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钱要由创新决定，有新的创意就能带来更多的利益。”

　　“有时候我们不需要改变产品，而是要设法改变消费者对产品的看法。”

　　今天上午，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表演讲时，瑞典皇家工学院院长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将商业精神在工程师教育中的重要性提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全球，平均每秒钟就可能有一款新手机诞生，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究竟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工程师？工程师的创新能力从哪里来？本次论坛上的大学校长，尤其是理工科大学的校长们一致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要用新的教育理念培养出崭新意义上的工程师。

　　工科教育要鼓励商业精神

　　“一个产品的成功有时并不都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而是新的理念新的想法决定的。所以一个新工程师应该具备商业头脑，高等教育应该在教授理工科课程的同时鼓励学生们的商业创意”。

　　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反复向学生强调：如果你没有商业头脑，你就要学会更好地和商业人才合作。

　　就像纵横在中国家具装饰业的瑞典企业——宜家，它是一招鲜吃遍天！因为发明了一种新方法，可以将一整张桌子放在一个包里拿回家，给消费者在物流方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宜家凭借这一个想法，成为最大的跨国公司之一。

　　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为什么反复强调工科教育与商业结合？因为他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这位院长年轻的时候，到美国闯天下，也开了一家公司。他是学理科的，在产品开发上总有很多的创意。现在反观过去的成果，仍然很好。可他的产品一卖到美国那个巨大的市场，就被淹没。原因何在？这位来自瑞典的院长认为，就是自己和合作者都缺乏推销能力，没有企业家的眼光。

　　记者问福建大学校长吴敏生，“工业分工越来越细密，为什么工科学生反而都要接受商业训练？这和传统意义上工程师太不同了。”

　　吴校长举了一例，在计划经济时代，他的学生在上海一个锅炉厂工作，全厂一年只用生产两个锅炉。“这样的工程师可以很清高，不用担心流通环节、销售渠道，而现在的工程师超脱不起来了”。他指出，中国教育一直在努力，比如，“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是帮助大学生投入技术创新，而“挑战杯”的另一项赛事——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就是对大学生的商业训练。

　　创意挽救就业

　　在法国，大部分学生因为用人单位不愿意录用博士，刚毕业的工程师（“工程师”是国外的一种专门的工科教育的文凭，介于国内的学士和硕士之间——记者注）比博士收入还高，所以对读博士不感兴趣。法国企业认为，工程师教育让这些学生有了适应企业的创新能力，而这种能力在实验室里是培养不出来的。

　　欧洲的工程师学校都非常重视与企业携手。

　　他们相信，企业发展了赚钱了，大学就有了经费；企业愿意节约成本，而大学的创新成本是最低的。

　　安德斯·弗罗德施特洛姆预测，在未来10年，世界上会新增10亿消费者，他们摆脱贫困，需要更多花样翻新的产品。技术发展迅猛也给大学的进一步创新提供了可能。这位瑞典院长说，比如，过去婴儿的纸尿布用一次就要扔，而现在通过创新，有了让孩子能穿一个星期的纸尿裤。

　　创意对工程师教育的重要性还与就业紧密相连。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力得到解放，所以我们经常能看到跨国公司在裁员。5年前瑞典有5000个银行经理，现在有了互联网，很多业务不需要亲自到银行办理了，银行经理减缩到250个。“重新就业只能靠新技术，推出新行业，有新公司诞生，带来新的就业岗位”。

　　瑞典企业向安德斯描绘自己需要这样的工程师人才：这个毕业生除了要是一个合格的工程师外，他还应该有其他的技能，善于思考，有创意，能够解决问题，会演讲，甚至在必要的时候改变自己的个性。更重要的是，企业需要有企业家精神的工程师。所以，他会按照企业的需求培养工程师。

　　最后他说了两个让中国大学校长艳羡不已的数字——创意和创新在瑞典获得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占GDP的2％，而对大学研发资金的投入则达到了GDP的4％。

　　最好的工程师在企业的实验室里

　　法国国立高等先进技术学校（巴黎高科成员）校长迪克斯隆认为，通识教育是新工程师教育的基础。他的学生要接受扎实的基础理论教育，需要通晓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多门学科，让大多数学生具备做系统工程师和项目经理的起码标准。他指出，有必要让学生具有一种能力，就是能迅速学习迅速获得知识，以适应企业的变化。因为法国企业需要既有专业知识又具备全科能力的工程师。

　　同时，企业界高度参与他们的教育计划，相当一部分的老师是企业来的，学生毕业前还要在工厂进行10个月的实习。毕竟工程师学校搞科研要关注企业界的需要。

　　然而，企业有很多具体事务，会不会疏于理论研究和学术积累？

　　迪克斯隆校长也很重视企业教师的基本素质，但他举例，世界上最顶尖的航空工程师在空中客车公司的实验室里，他们比学校的教授更权威，所以必须请这些人来当老师。但他也对法国工程师的素养不满意，“我们的协和飞机在技术上是最棒的，而在商业上是失败的”。

　　“中国迫切需要工程师，但要在短期内培养出大批量的工程师我认为很困难。”江南大学校长陈坚说。他认为中国工科教育最大的瓶颈在师资。我们的年轻教师学历很高，炫目的文凭是通过科研得到的，必然，他们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会比较单薄。

　　陈坚很推崇他团队里的一位教授，此人在硕士毕业后在车间一步步当到副总工程师，再回来读博士，进入科研团队参与教学。他在学校技术转让的谈判过程中不可替代，他太了解企业了。“而这样的老师在中国的工程师教育中是凤毛麟角”。

　　而一些大学教师本来实践就不足，还不愿意在某个行业深深地扎下去进行专业积累。“他们热衷各种经费多的项目，哪个给钱多就干哪个，与自己的学术专长不匹配，最终干多少年也干不出什么”。他感叹：更别提向学生展示科学与技术的魅力了！

　　本报上海7月13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