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作为“第五代”的开山之作，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问世。只是由于曲折多舛，《一个和八个》在中国电影史上的影响，反不如晚于它的《黄土地》，而曲折的原因之一，是影片结尾的情节：老土匪“大烟枪”（八个土匪之一），用仅存的最后一颗子弹，射中了已经被一群鬼子撕碎衣服的八路军女卫生员，替她作出了以死捍卫贞操的选择。而审片机关却认为这样的结局过于悲观，于是公映时的结尾改为“大烟枪”用最后一梭子弹，打死了所有企图强暴女八路的鬼子，替她除暴安良、维护了贞操。当时电影界的一致意见是：行政部门的干预，是一次“化神奇为腐朽”的蠢行。

　　但无论是原来之神奇，或是修改后的腐朽，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的命运，都不是出于她自己的选择，她的命运始终掌握在别人的手中——幕前是土匪“大烟枪”，幕后是导演张军钊、电影局，幕后之幕后，则是某种“普世”的或“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无论是一枪打死“女人”，还是一梭子打死小鬼子，过去恶贯满盈的老土匪，都因为维护了同胞姐妹的贞操而在观众的掌声中转变为维护了民族尊严的英雄。

　　而在我们的视线之外，电影女主人公的真实命运可能以另外的第三种方式存在：拯救者没有及时出现，她未能逃脱被强暴的厄运。其实只有到那时，命运才重新交回到她自己手上——遭受强暴之后，活，还是不活？

　　同样的问题，今天被女作家陈岚以一种激烈的方式重新提出：面对强奸的威胁，女性要不要以生命为代价捍卫贞操？陈岚以一个激烈的句式，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判断：“面对强奸犯，冒死反抗是人类的耻辱！”但她的结论显然没有得到公众的一致赞同，围绕她的观点出现了激烈辩论。

　　陈岚和她的支持者们，显然是以“生命高于贞操”的价值排序，作为不鼓励女性冒死反抗强暴的依据。但非常遗憾的是，陈岚在她的帖子里，把女性冒死反抗强奸的动因，归结于她背后的“某个男人”的性权力，显然弱化了她所提出的命题。一个具体男人的性权力，显然并不足以动摇女性的生命价值，只有当一个社会的价值谱系中，或公然或隐蔽地为女性作出“贞操高于生命”的价值排序时，女性面对强暴时的冒死反抗，才有可能成为受到舆论鼓励和表彰的“义举”，甚至成为女性面对强暴时的“自主”或“本能”的选择。

　　在网上的讨论中，有人提出“面对强奸，没有预设只有决定”，似乎是把选择的权利交还给了女性，但如果女性“贞操高于生命”的社会价值谱系不曾改变，则女性面对强暴时的命运便和《一个和八个》中的女主人公一样，实际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是举枪瞄准她的不是某个具体的“大烟枪”，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他人”——男人和女人。而当这样的“他人”构成女性无可逃遁的生存环境时，女性的“选择”本身就已经被“他人”所绑架——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自杀就是他杀。

　　张天蔚，北京青年报社评部主任，著名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