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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警世录》揭开历史真相 震前一天曾发出了震前预报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特派记者 胡非非 朱小勇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特派记者 朱元斌
唐山籍报告文学作家张庆洲通过多年的追寻和采访，把唐山大地震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写成《唐山警世录》公诸天下。书中提到，唐山很多监测点都监测到了异常，发出了震前预报。
昨日下午，记者在唐山见到了张庆洲，一个面容清癯的知识分子，戴着眼镜，言谈举止处处透露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对于30年前的那场灾难，这个经历过大悲大喜大彻大悟的柔弱书生显得出奇的冷静。重新审视历史，他以自己独特的情感和方式祭奠这片城市脚下的亡灵，也企盼我们这些生者好好地活着。
“不反省不找出路，唐山悲剧可能重演”
信息时报：什么原因促使您写《唐山警世录》？
张庆洲：1996年，我写了一部叫《震城》的长篇小说，出版以后，有一个陌生的读者给我打电话，他说第一次看见这么“扎眼”（注：唐山话，“震撼”的意思）的话。他告诉我唐山大地震在出现之前被预报出来，民间的传言是真的，让我去找杨友宸。
我是1998年开始调查的，开始我对地震的认识并不深，但后来那几年世界上连续发生了大地震。我也曾目睹那场大地震（唐山大地震），那样惨烈，尸横遍野。我发现一个现象：为什么世界范围内每次大地震之后，死伤的动物几乎没有（它们都知道跑），而伤亡最惨的却是人（高级动物）呢？
甚至是在唐山大地震里，连猪也有34%有异常，更别说别的动物了。为什么每次大地震的前兆总是重复出现，动物都会跑，人就不行？为什么人类“没有”收到大自然发来的信息？人类太自负了！
这也是我写《唐山警世录》的目的，一句话，我不希望看到唐山的悲剧重演。
信息时报：可悲剧总是重复发生。
张庆洲：我们总在不断重复同一个错误。我们偏重于总结成绩，却不太注意总结过失，这是犯了一个致命错误。这，也许就是我们直立行走的动物不断重复同一种悲剧的主要缘由之一。我们重复教训，却无法重复生命。地底下的那24万生命能活过来吗？不能！
信息时报：您希望通过这段历史警醒世人？
张庆洲：我记得我写这本书最后采访的是刘小汉博士，他说，唐山大地震已经是历史，你写得再准确、再生动、再精彩，它依然是一段历史。不找出路唐山悲剧还可能重演！小汉点醒了我，于是便有了“唐山悲剧能否不再重演”一章，这样《唐山警世录》就抬高了三寸。
信息时报：我们该如何面对那些“错误”中的亡灵？
张庆洲：人类任何一次灾难过后，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很多，我们应该宣传他们，但我觉得忌日和别的日子不一样，这一天更多的应该是为死人做点事。
7月26日是我母亲的忌日，昨天我在北京，但无论多忙无论多晚我都要连夜赶回来，我觉得这是做儿子的、是生者应该做也必须做的事。可惜从现在来看，我们给予死者的东西太少了。
“如果杨友宸不去干校，地震可能抓住了”
信息时报：对于那次大地震，经历的人大都不愿说。
张庆洲：中国人就是这样，好事都愿意说，谁也不得罪；说到不好的事，比如唐山大地震，愿意说的就一个人：杨友宸。其他的都不愿说，包括有功的。曾经发出地震预报的有功的不说，在某个环节误事的也不说。这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心态。
信息时报：如果杨友宸在地震前不被叫去干校劳动……
张庆洲：2005年，我打电话到杨友宸，他老伴接的电话。我说杨婶，杨叔呢？我的《唐山警世录》出书了。
老人沉默了一下，说杨叔已经过世了。我听了心里特别难受，我说杨婶你别说了，我现在就过去。到了杨婶家，老人说小洲啊你别说了，你杨叔走之前一个劲地在念叨：小洲的书出了吗？老头为什么难受？他在唐山地震检测网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惜最后……
（记者注：在张庆洲采访过程中，很多人说如果杨友宸不上干校，这个地震就可能抓住了，即使抓不住，在震前也会嚷嚷出去，死伤不会那么重……当时，杨友宸是唐山地震办公室负责人，他在一个会议上说唐山这两三个月内有强震来临后，被莫名其妙地弄到干校挑大粪去了，他是当年地震界颇有名气的“唐山杨”，负责构建当年唐山地区庞大的地震监测网络。）
“生怕与史实不符，让被采访者签了字”
信息时报：您只是一个作家，不是地震学家，您的书能让人信服吗？
张庆洲：1998年10月1日，我开始了艰难的采访，大多是先和被采访者约好采访时间，采访录音，回来整理文字，然后再约见被采访者，请他们亲自修改或签字。生怕与史实不符，生出是非来。
需要解释的是，这是一部文学作品，不是技术书籍。我的读者和我一样，大都不是专门从事地震研究的，似乎不需要太多的图纸和数据。但是，《唐山警世录》是以图纸和数据为基石的作品。如果需要，我将随时提供。
信息时报：为什么唐山大地震预测准确的是唐山地震监测网，而不是地震专家？
张庆洲：按照“地震预报三要素”做出准确预报的，的确是唐山地震监测网的人。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我以为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唐山地震监测网地处震中区，观测到的异常现象是准确的、及时的，数据是可靠的；二是中国人有爱国爱家的传统观念，唐山是他们的家，一旦得知家乡有大震背景，便全力以赴地观测了；三是唐山地震监测网拥有一批层次很高的人。
信息时报：既然唐山地震监测网预测的那么准确，他们为什么还有遇难的呢？
张庆洲：这是一个事实。我想，大致有几个原因：
当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知识分子还戴着“臭老九”的帽子。如：吴宝刚、周萼夫妇，从天津大学下放到唐山八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政治待遇可想而知，不敢乱说乱动。
地震预报，尤其是短临预报，还远远无法精确到具体日期。唐山二中科研小组也就精确到“七月底八月初”。在这种非确定因素很大的情况下，他们轻易不敢出来躲避地震。
我的被采访对象几乎都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七级大地震谁也没经历过，谁知道就这么惨！”这也是其中缘由之一。
信息时报：您怎么看待地震预报？
张庆洲：不可否认，地震预报可能会引起社会动荡，民心不稳。但我认为，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我的观点是，“宁可错报一千，不能漏掉一个”。只有这样，唐山大地震才不会重演。
地震预报不应只是地震学家的事，还应该是政府、公众的事。尤其是公众，他们有知情权。当然，现在正在逐步往公开、公正、民主、透明的方向发展，这是好事，不然《唐山警世录》也就不会问世。
特殊的年代惨重的代价
唐山作家张庆洲出版《唐山警世录》一书，称早在9年前，李四光就预言过，国家地震局也一直在重点监视，1976年震前唐山很多人也多次预报，但最终还是没有发布震情，导致24万人含冤死去。地震发生或，当国家地震局人员出现在废墟上时，遭遇了唐山人雨点般的石块袭击，唾沫和辱骂，人们认为国家地震局要负直接的责任。
而1976年的中国，政治斗争白热化，周恩来逝世，“四人帮”加紧夺权，邓小平再被打入冷宫，时任中科院领导的胡耀邦失去职位，地震局也受到牵连，日常工作受到干扰，再加上京津唐属于国家的政治中心，慑于政治风险，没有人敢拍板发布震情预报。
唐山大地震预测时间表
1967年10月20日（距唐山地震9年），李四光在国有科委地震办公室研究地下水观测的会上指出：应向滦县、迁安（均属唐山地区）做些观测工作。如果这些地区活动的话，那就很难排队大地震的发生。
1976年初（距唐山地震不到半年），唐山市地震办公室负责人杨友宸，综合唐山市四十多个地震台站的观测情况，在唐山防震工作会议上作出中短期预测：唐山市方圆50公里内1976年7、8月份或下半年的其他月将有5～7级强震发生。
1976年5月（距唐山地震三个月），杨友宸在国家地震局济南时震工作会议上郑重提出：唐山在近三个月内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1976年7月6日（距 唐山地震22天），开滦马家沟矿地震台马希融正式向国家地震局、河北省地震局作了短期将发生强震的紧急预报。
1976年7月14日（距唐山地震14天），北京市地震队电告国家地震局，出现七大异常。国家地震局查志远副局长主持在唐山召开了京津唐张渤群防经难交流会，唐山二中田金武郑重发出地震警报：1976年7月底8月初，唐山地区将发生7级以上地震，有可能达到8级。
1976年7月22日（距唐山地震6天），汪成民在国家地震局局长门口糊了平生第一张大字报。一面是地震趋势预报：北京队、天津队和地球所的预报意见。另一页是地震短临预报：河北队、地震地质大队、海洋局情报和地震测量队的预报意见。山海关一中地震科研小组再次向河北省、天津市和唐山地区地震部门发出了局面预报意见：7月中下旬，渤海及其沿岸际地有6级左右地震。
1976年7月23日（距唐山地震5天）河北省地震局唐山监测中心台到乐亭红卫中学落实异常。侯世钧提出：这个大震最低为6．7级，最高可达7．7级！
197年7月26日（距唐山地震两天），国家地震局汪成民一行15人到北京市地震队听取汇报。北京市地震队提出七大异常。
1976年7月27日10时（距唐山地震17小时），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查志远等人听取了汪成民的汇报。查志远决定，让汪成民明天去廊坊落实水氡。
1976年7月27日18时（距唐山地震9小时），马希融向开滦矿务局地震办和上级作强震临震预报：比海城7．3级还要大的地震将随时可能发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里氏7．8级特大地震，超过24万人在地震中遇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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