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准村支书助理”小童第一次来到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未来的三年时间里，她将在这里度过她的“村官”生活。到了宿舍，她大喜过望：“又有被子，又有柜子，还有卫生间！我还以为只有一张床呢。”

　　镇里安排小童一行17人住在了东茶坞村的敬老院里，她和同校师姐娟子两人同住一个房间。按照规定，今年京郊农村招聘的两千多名大学生“村官”近期将陆续上岗。

　　“我们并不需要他们设身处地来解决村里的问题，他们来这里主要是锻炼自己的。”

　　——前茶坞村村支书老金

　　2006年4月29日，京北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间教室里，刚通过今年大学生村官选拔笔试的法学硕士生娟子正在接受面试。微微发福的考官——桥梓镇前茶坞村村支书老金坐在她对面，表情严肃。

　　老金没有难为她，“我比较了一下，还就是她了。”娟子因为专业对口、语言表达能力强，从4个面试者中脱颖而出。

　　应聘京郊村官，可能是想走“从政”路线的娟子今年能使出的“最后一招”了。

　　村官面试前一个月，她在国家公务员考试中败下阵来。“去年4月我就开始在国家商务部实习，实习了这么久，我满以为能留在那里。那之后我有些沮丧。”娟子叹了口气表示无奈。

　　没过多久，娟子获得了去前茶坞村当“村支书助理”的机会，这既满足了她“想走从政路线”的愿望，还有可能解决北京户口。娟子的男友是北京人，他们正打算今年结婚。

　　和娟子一样，当“村官”是许多大学毕业生在即将跨入社会时最后的选择。每年3~4月份，考研、考公务员刚结束，大学校园招聘也渐入尾声，这个时候报考“村官”，对考研、考公务员失利的毕业生来说是最实惠的选择——只要选上了，就能拿到3万元左右的年薪，以后考研，还能有10分的加分。最重要的是，连续两年考核合格的外地大学生“村官”还能因此获得北京市户口。

　　“我周围的大学生‘村官’，几乎没有那种一门心思为农村做事情的理想主义者，大家都很现实。”在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当“村官”的小汤说。

　　“我一直觉得这项政策的好处在于，好了（大学生）自己。”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教授程漱兰说。“大学生在农村能获得基层工作经验，学到为人处世的道理，这对他们未来的发展大有好处。”

　　“其实，并不需要他们设身处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前茶坞村支书老金也认为大学生“村官”能带给他们村的改变很有限。他说：“他们来这里主要是锻炼自己的。”

　　“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跟这群孩子搭不上话儿。”

　　——桥梓镇村民

　　7月19日，前茶坞村村主任老刘在办公室里说起了前几天遇到的一件得意事——他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可他写的村务工作报告居然比大学生“村官”写的还长。

　　“那天我在打印铺见到了邻村的干部，他正在打印他们村的村务报告呢。当时他把他们村大学生助理帮着写的报告拿给我看。”老刘接过来一看，就两页纸，用A4纸打印出来才一页半。他当时就乐了。“我跟他说，嗯，这纸上的字儿写得还挺清秀的。这种事情要搁我写，怎么着也得写出个四五页吧。”老刘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敲着桌子，“你看啊，这个村里的经济建设，植树防火、精神文明好多都可以写呢。不过他们不了解情况，怎么着也写不出来啊。”

　　1小时前，一群叽叽喳喳的女“村官”就已经在宿舍讨论过“帮村里写报告”这件郁闷事了。“我们村里的干部让我写来着，可是我刚来不久，根本不了解情况，只能在字句上做文章。”桥梓镇“村官”之一小洪说。

　　农村复杂的人际关系、琐碎的村务，都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熟悉村里的情况。有人说，在农村，不知道张家的猫和李家的狗打架，工作就没法做。

　　和娟子同在一村工作的妇联主任从事妇女工作已经12年了。她知道村里哪个是育龄妇女，哪个做了绝育手术。还有这个村的会计，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干了20年，他连每家养了几口猪、几只羊都清楚。

　　娟子上任的第一天，妇联主任就拉着她的手，告诉她：“姑娘，要边学边干，边学边干。”她说这话的时候着重强调了“学”字。

　　为了“学”，娟子每天都骑着她那辆为“村书记助理”专门配备的“永久”牌自行车，在这个横平竖直只有两条大街的小村子里转悠。

　　7月19日中午上班之前，娟子提前半个小时从宿舍出发。在村里转悠的时候，她看见路边蹲着一只几个月大的小狼狗，看上去病恹恹的。娟子停下车，蹲下身去胡噜了一下小狗的脑袋，副食店的老板娘立即推门而出，瞪大了眼睛警惕地盯着她。娟子没说话，只好推着车走了。

　　一路上，村里人都在看那辆自行车，却没人和娟子打招呼。“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跟这群孩子搭不上话儿。”镇上的一个村民说。

　　“在农村里，大学生来了是一回事，村民和村干部容不容你又是一回事。”村支书老金说。小汤则认为：“有些村民肯定对大学生下到农村去挺怀疑的。”

　　不过，娟子倒并不在意村民对她的冷淡，“还有三年呢，三年的时间，我肯定能把这里的家家户户都摸清楚。”

　　“留住本村的大学生比招聘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更有帮助。”

　　——农村问题专家程漱兰教授

　　2004年4月，大学毕业后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的河南浚县新镇镇长屯村人靳利现，回村当了村委会主任助理，那一年他已经30岁了。他首先为村里修通了路，又拿自己妻子的哥哥“开刀”，收回了村里的门面房和面粉厂，再面向全村重新招标，村集体因此每年增收近10万元。2005年5月，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靳利现高票当选村委会主任。

　　相比于靳利现的成功，不少大学生“村官”有着“先天不足”：他们刚出校门，对农村的处世哲学不甚了解。这样一来，一边是大学生“村官”有劲儿使不出来，一边是农民对知识的极度渴求。

　　桥梓镇里，村干部多是高中文化程度。“对电脑、打印机那样的东西，我们也就比文盲强一点儿。”前茶坞村村主任老刘说，“大学生当个‘村官’，能提高农村干部的知识和层次面。”

　　实际上，很多农村地区面临的情况，可能并不是缺乏建设者，而是农村自己培养的大学生、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严重。

　　“他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自己的利益，想着怎么多赚些钱。”小汤说。

　　“要让我当‘村官’，干个两三年之后，肯定不再多干了。咱农村人虽然也不是说回农村不好，但是多接触社会还是比窝在家里强。”怀柔区庙城的一名村民这样说。

　　“农村是个流动的社会，是面向市场的。但是村里培养出来的孩子都愿意外出打工，留守的大多是老人、孩子。”程漱兰教授建议说，“增强农村自身的吸引力，留住本村的大学生比招聘大学生‘村官’对新农村建设更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