐山市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于1991年兴建了“康复村”——一个完全由截瘫病人组成的村子。

　　“村子里有25套房子，现在住着24户人家。”王胜先向记者介绍说，他和老婆从1992年6月份搬到康复村，入住这个村子有一个硬性的条件，那就是夫妻双方必须都是截瘫患者。

　　这几十户特殊的家庭中，虽然遭遇相似，但却并未完全同病相怜。

　　王胜先夫妇告诉记者，虽然大家都住在康复村，但很多家庭在大地震时都有工作单位——这些人住到这里后，还能得到原单位较多的资助；有些人则还有亲戚朋友，也能得到照顾。

　　王胜先一家则不同，他们夫妇现在是属于低保家庭，夫妻两人每个月只能领取共计四百多块钱的低保费。在康复村，像王这样主要依靠低保生活的家庭不到五户。

　　“很多人对康复村或疗养院都有一个误解，以为这是完全的福利性机构。”王胜先解释说，他们生活在这里，除了房子由政府提供以外，其他的如煤气、电费、水费等开销，都是需要自己掏腰包，“这里与外边并没有多大的区别，还是像正常一样生活，当然，水费电费有一定的优惠。”

　　王胜先说，现在生活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凭良心说，生活在这里也可以说是像生活在天堂了。我国有那么多残疾人（高位截瘫患者），我们这样的生活条件算好了。”

　　已经死过一回，活着就得好好思考人生

　　在新华道和建设路交界处的百货大楼，王胜先有一个配钥匙的摊位。每天早上，王胜先会开着电三轮到那里给人配钥匙。“钱是自己挣的，虽然只是三五块，但花起来心里塌实。”王说。

　　在空闲的时候，王会思考人生，思考30年前那场令他刻骨铭心的灾难。“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花这个时间，而（肌体健全的）中年人又迫于生计而放弃了反思。”王说，对于劫后余生的他而言，已经死过一回了，活着就得好好思考人生。

　　灾难教育是王胜先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他说，当时如果救援人员能懂得基本的救援手段，可能不会造成那么多的截瘫病人。

　　同时，作为一名普通的唐山市民，王胜先对当地年轻人接受灾难教育问题感到担忧。“我们年纪大的人不愿谈地震，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隐痛，但是年轻人不了解地震，不了解灾难常识，如果哪一天灾难来临，该怎么办啊？”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王胜先关注的问题。“那时候我们强调‘人定胜天’，但从大地震以后我开始怀疑这种论断。”王说，像大地震这种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只能预防、只能最大程度地保全人的性命和财物，而不可能与它们抗争。“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而不是人主宰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