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医生剽窃中国同行”的前前后后

　　本报记者 李虎军

　　□实 习 生 林仲旻 袁 王月

　　“这不是一般层面的剽窃，这分明是抢！”黄红云怒气冲冲地说。

　　目前就职于北京西山医院的他，将矛头直指国外同行。学术界本非净土，媒体上也不乏学者被指剽窃的报道，但像黄红云这样由中国学者去指控国外同行剽窃的案例，却并不多见。

　　今年3月，英国自然出版集团旗下的《脊髓》杂志刊登了一篇病例报告（case report），介绍一位日本男性脊髓损伤患者在北京接受细胞移植手术的情况。

　　开展此项手术的是时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神经外二科主任的黄红云。但令人奇怪的是，病例报告的作者里面竟然没有他这位操刀医生的名字。报告列出的三位作者全部来自美国迈阿密大学，其中最主要的作者名叫格斯特（James Guest）。

　　事件回放

　　事情得从2004年7月说起。朝阳医院来了两位迈阿密的客人：格斯特博士及其同事钱铁（Tie Qian）博士，原因是黄红云的一项标新立异的工作吸引了他们。

　　据后来就职于北京西山医院的黄红云介绍，他从流产胎儿组织中提取出“嗅鞘细胞”——具有独特中枢神经修复功能的一种脑细胞，对脊髓损伤和运动神经元病等中枢神经顽症患者施行细胞移植手术。

　　格斯特和钱铁在朝阳医院期间，观察和搜集了多个病例的资料，并重点观察了18岁的日本患者松岭贵幸。

　　黄说，松岭8个月前滑雪时摔伤，脊髓损伤相当严重，后曾在日本接受手术和系统康复训练，但未获得任何功能改善。

　　在北京接受移植手术以后，松岭仍然无法行走。但根据黄红云的介绍，“术后数天，上肢和手腕出现运动功能的部分恢复，肩及上肢感觉也有恢复。回日本后逐渐发现躯干平衡能力增强”。

　　黄说，观察到松岭的恢复情况以后，格斯特表示了合作发表文章的意愿。

　　将研究工作发表在西方学术杂志，是黄红云的一大心结。他曾多次向《自然医学》、《科学》等著名杂志投稿，但换来的都是退稿信。英国《自然》杂志的一则新闻报道说，有学者认为黄的成果之所以无法在西方主流刊物上发表，主要原因是其治疗效果无法衡量。

　　在黄看来，格斯特及迈阿密项目的出现可能是一件好事情。“有人可能因此指责我崇洋媚外，但我是人，现实生活逼迫我不得不如此。”

　　如果黄选择与迈阿密同行合作，大概意味着发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为迈阿密大学拥有大型的脊髓损伤研治中心，学界地位高。

　　不过据黄介绍，他提出格斯特可以作为并列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则只能由他本人担任。

　　按照学术界惯例，第一作者通常是研究工作的具体执行者，通讯作者则是研究的负责人，文章知识产权通常也归通讯作者所有。

　　然而，黄说，格斯特回到美国后却要求担任通讯作者。“我当时就表示，论文宁肯不发，也不能答应。你没有提供经费，课题设计、操作和结果也不是你的呀！”

　　争议焦点

　　最终，格斯特彻底抛开了黄红云。2005年9月，他以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的名义，在《脊髓》杂志网络版发表了关于松岭的病例报告。今年3月，该报告又出现在该杂志的印刷版。

　　病例报告提到，格斯特和钱铁以观察者的身份在北京呆了12天，他们的观察研究旨在收集一种很受关注的细胞移植方法的相关信息。

　　报告对移植手术进行了详细描述，包括移植细胞的来源、培养及手术过程、术后情况等。黄说，报告中很多资料都是当初他向对方提供的，如今他对此后悔不已：“我当初真傻，把他们当成了做学问的人。”

　　格斯特等人在病例报告正文中没有提及黄，只是在文末“致谢”部分感谢黄允许他们接触病人。

　　看到这篇病例报告以后，黄说自己非常震惊，“如果是评论性文章，谁来写都可以，但这是病例报告，他有资格来写吗？”

　　这份病例报告除了刊载松岭病例的文字资料以外，还有几幅不露脸的上肢和手腕图片。

　　而黄出示了一份松岭口述、其祖母今年5月代签的声明，称松岭仅授权他在媒体或医学期刊上报道其医学资料。

　　根据黄红云秘书提供的松岭家号码，本报将电话打到了日本。电话那端，一个平静的声音证实了黄的说法：“这是黄教授自己研究的东西，却给他们发表了，我觉得这样的事情非常不好。”

　　一家医学杂志的副总编对记者说，病例报告通常都是由主治的医生来撰写，发表患者资料按理也需征得患者本人同意。

　　另据新华社报道，中华医学杂志副总编燕鸣评论说，按照国际通行的学术文章标准，美国的两位科学家根本不具备作者资格，其举动是明显的剽窃行为。

　　耐人寻味

　　美国Rutgers大学华裔教授杨咏威（Wise Young）是神经外科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黄红云曾在其实验室做访问研究。他对格斯特是否构成剽窃未予置评，原因是不清楚黄和格斯特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但他告诉记者：“文章发表后，作者里面没有黄医生，我感到惊讶。”

　　记者给格斯特及迈阿密大学瘫痪治疗项目负责人发去采访电邮，并多次给格斯特实验室电话留言。格斯特实验室的一位博士后说，他已将记者的采访要求转达格斯特。

　　《脊髓》杂志主编文德勒（Jean－Jacques Wyndaele）则将记者的采访电邮转给其主管单位自然出版集团。

　　一周以来，格斯特、迈阿密大学瘫痪治疗项目，以及自然出版集团均未回应，表现出耐人寻味的沉默。

　　不过，似乎同样耐人寻味的是，格斯特那篇病例报告刚发表出来时，黄红云并未公开指控对方。“如果单纯是剽窃，我可能也就放过去了。”他说。

　　黄的理由是，这毕竟是西方医学期刊上第一次有学术文章介绍其工作，可以引起更多同行的兴趣，而他一直希望更多人来了解其“重要发现”，深入挖掘这一领域。

　　正如杨咏威所说，外界很难确切知晓黄和格斯特在论文发表上有过怎样的故事。但这篇病例报告的发表，大概对黄也有一些益处。

　　例如，报告描述了患者术后短短数天即开始出现神经功能改善等重要现象。尽管报告措辞谨慎，强调尚需进行深入的独立分析，但对黄的移植手术似乎多少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态度。

　　此外，格斯特还在报告中证明手术符合朝阳医院及中国政府的相关规范，提供流产胎儿的女性和接受手术的患者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这样的“第三方证词”或许有助于减少国际学术界对于黄的伦理质疑。

　　风云突变

　　随后不久，风云突变。

　　今年3月，格斯特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博肯（Bruce Dobkin）博士等人合作，在多博肯担任主编的《神经康复及神经修复》杂志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这篇文章彻底激怒了黄红云。

　　文章几乎推翻了黄的工作：“在没有科学的临床试验方法以及公正的评估分析情况下，医生们应强烈建议病人放弃黄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参见本版《剽窃风波的背后：是重大突破还是学术泡沫？》）

　　黄则辩称，该文多处歪曲事实。此外，他表示不解的是，“格斯特以自己名义发表文章，（治疗效果）就是好的；转过脸来批评别人，就变成无效的了”。

　　于是，从今年4月起，黄红云和格斯特彻底决裂。黄开始向格斯特本人及迈阿密大学校方，以及《脊髓》杂志等多方投诉，称格斯特那篇病例报告是剽窃之作。

　　三个月过去了，黄红云的投诉基本上是石沉大海。他说，如果接下来仍然得不到满意答复，将考虑诉诸法律手段，“不能在中国起诉的话，就在美国起诉”。

　　（在本报临近付印前，记者收到了格斯特的电子邮件。格斯特未做出正面回答，但建议记者仔细阅读那篇病例报告的相关部分。）

　　剽窃风波的背后：

　　是重大突破还是学术泡沫？

　　本报记者 李虎军

　　一个特殊病例

　　一个中国医生的名字，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病人。

　　今年60岁的麦克吉尼斯（Doug McGuiness）先生曾经是一家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公司的总裁，生活在阳光充足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小城坦帕。但他不幸患上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一种运动神经元病。

　　对于运动神经元病和晚期脊髓损伤（SCI）等中枢神经系统顽症，医学界目前并不能提供有效的治疗策略。“得上了这类病，你就得等死。”麦克吉尼斯说。

　　2004年的一天，他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晚间节目看到北京的黄红云医生开展嗅鞘细胞移植治疗的报道，不禁为之心动。

　　早在2001年11月，黄就从流产胎儿组织中提取“嗅鞘细胞”——具有独特中枢神经修复功能的一种脑细胞，对两例晚期脊髓损伤患者施行了细胞移植手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栏目随即进行报道，誉之为重大医学突破。

　　黄说，此前他在国外已经完成这项移植手术的老鼠实验，但研究结果因故未能刊发在高水平的西方学术杂志，回到海军总医院后，最终将论文发表在该院的学报。

　　黄红云1982年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后在军医进修学院攻读医学博士学位。自1997年起，他在美国新泽西Rutgers大学华裔教授杨咏威（Wise Young）实验室和纽约大学医学院Paul Cooper实验室做访问研究。

　　2003年10月，已被特聘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神经外二科主任的黄及其同事在《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上发表论文，报告100多名患者的细胞移植治疗结果，很快引起国外学者及媒体的浓厚兴趣。

　　此后，他频频受邀去国外做学术报告，路透社、美联社、英国广播公司（BBC）等境外媒体也争相报道其手术。而境外媒体的密集报道又为他带来了更多像麦克吉尼斯这样的外国患者。

　　2005年3月，麦克吉尼斯在家人和朋友陪伴下飞赴北京，进行细胞移植手术。此时，黄红云的阵地已经转到北京西山医院。

　　当时，麦克吉尼斯是同科室病友中惟一能够行走的人，但走动已经非常艰难。他说，术后第一天，他原本含糊的话音就变得清晰起来。术后4个月，他回到了钟爱的高尔夫球场。

　　本月4日，麦克吉尼斯在西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移植手术。他说，这次手术是免费的，“可能黄医生想把我作为一个特殊病例来研究”。

　　可能冲击诺贝尔奖？

　　据介绍，目前在黄红云那里就诊的全是外国患者，分别来自意大利、伊朗、科威特等国家。

　　护士值班室外的墙上挂着伦敦、纽约等不同时区的钟，看起来就像一个宾馆服务台。走道两侧，张贴着许多外国患者开心一笑的照片。除了黄的医护团队以外，这个科室的病房及走道上几乎见不到中国面孔。

　　黄的细胞移植收费不菲。对国内患者，费用约为3万元人民币。对外国患者，费用则更是高达约2万美元。由于医疗保险不覆盖这样的手术，病人只能自己掏腰包。

　　西山医院原名北京工人疗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整体医疗条件难以与海军总医院和朝阳医院等三级甲等医院相匹敌。但无论如何，黄走到哪里，患者们就会跟到哪里。

　　黄说，几年来他先后收治上千例晚期脊髓损伤和运动神经元病等患者。

　　其中，“已治疗的600余例国内外晚期脊髓损伤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神经功能改善，70％以上患者生存质量有了很大提高”，“治疗的200余例运动神经元病患者，近期随访大部分患者病情逆转或保持稳定，彻底改变了该病神经功能恶化不可控制或逆转的悲观局面”。

　　如此庞大的病人数目，远远超过了黄的国内外同行。

　　黄对自己的工作颇为自豪。他在一份汇报材料中写道，“这一研究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临床上中枢神经不可修复的概念，使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变成现实。这是我国在世界医疗领域开创的极为少见的重要源头创新性治疗方法”。

　　根据这份汇报材料，2005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包括5位院士在内的2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在提案中建议科技部等部门给予科研立项和经费支持，理由是黄红云的研究“甚至有可能冲击诺贝尔医学奖”，但“仅仅依靠黄红云教授的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不过提案的牵头人，其身份并非医学界人士，而是陕西某民营企业的董事长，隶属农业界，在提案上签名的院士中有的也是农业专家。

　　没有对照试验

　　与这些政协委员的大力支持相比，医学界许多同行则对黄红云的工作表示出了质疑。

　　质疑的焦点之一是，黄没有按照医学界惯例开展对照试验，手术效果难以令人信服。

　　世界一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主编德莱森（Jeffrey Drazen）教授曾在2005年3月造访西山医院。当时，他建议黄设有假手术（sham surgery）对照的临床研究，并由独立的第三方进行结果分析。

　　黄则认为，设立假手术对照组不可行，“外科手术有风险，做假手术的话，对病人只有损害，这和日本的731部队有什么两样？”

　　但德莱森教授指出，有些新疗法在显示一定治疗作用的同时，可能还有潜在的甚至严重的不良作用，当我们想到假手术可能给对照组病人带来不必要损害时，也应想到治疗组病人或许要经历相似或更大损害才能获得新疗法。

　　因此，他告诉记者，“在对黄医生的技术做出恰当的评估之前，我认为这些技术不应该用于治疗。”

　　中国康复医学会副会长、南京医科大学康复医学系主任励建安教授也对记者说，他个人目前不会推荐患者去接受这类治疗，“在没有真正的医学研究证据之前，贸然进行大规模的细胞移植，存在医学伦理问题。”

　　一篇质疑文章

　　今年3月，《神经康复及神经修复》杂志刊登出一篇评述文章《北京的细胞移植：对最大规模人类慢性脊髓损伤临床试验的观察研究》，更是向黄红云提出了全面质疑。

　　文章作者包括该杂志主编、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多博肯（Bruce Dobkin），瑞士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的柯特（Armin Curt），以及美国迈阿密大学格斯特（James Guest）等。三人均是国际上脊髓损伤研究的权威专家。

　　该文中文版经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鲁朋哲博士翻译后，曾投向几家中国医学杂志，但均未被接受，后转到新语丝网站刊登。

　　多博肯等人独立观察研究7位接受黄红云医生手术的慢性脊髓损伤病人后，得出了对黄红云来说堪称致命的结论：“黄医生细胞移植程序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在没有科学的临床试验方法以及公正的评估分析情况下，医生们应强烈建议病人放弃黄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

　　文章还对媒体报道颇有微词，“西方媒体的见证报道在向脊髓损伤病人推介黄医生实验上起了重要作用，媒体应当努力以挑剔的眼光看待那些未被证实或夸大了的报告。”

　　文章称，应当正确认识传闻中所说的成功。例如，对那些患有慢性神经性疾病的人来说，心理和文化要素在患者感知一个新的治疗效果时往往会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有对照的随机临床试验就是为了排除这种影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博肯还强调：“如果黄医生不同意参加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他给病人注入的最多是转瞬即逝的希望”，“他可以在中国自由地开展手术，但美国科学界不会允许在美国如此行医”。

　　文章作者之一、迈阿密大学格斯特曾经访问过黄红云的医院（参见本版《“美国医生剽窃中国同行”的前前后后》）。而多博肯称，“格斯特在黄医生提供给他的组织中甚至没有发现嗅鞘细胞”。

　　黄曾反复声明，他移植的是嗅鞘细胞，而非神经干细胞——神经干细胞移植技术更为稚嫩，目前学术界甚至不能确定移植到体内的干细胞是否会发展为肿瘤细胞。

　　如果多博肯此言属实，对黄无疑是釜底抽薪。在那篇评述文章中，多博肯等人就认为，被移植细胞的性质不清楚，从黄医生及其同事所发表的文章中也很难找到答案。

　　杨咏威的有限支持

　　黄红云则在他那据说投资上千万元的实验室里告诉记者，他培养出的肯定是嗅鞘细胞。

　　黄也并不认同多博肯等人对于那7个病例的分析。而且，他引用Rutgers大学杨咏威教授在其主持的CareCure网上论坛所发表的评论来进行反驳：“多博肯的文章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科学评价的例子，他没有实地访问过黄医生的诊所，而且在黄医生做过的数百例手术中，仅仅评估了7例，再加上点道听途说，就得出了一些非常负面的结论”，“我在过去三年中访问黄的医院至少6次以上，接触了他的很多病人，我的观察证实了黄最近（在中国学术杂志上）报告的一些结果”。

　　杨咏威在神经外科界很有影响。美国《时代》周刊2001年评选出的18位科学和医学界顶尖人才中有两位华人，其中一位是发明艾滋病鸡尾酒疗法的何大一，另一位即是杨咏威。不过，杨咏威和黄红云并非完全独立的关系。黄曾在杨实验室做过访问研究，而杨计划在中国开展的脊髓损伤临床试验中，黄是合作者之一。

　　但即使是杨咏威，对黄红云也并非全盘支持。例如，他对记者说，不主张将嗅鞘细胞移植用于治疗患者，“因为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嗅鞘细胞有助于患者，相比之下，很多研究人员都报告了嗅鞘细胞对（脊髓损伤）患者的积极效果”。

　　争议仍在继续

　　新华社的报道称，那篇评论性文章是对黄红云几名病人的治疗效果“进行诋毁”，而将其翻译成中文投向多家中国国内杂志，以及相应政府医疗机构和学术团体的做法，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即“增加黄红云的业务前进阻力”。

　　多博肯等人则在评述文章中对其动机有一番解释：他们清楚对于手术前后进行评估的报告并不能替代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旨在鼓励对北京这种传闻和没有对照试验的真实客观分析，同时也向医生、研究人员、病人、民间组织和媒体提供有助于衡量黄医生细胞移植手术的风险和益处的资讯。

　　黄红云在病人中拥有不少支持者。有位名叫哈兰（Leo Hallan）的瘫痪病人，2004年到北京接受移植手术后，甚至建立了专门的网站，向病友详细介绍黄红云及其手术的信息。

　　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麦克吉尼斯说，他知道学术界有很多人批评黄红云，但他仍然坚定地相信黄。“黄医生从未宣称其治疗方法可以治愈我们的疾病，我们也并不奢望自己被治愈，只是希望他可以帮助我们延长一点生命而已。”

　　当然，也有患者对黄红云的治疗表示失望。例如，据《自然》杂志报道，一位德国艺术家因门多夫（Immendorff）接受治疗后称感觉可以移动他的手了，但不久后又称治疗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多博肯等人则在其评述文章中说，对于那些想得到比自己医疗系统更好治疗的脊髓损伤病人，寻求有争议的医学治疗是可以理解的个人选择。有些病人总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还没有被评估过、又过于自信的医生所提供的新的治疗方案上。

　　有关黄红云医生及其移植手术的争议仍在继续，而对一些患者来说，目前最关心的是他们何时可以得到黄医生的治疗。“我们的病人已经排到2007年12月了。”黄的秘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