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7-217:35:456月15日，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今日美国》发表文章称，中国使用注射死刑执行车，“是为了更便捷、更完整、更有效地摘取、买卖死刑犯的器官。”

　　“遵义中院绝对不存在这个情况。”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祖良反驳说，通过死刑执行车来摘取犯人器官是不可能的，“执行注射死刑后，死者尸体要接受殡仪馆、家属和法院三道环节的监督，不可能出现违反人权、买卖人体器官的情况”。

　　研制死刑执行车

　　全球实行注射死刑的国家只有三个，除美国、新加坡外，只有中国拥有注射死刑执行车，遵义中院又是国内第一个“吃螃蟹”者。

　　“第一个被执行者是张仕强。”李祖良回忆。外号“九指狂魔”的张仕强，因被指控杀死卖淫女和杂货店老板、强奸妇女并且预谋杀害狱警，2004年初被核准执行死刑。

　　2003年初?熏遵义市中院向市政府申请购买死刑执行车获得批准。李祖良派人到处“取经”，均无功而返，于是他下决心和重庆金冠汽车制造公司，联合研制改装注射死刑执行车。

　　让死亡变得更舒服些

　　“相比枪决，注射死刑方式更文明、更人道，能减少死刑犯的痛苦。”李祖良说，注射死刑方式也更容易得到死者家属的认可。

　　重庆律师邱兴盛曾在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6年，他回忆枪决场景时说，法院一般在行刑前一天，派人到交通方便的郊区马路旁找一块空地作为秘密、临时的刑场。执行当天，沿途都要戒严。为了保证命中率，枪决时法警与犯人的距离必须很近。“考虑到中国人有一种保全尸的观念，给死刑犯保存一个完整的面部，法警会叫犯人张开嘴巴，以便让子弹从他的嘴里穿出。”邱兴盛说。

　　对于那些担任“现代刽子手”的法警来说，每次执行任务，都要承受巨大心理恐惧。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死刑研究专家刘仁文说，“注射死刑带来的压力则要小得多。”

　　“注射死刑符合联合国在1984年通过的《保护面临死刑者权利的保障措施》的要求，即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执行死刑‘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刘仁文说。

　　死刑在中国

　　在古代应用广泛的“斩刑”带来的痛苦较轻，但“身首异处”却让国人感到更为屈辱和恐惧。

　　1910年5月15日，《大清现行刑律》规定死刑分为斩、绞两种；1914年11月27日，民国政府颁布《惩治盗匪法》，规定“死刑得用枪毙”。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沿用枪决的方式。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时，规定死刑“采用枪决或者注射等方法执行”。1997年3月28日，昆明市中院作为试点单位，执行了第一例注射死刑。

　　何去何从

　　伴随着注射死刑方式的缓慢推广，另一种质疑也开始出现，被注射死刑者往往是“贪官、有钱人”，从沈阳的刘涌到副省长王怀忠，从成克杰到亿万富翁袁宝璟，注射死刑似乎成为一种“待遇”，而普通刑事犯只能“挨枪子儿”。

　　“选择枪决或注射，不由罪犯本人选择，而由法院决定。”一位遵义刑庭法官透露，但是法院并没有具体明确的标准。

　　“虽然每次执行注射死刑的药价仅300元，但注射死刑的延伸成本却很高。”一位高院法官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规定，注射死刑的药物和一次性器材必须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发放。同时为确保药物安全，每一次执行注射死刑，地方法院必须单独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还要派两名法官坐飞机去北京领药”。一位法官说，“对很多地方法院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这样的局面显然不利于扩大注射死刑，这一更人性的死法的推广。据《南方周末》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