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论剑
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说：如果一个有钱人愿把钱捐给斯坦福，希望把大学规模扩建一倍，这笔钱斯坦福不会要。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陈统奎（记者）
7月的浦东干部学院，因为中外大学校长的到来而异彩纷呈。7天里，14位全球知名大学校长和6位香港大学校长与中国大陆的同行们共话大学的“昨天今天明天”。
他们不是坐而论道的清客，而是掌握中国乃至世界著名大学命脉的大学CEO，对中国而言，他们的“头脑风暴”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小大学”与“大航母”
在本届论坛上，美国斯坦福大学校长约翰·亨尼斯因其犀利的语言显得格外耀眼。亨尼斯直言不讳：中国大学必须思考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之间的矛盾。
亨尼斯打趣道：假设有一个很有钱的人，他愿把花不完的钱捐给斯坦福，希望把大学规模扩建一倍，但是这笔钱斯坦福不能接，因为“不可能一朝搞定，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才可能把同等质量的老师招到”。
在亨尼斯看来，世界级教授永远是稀缺资源，而聘请这些教授大学都是要花大本钱的，大学扩张谈何容易。约翰·亨尼斯津津乐道的是，斯坦福大学是一所“小大学”，学生们很容易接触到校园里的世界级教授，即使本科生也有25％参与到教授们的科研项目中，“本科生能为教授们做的很少，但是这增加了他们与教授对话的机会”。
亨尼斯说，大学显然可以在短时间内建造大批新建筑，但是在一定时间内，教学质量势必下降，“如果斯坦福的校园增加一倍，学生的人数也增加一倍，那么，我们这所大学要花20年才能达到原有的教学质量”。
亨尼斯就这样对大学合并扩张打造“大学航母”之风大唱反调，几次重复“20年”这个时间概念。他说，最近几十年中，美国几所著名的私立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学生人数始终保持在1．5万人至2万人之间。“小大学”格局确实保证了斯坦福大学教学质量的高品质，使斯坦福拥有很好的名声，“我们就像一个磁场一样，能吸引学生来”。
“我们的大学很小。”英国剑桥大学副校长伊安·莱斯利也如此说。剑桥大学的在校生跟斯坦福一样，保持在1．8万人，他也跟亨尼斯一样，对“小大学”情有独钟。
他尽管拥有30个学院，但是剑桥一直保持了“小大学”的格局，莱斯利说这跟剑桥实行的导师制密切相关。“在剑桥，每三四个学生就安排一位导师。学生与导师一般每周见一次面，时间在三四个小时。这使学生的问题，包括课上的和课外的，可以得到及时的解决。”
然而，本科生导师辅导制是一项昂贵的制度，没有大量资金的投入是难以实行的，“这得花很多的钱”。因此，剑桥的本科教育是亏损的，这样昂贵的教育成本就决定了，剑桥只能走“小大学”的道路。
尽管斯坦福和剑桥等私立世界著名大学选择“小大学”之路，但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的华人校长杨祖佑却提供了2个“大学航母”的标本——加州大学和加州州立大学。加州大学是加利福尼亚最好的大学，加州最好的中学毕业生（约12．5％）进入加州大学学习，加州34％的毕业生进入加州州立大学学习。前者是一艘拥有10个校区，20万名学生的“大学航母”，后者是一艘拥有23个校区，40万名学生的巨型“大学航母”。
如今中国大陆也出现了数家拥有几个校区，在校生超过5万人的“大学航母”。不过加州的“大学航母”与中国的“大学航母”体制不同，它的体制有点类似于美国的联邦制，分校其实是一所相当独立的校区，分校的办学自主性其实已经使它成为了一所“小大学”，而办学自主权有效地激励了校长。
杨祖佑是1994年开始担任圣巴巴拉分校第五任校长的，从1998年到2004年，圣塔巴巴拉分校就出了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令人传颂的奇迹。这，与杨祖佑校长集中资源办最有可能跃居美国大学前列的学科、专业与聘请最优秀的教授的治校理念息息相关。圣巴巴拉分校原先准备办法学院，经调研，新办的法学院要经过20年才能达到美国大学的100名左右。杨祖佑毅然放弃了法学院而改办更有前景的环境学院。
在加州大学这艘“大学航母”中，杨祖佑在圣巴巴拉分校办“小大学”，不仅办出特色，而且办出成绩。杨祖佑治理“小大学”的得心应手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这艘“大学航母”的瘦身疼痛形成了鲜明对比。
创建于1908年阿尔伯塔大学是加拿大5所最大的综合性大学之一，瘦身后依然是一艘拥有36500名学生和12000多名全职和非全职教职员工的小型“大学航母”。在过去的10年中，阿尔伯塔将81个教学单位缩减到61个，削减冗员，从而节省了大量的资金。
在对学生授课上，阿尔伯塔努力减少大讲堂的讲座方式，“500个学生坐在一个大讲堂里看着一个老学究在那里照本宣科，这种方式肯定是要取消的。”名誉校长罗德里克·弗雷泽博士在演讲中指出，阿尔伯塔要求老师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苏格拉底式的互动。
阿尔伯塔走的是一条“反扩张”之路，让学生从大学瘦身中得益，但是这场改革经历了种种疼痛，大胆革新的新校长下令35％的人提前退休，并且顶住了地方政府削减21％的赠款的艰难局面。阿尔伯塔瘦身的疼痛经历或许可以提醒世人，“大学航母”不宜盲目追求。
“做大学校长，千万不要野心太大。”
全球化与囿于一室
变革、全球化、国际经验……
这是大学CEO们演讲中不断地重复的词汇，对于我们身处的21世纪，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安西祐一郎的描述颇为精辟：全球化、数字化、知识共有化。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大学如何在大变革时代不迷失自我？校长们开出的药方是——open and movability（开放与互动）。斯坦福的亨尼斯是这种理念的践行者。目前，斯坦福已经在全球建立了十几个海外研究中心，在中国斯坦福也与北大共建了一所研究中心，斯坦福本科生中的35％都会有短期或长期到海外研究中心学习的机会，“目的是使斯坦福的学生具有一种国际视野”。
“如果你问那些已经毕业的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在本科阶段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很多人都会说他们在海外的学习是印象最深刻、学习充满活力的时光。”
亨尼斯说，斯坦福的本科生在进校的时候便被告知，大三的时候他们将被派往海外学习，希望前往哪个国家就请学好这个国家的语言。而当这些学生从海外学习归来，“最明显的变化是所去的那个国家的语言他学得更好了。”
“作为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作为知识中心的大学也越来越注意国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圣塔巴巴拉的杨祖佑讲道，这是加州大学的治校理念。
至今，加州大学已经与35个国家的150所大学签订协议，每年有4500名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其中，2／3去了欧洲，1／3去了亚洲。加州大学已与中国的10所大学进行“10＋10”的合作计划。杨祖佑主政的圣塔巴巴拉分校，更是大力吸收外国留学生，人数多达千余，其中多数是东亚的学生。
高举这面旗帜的还有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目前，香港大学的外国学生已经占到学生数的15％，另外港大也已和54个国家（地区）的150个学院建立了伙伴关系，每年交换生多达1700多名，并与其他著名大学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等开展1＋2或2＋2的联合培养方式，“国际化是推动我们大学进步的源泉”，港大的抱负是“培育具国际视野的领袖”。
“卓越是全球意义上的，不仅仅是对当地环境而言。”徐立之强调，港大是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倡导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
不仅是香港地区和美国的大学拥抱开放主义，欧洲的大学正在进行一项史无前例的跨国跨校学生互动交流工程——“博洛尼亚进程”。“博洛尼亚进程”始于1999年，其目的是协调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一项指标是提高学生们在欧洲高等教育区域内的流动性。
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校长安东尼奥·诺沃阿介绍说，目前里斯本大学有10％到12％的学生出国学习，随着“博洛尼亚进程”的推进，未来5年间里斯本大学30％的学生在就读期间将拥有出国学习的机会。
事实上，欧洲促进学生国际化最成功的是“阿罗思马斯”项目，该项目利用小额资助鼓励学生到其他国家学习1年，促进学生、教授的国际交流。“在过去15年中许多学生因该项目而获得了国际经验。”诺沃阿介绍说。
目前，欧洲的大学正在构建一个全欧大学学分互认机构，从而实行统一评价学生学业标准的ECTS学分制，使学生的学业情况具备可比性，进而增加了学生流动的可能性。这正是“博洛尼亚进程”的核心理念，合作与共享。
按理说，“走出去”战略定会人人拥抱，但是剑桥大学的莱斯利明确地对记者们说NO，“我们认为本科生还是呆在剑桥安心学习比较好。”莱斯利说，本科阶段剑桥的外国留学生也非常少。
尽管剑桥本科生“囿于一室”，但是剑桥的研究生教育却非常国际化，莱斯利说，剑桥的研究生72％来自其他大学，而42％的研究生是国外留学生。一收一放，剑桥在全球化面前步调自如，令很多中国大学校长叹为观止。
中国大学生“囿于一室”久矣。面对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国大学校长们无不伸出双手作拥抱状，“少壮派”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展涛表现得最引人注目，他要把山东大学办成一所“国际化的大学”，“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任何一所大学都必须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
展涛说，山东大学与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所大学建立了良好的校际交流关系，每年聘请的长短期外国专家350多人，有来自57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近2000人，每年该校有150名左右的教师和近500名学生到世界各国去学习交流。不过，山东大学是一所拥有5万多名在校生的“大学航母”，其实其参与国际交流的学生尚不足1％，远远落后于前述的外国和香港大学。
“在全球化时代，研究型大学要培养领袖型人才，必须加强学生在国际间的movability。”这是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在本届论坛上的观点。
然而，即使是复旦大学，每年也只有600名左右的学生参与国际交流，所占比例不过1．4％，即使像校长王生洪所言，5年后达到1500名，所占比例也不过3．4％。在“大学航母”就读的绝大多数学生，“囿于一室”之命运定矣。
科技园PK机构公民
“机构公民”这个概念是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在7月18日的主旨讲演中提出的。他演讲的题目是“大学如何服务于社会”。
雷文说，21世纪的大学已不再是一座象牙塔，时代对大学的要求不但需要大学通过生产知识为人类谋福祉，并要求大学做好一个机构公民——大学通过参与社区建设、提供智力支持的方式直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邻里”（学校周边）关系的改善、公共教育、健康关怀、社会服务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做出自己的贡献。
“大学也可以通过以身作则，使学生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做好的社会公民的方式来间接地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雷文说。
雷文的话翻译到中国的话语系统，其实就是“大学的使命”。
只不过，中国的大学校长们或许还没想得那么远。“科技园”是本届论坛中国大学校长提及最多的一个词汇，无论是斯坦福的亨尼斯，还是剑桥的莱斯利，都被中国校长们提问。7月16日，莱斯利做完主旨演讲后，南昌大学校长周文斌第一个站起来，请他评价刚刚参观过的江西省大学科技园区。
“江西省3年内建成如此大的大学科技园区令人瞠目结舌。”莱斯利表达了他的惊讶，他说，江西省大学科技园区的规模恐怕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无法相比的。
这些年，中国的大学校长们一边扩招研究生，一边上马大学科技园，他们视耶鲁和哈佛为研究型大学，视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学院为创业型大学，而他们在中国做着“鱼和熊掌”兼得的实践。
要理解中国的大学校长为什么那么热衷大学科技园，再听一听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校长斯图尔特·麦卡钦的演讲就更清楚了——过去的10年，奥克兰大学的研究的成果转化收入急速增长，现在学校来自企业的收入为1．5亿元，占总收入的25％，相当于每取得5元的收入，就有1元是来自公私企业的。
麦卡钦说，尽管他颇为奥克兰大学已经“过多地”关注科研成果转化，身陷商业行为的苦恼，但是此举使大学摆脱了过分依赖政府资源的尴尬处境。麦卡钦一句话就说到了中国校长们的心坎上。
中国的校长们太盼望摆脱这种依赖性了。他们还有点羡慕日本庆应大学的校长安西祐一郎。
在演讲中，安西祐一郎向中国校长们罗列了一串数字：私立的庆应大学一年经费总收入比例，其中学费占37％，捐助占4％，商业活动收入占6％，大学医院收入34％，政府补贴占11％，其他为8％。而国立大学东京大学每年经费总收入比例，政府补贴用于设施维修占10％，学费占11％，大学医院收入占19％，政府拨款用于营运开支占60％。
安西祐一郎得出的结论是，财力上的独立使得“庆应大学可以做真实的自我”，实现教学和科研的自由独立。不过，安西祐一郎话锋一转，提醒中国的同行们：“私立大学与国（公）立大学的目标均是为公众服务，大学的服务是一种公众产品。”
在安西祐一郎看来，大学追求收入来源多样化无可厚非，但是大学做到“真实的自我”要义在于大学是为公众服务。用斯坦福的亨尼斯的话来说，创建公司不是大学的主业。回望中国大学，创办校企，兴建大学科技园，这些步伐都远远超越了“大学的使命”。
即使麻省理工学院，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创立了4000多家公司，并且以每年150家的速度增长，不过那都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所为，而不是麻省理工学院。这是雷文向中国同行强调的一个事实。
在演讲中，雷文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充满赞赏，在他看来，一所大学的毕业生通过直接创业，服务当地经济，改善公众福祉，这就是大学做好机构公民的价值所在。他1993年执政耶鲁大学以来，带领师生积极参与社区建设计划、就业培训、开展扫盲运动等行动，成功地改变了纽黑文市的城市形象，使一度就业低迷、市井混乱的纽黑文市被纽约时报评为最适于旅游的城市之一。
论坛最后一天下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特邀发表了题为“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北京大学的经验”的演讲，为本届论坛画上了完满句号——
“现代研究型大学是新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不意味着要把大学变成一个商业机构……教育是消除贫困的有利武器之一，以教育消除贫困是大学的社会责任。”
火爆“港校热”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说：“中国有那么多好学生，怎么能抢得光？”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陈统奎（记者）
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人们不亦乐乎地讨论着：香港8所高校全面进入内地招生会不会抢走本该属于内地名校的优质生源，清华北大会不会因为丢失顶尖学生而沦为二流大学？
记者从香港中文大学官方网站得知，在首轮结束的7省区市录取工作中，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录取了广东、广西、江西和山东的4名高考状元。一场没有硝烟的人才争夺战正在上演。
火爆2006
在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与会的香港6所大学的校长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7月15日上午，香港理工大学潘宗光校长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今年我们在内地招生240多名，但是有1万多名学生申请。”他向《新民周刊》陈述这个事实时身体前倾，睁大眼睛，一副意想不到的惊讶之状。
潘宗光说，如此火爆的申请人数让香港理工大学招生工作颇感吃力，如何筛选分布在20个省市的1万多名申请考生不是一个小问题，香港理工大学不愿意单凭高考成绩来招收学生，但是要对1万多名申请考生一一面试，那又是一项难以想象的庞大工程。
“结果最大的依据还是高考分数。”潘宗光无奈地说。尽管最后被录取的学生都有面试，但是面试制度被削弱了，他很不满意这种被动的招生方式，“香港理工大学很看重学生的潜质，但是高考分数无法体现学生的各种潜质。”今年膨胀的申请人数给香港理工大学出了一道难题， “香港理工大学必须尽快探索出一套适用于内地特殊国情的招生制度”。
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陈坤耀对今年内地学生的“港校热”也惊讶连连，“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岭南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但是有2000多人申请我们学校的30个名额”。陈坤耀对《新民周刊》说。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同样“春风满面”，港大200多个招生名额，亦引来1万多个申请者。7月15日，香港大学正式公布内地本科生录取名单，今年北京高考文科第一名榜上有名，而此人已被北京大学录取。此次香港大学在内地共计划招收325名学生，比今年3月公布的250名计划招生数扩招了30％，这是一份大丰收结局的录取名单。香港大学官方网站透露，今年有6位各省市的“状元”获港大录取。
事实上，香港每一所大学都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这股“港校热”。香港科技大学也收到6300份报名申请，而其招生人数仅为160人，招生比例高达近40：1，远远高出内地高考录取平均比例3：1的水平。
内地生情结
“奖学金问题有误解……”7月13日的浦东干部学院会议中心报告厅，面对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校长对50万高额奖学金的质疑，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耐心解释。
香港中文大学今年在内地计划招生270名，向其中100名提供每人50万港币的全额奖学金。上海财经大学谈敏校长关切的正是“50万”这个数字，在内地很多人看来，“50万”确实是一个“天文数字”，谈校长由此认为这是一种吸引生源的策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香港高校天价奖学金逼抢四川理科冠军”，这是人们从报纸上便看到的标题。有人声称，这是一场以高额奖学金换取“极高分”考生的数字游戏。刘遵义解释说，50万看上去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外地生的一年学费是8万，相当于内地重点大学的15倍左右，除此之外学生还要交住宿费、课本费，剩下来的钱才是生活费，“其实也不是很丰富的奖学金，只够维持一个学生4年的基本费用”。
事实上，在香港培养一名大学生，费用远还不止50万。潘宗光告诉记者，培养一个大学生一年大约需要20万港币，香港特区政府规定，招收外地生一年学费不得低于6万港币，差额由特区政府补贴。而香港各个大学外地生学费各不一样，潘宗光很得意的是，他执行的是最低标准，只收6万，其他大学如香港大学是7万，香港中文大学8万。
正因为这样，香港特区政府规定，香港所有大学招收外地生源不得超过10％。目前，香港所有高校一年招生全部本科生为14500多名，这就是说香港高校招收外地生源最多不得超过1450多名。目前，香港高校的外地生源6％来自于内地，这几年这一比例都在持续增加。
在7月13日的“港校专场”新闻发布会上，《新民周刊》记者向刘遵义和徐立之发问：“有传闻说香港高校招收外地生源比例将从10％提高到25％是否属实？”“25％是长期的目标。”徐立之回答说，未来3到5年还不可能实现，但是他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支持这样的变化，“在美国公立大学密歇根大学，外地生达到35％，这对公立大学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只是大学的愿望，能不能实现还要看特区政府的意愿，每一个内地生在香港念书，特区政府都要补贴巨额费用，而这些都是香港纳税人的钱。”潘宗光对《新民周刊》说。
生源争夺战？
不过，正当香港中文大学在各地攻城略地的时候，一些“负面消息”也不断传来。
从中国南方传来的消息称，海南省文科状元叶婧“舍弃香港中文大学50万奖学金，报考北大”。从天府之国传来的消息则是，四川省文科冠军陈璇卿被北大提前以“签约”方式“保护”，避免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的“逼抢”……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高考状元拒绝香港中文大学的举动，都纷纷成为当地报纸的“要闻”，并被誉为一种“理性选择”。这是因为，内地高考冠军“转投”香港高校的现象被一部分人惊呼“狼来了”，在媒体们纷纷描绘的这幅“生源争战图”中，香港高校被塑造成“夺人之食”的形象。更有甚者，由此担忧北大清华会因此沦为二流大学。
于是，7月13日的“港校专场”新闻发布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刘遵义和徐立之不得不面对记者们关于“香港高校威胁论”的提问，而他们的经典回答也通过第二天的日报传遍大江南北——我们无意挑战北大清华的地位。
“北大清华还是中国最好的大学，我们两所学校在内地总共今年不会超过500名，清华就招了4000人。以前香港和内地招生是分开的，现在可以交流，自然有一个心理调整的过程，内地学生想来香港念书，很多香港的学生也想进清华北大，你们不用担心，清华和北大也不用担心，我们没有意图要超过清华北大。”
在刘遵义看来，“港校热”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今年是香港高校全面进入内地招生，内地考生和家长甚至媒体也感到“忽如一夜春风来”，正是这种新鲜好奇感引发了这股浪潮。“清华北大去香港招生同样也是头条新闻啊！”徐立之补充道。
“中国有那么多好学生，怎么能抢得光？”刘遵义不同意香港高校在内地扩大招生是与内地名校抢生源的说法，认为香港高校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内地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至于选择香港高校还是内地高校，这是学生的自由。其实，他们本应拥有这种自由，只不过在统一高考制度下，他们失去了这种自由。
出席本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香港的大学同内地大学共享内地优秀生源是很正常、很好的事情，双方是一种互动，并不存在很大的竞争。”
刘遵义也坦陈，参与内地高考招生确实引起一种与内地高校之间的竞争关系，“在美国，高校之间在招生问题上也是存在竞争关系的，香港中文大学参加内地招生，也确实有一种通过竞争成为中国最优秀大学的愿望。”
可以判定的是，在香港高校纷纷要求回归“中国的大学”的今天，与内地大学一起分享中国最优秀的生源变得非常迫切和现实。
招生不存在“你死我活”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说：我们巴不得能收到好学生。但我们的目的不是来抢人的，也不是来抢内地尖子的。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陈统奎（记者）
2005年，海南高考状元李洋因移民缘故被清华大学拒之门外后，香港城市大学以44万港币的最高奖学金将李洋收至门下。这所1984年才建校的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2003年世界大学排名》中，高踞大中华地区高校排名榜第七位。
通晓中、英、法文并在自学阿拉伯语的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被认为是这所年轻的大学引以为傲的“国际名片”。被香港人称为“文化校长”的张信刚温文尔雅，1996年上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后他向大学董事会主席董建华提出开设中华文化课程的设想，得到了董建华的支持。1997年，大学教务委员会通过此方案，凡就读香港城大的学生，无论学习什么科系，都要修读中国文化课程。不仅如此，张信刚在2000年至2003年曾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委员主席，2002年，张信刚获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金紫荆星章，港府以此表扬他在教育、文化及科技方面的贡献。
在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张信刚在百忙中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既然答应了，不吃饭也要接受你的采访。”张信刚这样跟记者保证，他果然按照预定的时间准时出现。这位自诩为“尽人事而听天命”的校长当天系着一条写有各国文字的大红色领带，别致的细节似乎印证着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而对香港与内地的教育互动，张信刚也显然乐见其成。
记者：香港城市大学对内地学生的奖学金在香港算是多的吗？你们曾给了李洋44万港币的最高奖学金，媒体广为报道。
张信刚：并不算多，据我所知，香港中文大学要比我们多得多。44万港币是给省状元4年的奖学金，香港高校的学费大约为6万港币，宿舍费约为1．5万港币左右，加起来学生一年的花费差不多是八九万港币左右，44万应该算是非常丰厚了。但要是我们收不到省状元，44万就不用给了，今年能不能给出去现在还不知道。
钱对我们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巴不得能收到好学生。但我们的目的不是来抢人的，也不是来抢内地尖子的，如果我要抢人就要拿60万奖学金出来。（笑）我们是希望让一批优秀的内地学生进入城市大学，跟香港学生交流，带动他们勤奋读书。
记者：香港城市大学有没有扩大内地生源的想法？
张信刚：城市大学目前大概总共有五六百名内地生，远远不到港府规定的10％。但要多收内地学生还要等到两三年后，现在不多收是受制于宿舍的问题。香港城市大学位于寸土寸金的市中心，我自己非常引以为自豪的政绩就是，从政府拿里拿到相当大一块地，盖了9栋12层的宿舍楼，可以住进2900名学生，我们宿舍楼旁边的豪华楼，一平米要卖到20万港币，而我们的宿舍楼在半山坡可以看到维多利亚港，景色完全一样，一个月住宿费才1100元港币。
另一个原因是香港本地生的反应，香港政府也不愿走得太快。我们也希望香港本地学生在三四年就读期间至少有一年住校，接受校园生活；而我们每收一个外地学生，就相当于有一个香港学生不能住宿舍了。目前政府批准可以多建3栋楼，等于说可以多收1000名学生。
记者：如果一个优秀的学生有香港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两个选择，但他最后选择了中文大学，你对这样的学生会有怎样的心态？
张信刚：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之间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在香港，常有一些学生到我们这里是因为没进成港大，这是事实。我个人不认为学校之间招生时抢两个尖子有什么积极意义，也绝对没有跟内地的同行去争几个生源的意思。
我们从来没有正式对外说，我们收的学生的线跟哪个学校的线是一样的。我只能告诉你，我们很满意，那是极不丢人的一条线，比我想象的好很多，我们从报名城市大学的学生中招到一批最好的就行了。
记者：有的学生第一志愿报了北大，第二志愿报的是你们城市大学，如果他的成绩离北大录取线差一两分，你们会录取他吗？
张信刚：当然会，我只看他的成绩，不管他以前想进什么学校。这又不是谈恋爱，即使以前跟别人谈过恋爱，难道就不能结婚吗？
记者：大陆有学者称，香港高校内地招生引发了“鲇鱼效应”，认为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竞争“与其说是名校之间的竞争，不如说是两种大学制度的竞争”，对此你是如何看的？
张信刚：我们对学生有关怀；我们的考试题目并没有标准答案，老师要花更多精力去想这样的题目；学校对教员是充分授权，教员掌握教学的进度和内容，只需要一年向系里汇报一次；我们年年毕业都开一次座谈会，开学也有个座谈会，外国学生反映都很好；我们的教学比较灵活，我们有40％左右课程都有相当一部分的网上作业……
但我不认为这些能提升到两种教育体制对比的高度。每次到内地学校看校庆文艺晚会，我就想，我们的学生怎么演得出这样一台晚会呢？
记者：你是按照怎样的标准选择学生的？
张信刚：我理想中的学生可以用很美好的词语形容：有自主学习性、有好奇心和求知欲，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又有团队工作的能力……
记者：通过高考招来的学生具备您所说的这些优秀品质吗？
张信刚：不论香港或内地招生制度都是凭考试分数选择学生。高考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人才的方法，但却最容易避免人情左右、徇私苟且。面试也是人来操作的，也有面试者自己的误区和偏见。我们可以帮助培养学生的这些素质。我想娶个太太，开个清单，我就真的能在有限的生命中遇到这个人吗？（笑）
记者：城市大学创办至今22年，应该说是一所很年轻的学校，你怎样让城市大学与香港其他历史更为悠久的大学竞争？特别在招生时。
张信刚：毋庸置疑，在招生时我们是吃亏的。曾有一位内地省长跟我热情握手说，我们真需要跟你合作，我们的城市建设非常重要，我们下水道正要通，公共汽车站要安排……当然，这些都需要专业人才，但我们城市大学不是以通下水道为主的。
通过两年的招生，我们在内地被了解的程度逐渐增加了，一般人望文生义地认为我们是搞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人不多了。我们一年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有7000多人，现在香港政府里已逐渐有我们的毕业生。
记者：外界很关心，香港城市大学的师资怎样？
张信刚：我们的师资是绰绰有余的，我们助理教授以上有780人，有150人是在海外做过博导，有200多人有海外任教经历，500人的博士学位是在海外拿到的，12人是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的院士。
记者：在香港城市大学，老师们的待遇怎样？
张信刚：我们学校不同级别的教员都有1．2万港币到几万港币的房屋津贴，助理教授的工资大概是四五万元港币一个月，讲座教授的收入理论上没有限制，他们的收入都是10万元港币以上。
香港的高校好比在一个槽里饮水，每间大学的讲座教授薪水是一样的，一直到2004年才做调整。2004年以前，在香港8所大学，连秘书的薪水都是一样的，并且跟公务员待遇相同，校长待遇等同于局长的待遇。
募款之道
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说：每个大学的钱都是不够的，一个大学缺钱很正常。
撰稿／贺莉丹（记者） 陈统奎（记者）
“每个大学的钱都是不够的，一个大学缺钱很正常。最近15年来，港府对我们削减了大概25％的资金，最近4年削减了大概10％的资金。我上任之后才减的，所以我说这是送给我的最好‘礼物’。”徐立之用幽默的语调叙述着这个事实。
生于上海、长于香港的徐立之在香港中文大学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后，负笈美国匹兹堡大学，1979年，28岁的徐立之获得博士学位。10年之后，他成功断定出导致囊状纤维症的缺陷基因，这个论断被认为是人类遗传史上的重要突破。
徐立之执掌的香港大学为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1911年创校，如今被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评定为全球五十佳大学之一，亚洲排名第五，香港第一，港大亦有45％的教研人员由世界各地招聘来港任教。2006年7月13日，在上海参加“第三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的香港大学校长徐立之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港大一年支出40亿港币
“香港大学一年的支出有多少？作为校长，你能够保证港大收支平衡吗？”见到徐立之时，记者单刀直入。
“真实的数字不可以告诉你”，他笑出声，侧头思索片刻，旋即坦言，“目前港大一年的支出大概是40亿港币，当然，港府拨给我们30亿港币，我们还有学生学费和各方面资助等收入。”
筹款，成为绕不开的话题。
“作为校长，您的时间安排是怎样的？”
“我用在募款上的时间是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二都在学校其他行政方面。虽然在香港，香港大学在筹款方面做得很好，但比起外国的学校，风气还是相差很远。香港的高校一贯习惯了由政府资助。但一个大学的运作，仅靠学费和政府的资助远远不够，香港的校友资助风气还不够，风气不是那么容易形成的；在美国，给高校捐赠是免税的，但在香港，并没有免税这个概念，我认为，关于捐赠的所有配套制度都很重要。”徐立之向记者解释。
香港大学的校训是“明德格物”，徐立之倡导在港大成立一系列“明德教授基金”，这是一个让“母鸡生蛋”的方法。“2年前，有人资助我们1亿港币，我们建立了一个基金，用基金的利息给学生发奖学金。比如说，某人捐出2000万港币给我们建立一个用教授命名的基金，我们将它100万港币的利息全部用于教授的科研工作，美国、加拿大的学校都有这种风气，我想把这种风气带到港大。”
在徐立之眼中，筹款不仅仅是校长或筹款小组的事情，而是全校员工都要去做的工作。“比如，以前学生毕业后，学生证就要还给学校，学生和学校之间便‘清账’了，但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学生从学校毕业后，学校还是要跟学生保持联络，二者之间是长期关系。”
长期和稳定的大学募款应该立足于优秀的学科建设，有名气的学科总是容易受到关注和捐助；大学也需要投入资源跟捐款人一起合作这些项目——筹款因而成为一个“需要精密策划的工作”。“募款时院长和教授要一起出力：下一个是什么项目？可以向谁去敲门？……真的事先要做很多工作。”
但这样的募款并非全无条件。“我们规定，在募款时捐赠人一律不得干预我们的学术自由，这是我们的工作纲要。我们还有一条，烟草公司的捐助我们不收。”徐立之强调。
他主动跟记者谈到了一年前的“李嘉诚冠名事件”，2005年5月6日，香港富豪李嘉诚向香港大学捐赠10亿港币，其时身在纽约的徐立之获悉，发电邮称李嘉诚此项捐款是“史无前例的礼物”。12天之后，香港大学校务委员会决定将港大医学院冠名为“李嘉诚医学院”，以答谢李嘉诚基金会的捐赠。这一改名在香港引发连番风波，30名港大医学院校友联署反对港大将医学院以李嘉诚名字命名，并斥责校方出卖港大传统。
徐立之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命名的决定是按照正常程序而作出的，既合情又合理，所以校方不会改变这个决定。“校友们有两个误解：首先，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了，不知道政府在削减经费，而我们一定要筹款，否则我们的很多课题都不能做了；其次，他们怀疑，是不是我们把医学院卖给李嘉诚先生了？李嘉诚先生有很多生物科技公司，我们就跟他有什么瓜葛，我们就会把知识产权都给李先生吗？绝对没有。李嘉诚先生没有跟我们讲应该怎样用这笔钱，但我们知道如果这笔钱用在生物医学方面，李先生会高兴，以后还会给我们钱。我们在讲明以后，大家对这个事情都很接受了，就有人表示希望我们以后多做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人反对，他们出于个人的理由，比如说不喜欢李先生，那我们就不能再顾虑那么多了。”
给学生更多选择机会
1998年，香港大学在内地招收了30名学生，渠道是在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挑选。“香港大学没有特地用奖学金去吸引学生，但我们也不愿意进了港大的学生却因为财政问题读不起书，我们一定会帮助好的学生，对不能负担学费的学生我们一定有资助。“
在7月13日中午的一个小型新闻发布会上，徐立之低调表示，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各有千秋。在面对记者时，他仍不愿过多纠缠于香港高校与内地高校的比较：“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长处。内地学生专心学习，比如说体育、音乐的训练，内地学生比香港学生好很多，香港学生会弹钢琴就可以了。你们是专业型的表演级人才，我们是业余级的。”
在徐立之的体验中，一个国际型大学应该包容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目前，香港政府规定香港各高校非本地生总额可达到学生总数的10％。但对徐立之来说，如果让这个比例快速增加，可能意味着宿舍等资源的不堪负荷。他透露，目前港大约有9％的非本地学生，2006年港大预计大概在内地20个省市通过自主招生的方式招收250名学生，今年报名香港大学的学生大约有1．2万人。“将来非本地学生有可能会增加到20％，但我们不希望未来内地生的比例增加很多，增加到10％就差不多了。”
不是所有的高分学生都适合香港大学。“来港大的学生，他们一定要适合港大教育的模式，如果不适合的话，他会失望。”徐立之告诫。
“其实我们没有太刻意看学生的分数，当分数达到一定要求时，我们主要看他各方面的能力。”一旁的香港大学中国事务总监黄依倩补充道。
目前，香港大学的在读生已经为母校在内地的招生做志愿者，现身说法向内地宣传港大。在徐立之看来，“机会”的概念毋庸忽视：香港是中国的地方，一个学生第一年在复旦学习，第二年在香港大学学习，第三年就可能在美国的加州大学学习，香港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很多的交换计划，成绩好、沟通能力好的学生机会就更多。
他极力倡导对香港大学的“三三四”学制进行改革。1972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生物系的徐立之，本身就是四年制的受惠者，而现在他掌舵的港大，创校初期也是四年制。“三年制安排的课程很集中，学生吃的是套餐，将来改成四年制的话，学生可以吃到自助餐，我们会在选课方面尽量给学生空间。”
但他不赞成在内地去开设香港大学的分校，他不认同这种跟风的做法。“很多人跟我说香港大学不如到深圳去开个分校。我回答，我们不是麦当劳，不能这样办学！除非香港大学的教授也到深圳去。学校的风气受社会的影响，你在复旦旁边开一所香港大学分校就不是香港大学了，因为那是在上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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