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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发生在唐山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地震，一夜之间使4204个孩子失去父母沦为孤儿。从那时起，一个规模宏大、历时漫长、牵动着亿万颗心的救助孤儿的慈善工程开始了。下面的这个故事是无数感人故事中的一个。
文/马 嘶
在唐山地震孤儿中，名气最大、人们谈论得最多的要算是党姓三姐妹了。
地震发生时，她们都只是出生几个月的婴儿，救援者循婴儿的哭声找到了她们，从瓦砾中把她们一个个抱了出来。 没有一个亲人来认领她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她们是谁家的孩子。
最先把3个女婴救出来的究竟是谁?谁曾经收养过她们?她们曾经吸吮过哪个年轻母亲的乳汁?这一切都无从查考了，只给人们留下无尽的猜想和遐思。
我试图从已经20岁的党育新那里了解是谁把她救出来的，她说：“是解放军。这是董爷爷(指石家庄育红学校校长董玉国)告诉我的。”我问三姐妹谁大谁小，她又说：“这事儿董爷爷知道，他说过，我最小。”
这样，在我向读者讲述三姐妹那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时，就得先从董玉国和他的育红学校说起。
婴儿室里温柔梦
1976年9月8日，大地震发生之后第42天，一辆载着800多名孤儿的专列从唐山出发。在沿途几个大站停车时，一次又一次出现了使目击者终生难忘的热烈与悲怆相交汇的动人场面。列车到石家庄就停下不走了，孤儿们的归宿是刚刚建起来的育红学校。
这是一所使孤儿生活、学习、游戏在一起，有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吃穿住全由国家供给的新型学校，仅用1个月时间便建成使用。校长董玉国是一位开滦矿工出身、解放后上了大学的教育工作者，原任石家庄二中的书记，石家庄市委选派这位唐山籍工人出身的知识分子执掌育红学校，可谓用心良苦。学校的260多名干部、教师、医生、护士、保教人员是从十几个单位抽调来的。
孤儿中最引人注目的是3个仅有几个月的女婴，当学校里的阿姨从护送人员手中接过啼叫着的女婴时，竟心疼得哭了，她们把孩子紧紧搂在怀里，解开了衣扣，把乳头送进孩子的嘴里，女婴们才安静了下来。没有人向校方提供这3个女婴的名字，她们是无名的孤儿。董校长和阿姨们商量着要给她们取名，几个人搜索枯肠颇费了一番脑筋，汇聚了集体的智慧，才想出了好名字——因为孩子是党救出的，是党的女儿，那就姓党吧!于是3个女婴分别叫党育红、党育苗、党育新。这就是党姓三姐妹的由来。
婴儿室里冬暖夏凉，一年四季有明媚的阳光，有新鲜的空气。党姓三姐妹安睡在舒适的小床上，醒来时，黑亮亮的眼睛凝望着玻璃窗上斑驳的树影，常常会无端地笑起来。每当阿姨把软软的吸奶嘴送进她们红艳的唇间，她们便像吸吮着妈妈的乳头那样啜得嗞咂直响。
今日的党育苗和党育新在一起
三姐妹成了育红学校的宠儿，是阿姨们的心上肉，董校长也一天跑来几次看望她们。用董校长的话说，“孩子吃多了怕撑着，吃少了怕饿着，穿多了怕捂着，穿少了怕凉着。”孩子哭了，阿姨忙抱起来，摇着，悠着，拍着，哄着。等孩子睡去，她们便抓紧时间洗衣服、涮尿布、擦地板、整理内务。小育苗爱做恶梦，常在梦中惊吓得哭出来。为了让她睡得安生，阿姨夜间便搂着她睡。小育新胃不好，阿姨便喂小口、煮软食给她吃。
在暖融融的婴儿室里，三姐妹慢慢长大了，她们会走路了，会说话了，会看图画了，会认字了，会唱歌了……
三姐妹长到4岁那年，《唐山劳动日报》记者赵锡复来到育红学校，给她们拍了一张合影。老校长搂着3个胖女孩，4个人都微笑着，一种纯情的天伦之乐，表现了浓得化不开的人间亲情。
三姐妹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信函从四面八方飞来，询问她们的近况。北京钓鱼台实验小学寄来了一包小围裙，围裙上用彩色丝线分别绣着党育红、党育苗、党育新的名字。抚顺16中师生亲手为婴儿室的5个孤儿做了5双小鞋邮来。北京一家发行量很大的儿童杂志把三姐妹的彩色生活照做了封面画……
从1976年9月来到这里，到1984年6月回唐山，党育苗和党育新在这里住了8年(党育红5岁时离开)，从婴儿室、幼儿园到进了小学，她们脑子里没有“爸爸妈妈”的概念，只有阿姨、老师、校长，还有那些极为神圣的字眼：党，国家，解放军叔叔……
飞向大洋彼岸的安琪儿
人生如万花筒般变幻莫测，谁都不曾想到，5岁的党育红，她的生命忽然罩上了一层浪漫的传奇色彩，从此改变了她人生之旅的航程。
小育红的命运突然同中部欧洲那个美丽的国家紧密联系了起来。奥地利共和国的首都维也纳，住着一对有教养、有抱负、有成就、心地善良的夫妇汉斯·施耐德尔先生和苏珊女士。汉斯生于1939年，是作家和社会活动家；苏珊生于1941年，是维也纳文化界一位有名的职业妇女。两人都是奥中友协的创始人。
汉斯和苏珊1973年结婚，婚后生活愉快，事业上也多有建树。美中不足的是，结婚数年一直没有生儿育女。随着年龄的增长，心里在慢慢滋生了孤寂感和遗憾情结，越发有一种渴望下一代的急切心情，因而有了要收养一个女儿的强烈愿望。他们等待着这样的机会。
1979年9月，汉斯夫妇以奥中友协代表团团员的身份来中国访问，一踏上中国的国土，他们便深深爱上了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又热气蒸腾的东方国家，并且有了一种他们自己看来可能是奢望的想法：要是能够收养一个中国女孩该有多好!他们向一位中方陪同人员透露了这个想法，这位唐山籍的陪同人员不但支持他们，还给他们指点迷津：可以收养一个唐山地震孤儿。接着，他就向他们介绍了唐山孤儿的情况。汉斯夫妇怦然心动了，他们正式向中国对外友协提出了申请，对外友协也给河北省委写了一个报告。但当时尚处于改革开放的肇始期，人们的思想还是半封闭状态，觉得把一个中国孩子送给外国人收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了下来。
回到维也纳，汉斯夫妇焦急地等待着。翌年3月，苏珊再次来到北京，她去对外友协催问这件事，对外友协被她的真诚态度感动，遂再次致函河北省委。催办函和报告被送到省委书记手中，他很快做了批示：同意由苏珊夫妇收养一个唐山孤儿，但要选择没有亲人、社会关系极少的孩子。事情有了转机，有关单位开始了紧锣密鼓的行动。
育红学校推荐了党育苗，为落实省委书记的批示和苏珊提出的条件，外办工作人员带着党育苗回到唐山，详细进行了社会关系的调查，结果发现了她的姐姐李秀荣，这才知道党育苗原名李秀凤。党育苗的条件不符合要求，又换了党育新。外办人员把党育新带到唐山，经过调查，知道她尚有哥哥、姐姐、姥姥和姑姑，她的本名叫王立秋。党育新也不行，又轮到了党育红。外办人员带着党育红在唐山住了很多天，经多方查询，也没有找到她的任何亲属。她被选中了。
1980年8月8日，苏珊女士专程来唐山参加收养中国孤儿的交接仪式。当她抱起这个胖乎乎、活泼可爱的小女孩时，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她在孩子苹果般红润的脸蛋上吻了又吻，不住地喃喃着：“我的女儿真漂亮，真美……”她在会上致词说：“孩子名叫党育红，她会永远叫这个名字，让她永远记着，她是中国人，她的出生地是唐山。长大以后，如果她愿意回中国来，我们将尊重她个人的选择。”
党育红作为中奥友谊的安琪儿，远渡重洋，跟着母亲苏珊来到了诗一般的维也纳，住进贝德伦斯特区普莱士巷一幢清幽舒适的小楼里，屋子里有着暖融融的春意和高雅的文化氛围。为了更好地照料、培养女儿，苏珊竟辞去了她热爱着的工作，直到孩子长大，她才又去上班。
汉斯夫妇遵守着他们的诺言，没有给党育红改名，只是按奥地利人的习惯，在名字后面加上父名，叫育红·施耐德尔。
育红·施耐德尔如今已是20岁的漂亮女郎，她落落大方，讲一口纯正的德语。她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学校教育，如同她的父母那样，成了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她进了维也纳时装大学攻读时装设计专业，课余时间还学习音乐、舞蹈，补习中文。现在，她已能独立设计款式新颖、美观合体的时装，她自己的和妈妈的一些颇为中意的衣服就是她设计的。苏珊常常向别人夸赞女儿：“你们看，我女儿的手多么巧!”
做党的好苗苗
党育苗回到唐山时已经9岁了。她住进了社会福利院，由国家供养，读完了小学和中学。
小育苗生性好动，喜欢唱歌、跳舞，也喜欢冒险、玩恶作剧，她常常跟别人吵吵闹闹，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在人们眼中，她似乎是个不安分的孩子。不过，她小小年纪就做出几件颇为引人注目的事，以致人们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一次，老师在班上讲，某某地方闹了水灾，人们生活很艰难，动员同学们捐献些零用钱。党育苗一下子把积攒了好久的钱全部拿了出来，那数目很使人吃惊，成为班上捐献最多的人。她还说：“唐山大地震，全国人民来救咱们，现在那地方遭了灾，咱们也该去救他们。”还有一次，学校里开晚会，大家化装成各种各样的人，党育苗什么样的服装都不穿，非要穿那身绿军装。她说：“我就爱穿军装，长大了我要去当解放军。”从这一类事情上，人们看到了另一个党育苗，窥见了她心灵深处的东西。
党育苗15岁那年，有一件并非偶然发生的事，对她的成长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90年春节前夕，党育苗作为唐山地震孤儿的代表应邀去北京，参加由解放军总政治部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心连心”军民联欢晚会。那一天，还有一位解放军某团政治处主任吴兰恩，他是作为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唐山抗震救灾模范红二连”光荣称号的代表来参加晚会的。由于晚会主持人精心安排，素不相识的党育苗与吴兰恩戏剧性地会见，使得那场灾难中的救人者和被救者的两代人紧密联系了起来，党育苗更由此走上了不同以往的生活坦途。
吴兰恩出生于1953年，1972年入伍，唐山地震时，他在由彭德怀元帅亲手创建的平江起义团任红二连的代理排长。他们是最早进入唐山震区的救援部队之一，这个排负责抢救唐山火车站一带的蒙难者，以后又到市区的一些机关、工厂、街道搭救遇险群众。他率领的这个排，从瓦砾堆中一共抢救出了280个受难者。现在，吴兰恩是某集团军的一位团政委。
电视屏幕上党育苗与吴兰恩相见的动人场面，把那场晚会推向了高潮，会场上和电视机前，不知有多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晚会结束后，江泽民总书记轻抚着党育苗的头顶，语重心长地说：“党育苗，这名字取得好，你要做党的好苗苗。”他又叮嘱吴兰恩：要像亲人那样照顾好党育苗。”
总书记的一番话，使吴兰恩陡然觉得自己肩上压上了新的重任，仿佛有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赋予了他，他要不遗余力地把这个孤儿培育成党的好苗苗。他得知小育苗喜欢绿军装，回到家很快便给党育苗寄去了一套新军装。此后，他不断地给她写信、寄东西，也寄些零用钱。除了生活上的关怀，他还及时地给她以丰盈的思想营养，使小树嫩苗在阳光雨露的恩施下茁壮成长。
终于有一天，吴兰恩夫妇接到了苗苗这样一封信：“……亲爱的爸爸妈妈，当我看到别的孩子在父母面前撒娇的时候，多么想一头扑在你们的怀里啊!”这是真诚的表白，纯情的眷恋，也是孩子的祈求和热望。吴兰恩夫妇再也关闭不住感情的闸门了，如同父母想念着在远方的儿女，他们急切地想见到她，让她到身边来。就这样，1994年7月，他们把党育苗接到在河北涿州的家中。从此，孤儿党育苗终于有了一个日夜渴望的父母双全的家。
党育苗生活在父母身边，尝到了亲情似蜜的天伦之乐。妈妈教她织毛线活，裁剪衣服；她爱唱歌，就给她请了教声乐的家庭教师。父母疼爱她，但并不过分地溺爱她。他们深谙“树成材须勤修剪”的道理，也知道党育苗性格上不羁的一面，他们为她定出了生活方面的“约法三章”：不进舞厅，不随意外出，外出时不晚归。为了培养小育苗吃苦耐劳、生活简朴的好习惯，他们特意让她到离家较远、条件艰苦的地方去做临时工。
1995年元旦，党育苗终于实现了少年时就已确立的人生理想，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卫生战士。今天，这个英姿飒爽的女兵正在革命的大熔炉里经受着锻炼，她进步得很快。
“我姓党，永不改名”
近日，我在唐山市康复医疗中心化验室看到了穿着白大褂的党育新，她正在紧张地埋首工作，待下了班，才向我讲述了她的生活经历和心灵感受。
年已20的党育新脸上还保留着孩子的稚气和天真，但一谈起那些使人激动不已的往事，她就变得像个成年人那样的沉稳和严峻了。
党育新出生在唐山郊区一个农民之家，地震时才6个月，父母在地震中亡故，只剩下5岁的哥哥、2岁的姐姐和她。哥哥姐姐被姥姥和姑姑接过去，她就被送到石家庄育红学校。9岁时回到唐山，姥姥便把她接回家中。她在这里读完了小学和初中，费用均由国家负担。初中毕业后，为了减轻国家和家庭负担，她不想再升学了。唐山纺织技校赵校长得知后，觉得这样幼小年纪便停学实在太可惜，便主动接受了她，她成了技校一个不交费的特殊学生。她在那里学习了3年，1994年毕业。
震后，唐山市政府制定了一些特殊的优抚政策，对中学毕业后不再升学的孤儿，当年由劳动局优先安排就业，并尽量安排到经济效益好且有食宿条件的单位。党育新从纺织技校毕业后，民政局、劳动局为安排她就业颇费了一番心思，冯国安、王玉梅两位副市长也亲自为她谋划。那时，纺织业不景气，不能把她放到那里去，要找个好单位。他们东奔西走，找来找去，便找到了引进外资兴建的新型医院——康复医疗中心。这里环境清幽，房舍宽敞，设备齐全。1995年4月，党育新来到这里，在化验室当化验员。她在老化验员老师们指导下学习操作，双休日还到附近的华北煤炭医学院业余中专检验科进修。
党育新虽已回到亲人身边，但她始终没有改用原名，她说：“我不能忘了党的恩情，我姓党，永不改名。”她常常怀念育红学校那难忘的8年时光，怀念老校长、老师和阿姨们。提起老校长，她眼里便浮上亮晶晶的光。她说：“董爷爷待我们可亲哩!全校几百个学生，他都能叫出名来，至今也记得我们，我们每个人的脾气秉性他都知道。”去年10月，早已离休的老校长来唐山看望学生们，同学们辗转相告，集合起了100多人，在抗震纪念碑前同老校长合影留念，共叙别后之情。虽然分别多年，但老校长一下子就认出了党育新，他还不断地询问党育红和党育苗的近况。
党姓孤儿三姐妹已到了风华正茂的青春年华，各自开放着绚丽的生命花朵，但她们常常回味着婴儿室里的温柔梦。她们没有更早的记忆，她们的记忆是从那个洁净温暖的小屋里伴着阿姨们迷人的歌声开始的。她们知道，她们漫长的人生之旅就是从那里起步的，那是生命的真正起点，她们终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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