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了全面系统的阐释，预示着中国农村又一次深刻变革的到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云催生了文坛上写农村、写农民，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李束为和胡正“山药蛋”派作家。如今新农村建设如同在中国大地徐徐铺开的稿纸，作家何为？7月18日，记者专访中国作协副主席、省作协主席张平。

　　记者：新农村建设重在一个“新”，你怎么看这个“新”？

　　张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过去就有过，但今天给我们的感觉，则是崭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而且是必须的、必然的、及时的、重要的、重大的。即使增加更多的定语，也不会有人提出什么异议。一个新字，凸现了这个战略决策中带给我们的所有希冀：相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来讲，农村太落后了。新要新在农民上，只有新的农民，才会有真正新的农村。新要新在文化上，只有在具备新素质、新文化的农民身上，我们才会看到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农村是真正属于农民的，也才会有新农民和新农村的出现。

　　记者：新农村建设起步，作家该有怎样的作为？

　　张平：新农村建设作家应该在场。我深感庆幸的是，这一次令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国家和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力度、广度和决心。但我们也深知，这将很难很难。然而，正因为很难很难，才会让我们的作家感到这其中对文学的机遇和对文学的意义。建设新农村的过程，必然是催生农民蜕变和新一代农民显现的过程。而只有农村和农民的变迁，才会是真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迁。

　　记者：新农村建设，作家笔下会产生怎样新的形象？

　　张平：我深信，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迁，我们作家的笔下，农村和农民将不再仅仅是贫困、迷茫、挣扎、痛苦和血泪。我深信，在这一艰难而又卓绝的过程中，我们的作家不应缺席，不能缺席，也不会缺席。真正意义上的新一代的农民，将会首先显现在作家的笔下。应该感谢中国的作家，一大批描写农村或者涉及农村的作品，很多年来，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展露着这种赤诚的忧患：前所未有的城乡差别所带来的巨大的城乡鸿沟，包括人的，物质的，人性的。

　　随着电视连续剧《国家干部》的热播，作家张平连同他的作品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从张平的创作道路来看，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法撼汾西》《天网》等他创作的许许多多作品都与农村、农民紧密相连，包括《国家干部》同样写到农村。他在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三农”。

　　采访中，张平谈的最多的是农民，而且是带着情感谈农民：“农民是改革的最大奉献者和牺牲者，但农民又是改革最小最少的获益者和受益者。在大城市的物质繁华和一些富豪阶层的奢靡无度之下，不仅使乡村和边远地区，还有弱势阶层的利益受损，而且在道德上精神上使农民受到更大的伤害和摧残。面对着城市的灯红酒绿和富丽堂皇，农民的眼里不仅仅是怯懦、无奈、迷惘、困惑和自惭形秽，还有仇视、愤恨和敌对。对城市，对城里人，对整个社会，对改革，这确实是危机。”

　　更让作家忧患的是，城里人对眼前的农民除了口头上的怜悯和叹息外，更多的则是嫌弃、冷漠、嘲讽、鄙视和歧视。不信就看看城里人当今拍出来的农村电视剧和小品，差不多清一色都是闹星、笑星、丑星在演主角。傻、大、黑、粗、脏、懒、自私、麻木、保守、固执、愚昧、低俗、浅薄、贪婪、小聪明、小伎俩、不思进取、妄自尊大……似乎中国人所有的劣根性全都生在农村的农民身上。这只是城里一些人眼里的“农民”，或者只是城里人“创造”出来的供城里人观赏逗乐的“农民”。张平认为，这些农民并不是真正的农民，更不是真正的当代农民。

　　真诚的关注，深邃的思考，表达了作家与人民，与农民共命运的心声。我们相信：在时代精神的召唤下，作家定会秉承为农民写、写农民的优良传统，走出城堡，走向田野，与农村“零距离”，以撼人心魄的文学方式记录，写出新时代的“三里湾”和“李家庄”的风采和中国农民的心灵轨迹。

　　本报记者 李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