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两套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卢波、高艳萍，实习生陈子隽 /北京、上海报道

　　“现在，连黑中介都知道，冒充业主要冒充国家机关的”

　　在都市中住下，租房客们最先要打交道的是他们的房东。

　　戴雨2002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有三年租房经验，在她的眼中，房东似乎也是模式化的。她概括的典型房东形象是：他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每天在院子里下象棋，一般供职于国家机关或者大型国企。

　　让戴雨疑惑的是，从学历到工作单位，我一点不比他差啊，为什么我一居室也没有，他却有两套房呢？

　　“后来劣势”

　　“我爱我家”董事长刘田对记者说，北京、上海的房屋租赁市场都是在公房改革后形成的。在北京，一直到2005年之前，已购公房都是出租市场的主要房源。已购公房成为出租房主力，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它们所处的地段好，位于市中心，方便租房族白天上班、晚上娱乐；二来，公改房业主中有两套房子的，除了自住一般还能腾出一套出租。“现在，连黑中介都知道，冒充业主要冒充国家机关的。”

　　两套房子，有不同的来历，有的是夫妻双方都在原单位参加公房改革；有的是觉得公房太小，自己花钱买了新商品房住；有的是祖上的四合院拆迁分到新房子。“总而言之，在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最初两年，不管在北京、上海，买套房子并不是特别吃力的事儿。”这就是今天的房东们具有的“先发优势”。

　　很多人选择长期租房，一是房价太高，二是，能买得起的新建商品房地段上都不如公改房好，买了房，住得舒服，上班就不方便了。可以说，在居住这个问题上，最关键的是交通和时间因素，后来者的劣势很难找补回来。

　　三个安徽人

　　安徽对于林红来说，只是一个遥远的祖籍了，她的爷爷奶奶是安徽人，父母亲出生在上海，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老师，现在一家人住在卢湾区马当路的一栋高层公寓里。家里早早用她的名字在静安区靠苏州河边上买了100多平米、价值80多万块的房子。林红说，虽然房产证上面写的是她名字，但她是那种傀儡性质的，完全爸妈做主的。那时候她刚刚从上外毕业，什么都不懂呢。

　　这个可爱的短发上海女孩，皮肤白皙，妆化得精致无痕，右手无名指上闪着晶莹的钻石戒指。无论是口音还是打扮，都已经无法和安徽联系起来。

　　王凌从安徽来到上海不过6年时间，至今乡音未改。她是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只有中学文化，可能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一条腿有些残疾，这些没有阻止她创造一个普通工薪阶层能够创造的最惊人奇迹：6年里她在上海买了6套房，卖了3套，至今住着1套，出租两套。

　　她这个奇迹的起因纯属意外，在安徽中国电信做接线员的王凌，看过小说《上海的早晨》，对那种生活非常向往，就在儿子5岁的时候，带儿子到上海音乐学院学钢琴，一次课200多块，一个月将近1000块，加上路费要1800块，跑来跑去钱都花光了，后来想想就过来住吧。

　　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刚过，很多房子包括一些外销房都空着。国家鼓励大家买房子，1998年上海有个政策，买房子可以办蓝印户口，王凌当时想买个房子还带户口这多好，把孩子户口办过来，享受教育资源嘛。刚在九亭买房的时候，那里还很荒凉，交通也不方便。一年后，房子像雨后春笋一样都出来了。房价天天看涨，盖出一层楼一个价。

　　王凌夫妇就在2000年夏天把股市里的钱全撤出来，买成房子，投入总共25万。6年内，除了本钱增加了三倍，而且这几年在上海的花销，儿子的教育经费都来自于房子的租金。而王凌认为最关键的是，上海学校根据住房所在地招生，他们在徐汇买了房子后，孩子就可以在徐汇中学上学了。

　　余曦身形魁梧，看起来不像安徽人，倒像山东大汉。早在10年前，他就知道复印《中国证券报》上的股市信息卖给股民，挣了好几万块钱，应该算是头脑和社会经验都不欠缺的人，但他融入上海之旅，似乎并不顺利。到上海5年，余曦一直租房，搬了4次家，从浦东陆家嘴一路向东，2006年元旦刚搬到宝山区，住在吴淞口长江边，离地铁一号线的终点站，乘公交还有十几站左右的距离。

　　余曦说，那些越来越远离上海中心和难以融入主流的人，关键在于丧失了赶在2003年前买房的机遇，余曦用他的安徽口音无比惋惜地总结说，现在看来，世纪之交正是资源资本化的关键时刻，以这个时间点为界限，先来后到就是个大问题，谁在那个时候把资源变现，谁就是成功人士。就好比郑和如果先到了美洲，就该我们给盎格鲁-萨克逊人发绿卡、办签证了。“而那几年，就是老百姓，也有机会的。”

　　“七十二家房客”

　　旧梦重温真正掌握机会的，是那些没有失去市场经济记忆的人。一个晴朗的傍晚，50出头的“老上海”贾新廷在自己办公室的阳台上，对记者讲起他的道理来：“中国的老百姓，对未来的考虑，以前是靠儿靠女，现在知道只有一个孩子，儿女不一定靠得上。就认为自己老了，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最好，什么最稳定呢，把房产租出去是最稳定。”“靠退休金？老百姓的日常开销国家也是给你的，但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就显得有点困难。老百姓的想法就是做个小房东。外国也是这样，香港的老太，自己住一个，另一个每月收租，电影里面《七十二家房客》，多厉害 ！”老贾有些记混了，《七十二家房客》讲的其实是老上海的故事。如果你留心，仍然能够在上海街头看到像贾先生这样的“老上海”，他们一头银发一丝不苟，总穿着在年轻人看来只有欧洲人才适合的暗格西服，甚至还打领结。与他们的装扮和西化饮食习惯相比，更值得年轻人学习的是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商业嗅觉，他们对市场经济的记忆一经唤醒就显得游刃有余。

　　老贾躺在阳台躺椅上，遥望小河对面的家，那是他的第一套房。老贾谦虚地说，“老婆说买房就买房嘛，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去买房子了，后来看到房子涨价了就很开心，我们2000年买的，不是考虑涨价，也没考虑赚钱。就是觉得自己有经济实力就买一套，不用外面租办公房了，也不是要搞房产，没有这种前卫的想法。”老贾的刻意低调和含糊其辞，都不能抹杀这样一个事实：他2000年入市的50多万，到2006年已经变成三套房，一套四房自己住，一套三房自己公司办公，还有一套300平米的商务写字间出租，每月两万元的租金收入。

　　他给上海人总结的两大梦想是：“一个像模像样的房子，一个自己的小公司。”老贾说，我们跟外地来上海打拼的人不能比，他们动不动身家几个亿。我这是典型的上海人的想法：有个住房，有个依靠，也有个平平安安的生活节奏。地利不如天时老贾不愿意跟他们比的“外地来上海打拼的人”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记者在一家驻沪香港地产顾问公司见到了他们的中国区董事陈浩民。

　　陈浩民的上海口音无可挑剔，领带花色保守而得体，除了比板寸还短的头发，再没什么能让人看出他不是上海人。实际上他是个地道的香港仔，到上海8年，用他的话讲，“去香港是自由行，到上海是回家来。”他一边给客人准备功夫茶，一边介绍这套茶具的由来。坐的时间一长，还是能发现不同：他脸上总有自然的微笑，他能每周腾出一天时间打球。这些和侍弄功夫茶一样，是能够在上海滩应付裕如的表现。“我租房住在虹桥，因为我喜欢打球，旁边有个高尔夫球场。”

　　租房自住的同时，陈浩民还在2005年底买了天山路一个楼盘，开盘是8000到9000元/平方米，今年是11000到13000元/平方米，涨了18%，但是“卖了还不够缴税。”据他说，租一套喜欢的房子自己住，买几套升值空间大的房子做投资，是上海外籍人士的惯例，他的很多朋友都这么做，都赚了。他的这一套投资理论在博客上发表后，成为广受网友追捧的理论。他经常引用的李嘉诚名言“见血的时候要出手”在上海投资客中间广为流传。

　　陈浩民说，“现在是满地鲜血的时候，今年准备买一些房子，正在看，我看好新地铁沿线。”真正能够跟得上这种“国际惯例”的人不多。进入市场经济的时间有长有短，收入水平相去悬殊，这是一场注定无法“公平”的竞争。上海某高校的赵晓申教授深有体会，“去年我去高丽大学，那个位置相当于复旦在上海的位置，交通等设施还是比较繁华的。一套房子也就100多万人民币，和我们差不多；但是他们人均收入要比我们高很多。首尔平均收入2000美金，上海人均2000块人民币吧。”

　　赵晓申说，从房价跟收入之比来看，中国的房子可能还是作为消费品比较好。只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完全防范别处的风吹动本地的草。“我爱我家”公司市场研究中心也监测到，自从北京2004年取消外国人定点居住的规定后，外资购房成为北京房产市场的强劲拉动力。

　　“我爱我家”市场研究中心租房的监测报告说，2005年是北京租房房源结构变化的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商品房房源开始超过公改房，成为出租房的主要提供者，这意味着投资型房东逐渐取代养老型房东，外地投资者开始取代本地房主。刘田说，从这个变化看，“国六条”实施细则强调限制投资型、投机性房地产，是相当敏锐的。他认为，2005年这个分水岭代表了一种趋势，但是“国六条”细则出台，投资型出租房、二手房在2006年的走势就不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