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发生已经30年了，作为一位亲历过此次地震的地震工作者，回顾唐山大地震的速报工作，从专业上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澄清某些历史事实，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978年7月28日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永远难忘的日子，我当时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负责台网运行维护工作。 当时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负责全国的地震监测和科研工作。
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电信传输遥测技术的地震台网。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为了监视北京周围的地震活动，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在邮电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个星期内在北京周围建立了8个地震台。邮电部则将8条电话专线架设到8个地震台。科技人员采用实线地震信号遥测技术，将8个地震台的实时地震信号，利用电话线传输到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楼，同时建立了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集中接收记录和处理地震信号。
台网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地震监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全球也是最先进的地震观测网。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美国著名地震学家波特(B.B.Bolt)访问中国时，对中国有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感到异常惊讶，因为在那个时期，美国遥测地震台网也是刚刚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后，台网在十天内完成了扩建工程，传输的地震台扩展为21个，范围达到河北省中北部，台网孔径达到400公里，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地震遥测台网之一。
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地震记录是采用熏烟和笔绘图纸记录，地震的处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发生地震后人工量取震相，然后使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图处理。当时，一般地震发生后，地震波扫过台网所有台站后，地震的速报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大地震发生时，特别是地震发生在台网以内时，由于台网装备的是微震仪，加上当时的地震记录器是笔马达记录，系统的动态范围只有大约34dB，一般网内大于3级的地震，记录就超出线性，地震记录被限幅。这种情况下，地震数据只有初至到时，震相基本无法识别，对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大地震对处理工作还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处理者的心理状态、其他人员的打扰等等。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地震发生时处理的时间要比一般地震长得多，需要一个到两个小时不等。
1978年7月28日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永远难忘的日子，我当时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负责台网运行维护工作。当时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负责全国的地震监测和科研工作。
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电信传输遥测技术的地震台网。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为了监视北京周围的地震活动，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在邮电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个星期内在北京周围建立了8个地震台。邮电部则将8条电话专线架设到8个地震台。科技人员采用实线地震信号遥测技术，将8个地震台的实时地震信号，利用电话线传输到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楼，同时建立了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集中接收记录和处理地震信号。
台网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地震监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全球也是最先进的地震观测网。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美国著名地震学家波特(B.B.Bolt)访问中国时，对中国有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感到异常惊讶，因为在那个时期，美国遥测地震台网也是刚刚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后，台网在十天内完成了扩建工程，传输的地震台扩展为21个，范围达到河北省中北部，台网孔径达到400公里，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地震遥测台网之一。
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地震记录是采用熏烟和笔绘图纸记录，地震的处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发生地震后人工量取震相，然后使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图处理。当时，一般地震发生后，地震波扫过台网所有台站后，地震的速报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大地震发生时，特别是地震发生在台网以内时，由于台网装备的是微震仪，加上当时的地震记录器是笔马达记录，系统的动态范围只有大约34dB，一般网内大于3级的地震，记录就超出线性，地震记录被限幅。这种情况下，地震数据只有初至到时，震相基本无法识别，对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大地震对处理工作还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处理者的心理状态、其他人员的打扰等等。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地震发生时处理的时间要比一般地震长得多，需要一个到两个小时不等。
地震当天，分析值班员张志坚是一个刚刚上岗的年轻同志，机务值班员杨惠义是一位有经验的同志。根据大地震应急处理的程序，我习惯地检查了台网21个地震台的情况。由于这个地震发生在网内，东部的地震信号绝大部分中断，中部和西部的信号正常，大大小小的余震一个连着一个，为了防止地震记录滚筒记录重合，赶到台网中心的台网技术人员全都根据预定的分工，人工挪动记录笔和不断换纸，整个工作是紧张有序的。具有十年地震处理和大地震应急经验的北京台网人员在唐山大地震时经受住了考验。
由于唐山大地震无任何前震，主震突发，又在网内，东部台站受到地震破坏。唐山地震主震记录实际上只记录了地震波的初至到时，后续波形全部限幅。有些台站的地震记录，特别是东部台站，地震初动波形就把记录的笔杆打飞，无法记录后续波形。如前所述，唐山地震的速报处理异常困难，值班员和赶到的处理人员使用初至波到时数据，交切的震中位置十分分散，致使无法最后确定。
时间在飞快流逝，负责处理的人员满头大汗，心急如焚。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还配备一个二类专线电话，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这种电话专供一定级别的领导和重要部门使用。电话在大地震时，允许台网值班员与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和地震台通话。通过这个电话，值班员及时得到了全国几个主要地震台的参数，但是很多地震台的记录也限幅了。根据兰州地震台的基式地震仪的参数和北京台网中心的5倍513地震仪记录，确定了震级为7.8级。但是地震的位置经过反复处理，仍然迟迟不能确定。
时间已经接近5时，这时二类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接电话，这是从云南昆明黑龙潭地震台打过来的，昆明台的童汪练同志问我们震中是否确定了，他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记录测定的震中距，震中应该东距北京160公里台。由于是单台，他们只能提供这些数据。我立刻将昆明地震台的数据告诉了处理人员，这时台网中心的分析人员张伯民突然醒悟过来说：东边的台站初动可能有问题，不能用东边的台站！
一句话使大家立刻明白过来，果然将东边台站的数据甩掉，交切处理的结果立刻就集中在唐山丰南了。最终确定的速报结果是，发震时刻：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震中位置：唐山丰南，震级Ms7.8。唐山地震速报就这样产生了。这时已经过了凌晨5时了。
唐山地震速报如此艰难，是北京台网大地震速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不用台网东部的地震台的初至到时数据，处理交切就集中了呢？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位于唐山以东的有些台站初动是假的。
这是因为，遥测的信道是邮电部提供的有线专线，而电信专线的路由都是经过唐山电信局的。
例如昌黎地震台的传输线路的路由是从昌黎凤凰山地震台到昌黎电信局机务站，再到唐山市电信局，经过天津电信局到北京长途电信局，经过北京市话局到达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唐山强烈的地震发生时，传输线路已经在唐山受到破坏，台网中心记录的“初动”实际是线路在唐山被破坏的时刻。由于地震波的P波的速度是每秒6公里，地震波还没有到达昌黎地震台，线路就在唐山被大地震破坏了。因此，在台网中心记录的昌黎“初动”信号不是地震波到达昌黎的信号，而是线路在唐山被破坏的时间。由于地震太大，很多笔杆被打飞，被误认为是昌黎地震台的初至波也是情理之中。
唐山大地震速报给遥测地震台网处理带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对于台网内发生的大地震，一定要考虑传输线路破坏这个因素。
唐山地震后，有些文学作品提到了当时不知道地震的位置，靠唐山的工人进京报告地震位置等等。我将当时进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的回忆报道摘抄一段：“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数万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通讯设备被毁，没有人能准确判断出震中的准确位置。当日上午，党中央虽已初步确定了震中，但对灾情具体程度却无从了解。震后，时任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果断带领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3名同志飞车向首都告急。第一时间将灾情报告给中央领导，为抗震救灾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可见李玉林主要是向中央报告灾情的。
唐山地震后，北京遥测地震台网全体人员以及由地球物理所抽调的部分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投入余震处理和地震活动的监测。在这一特殊时期，他们无从顾及家人和自己的一切，吃住都在台网中心，表现出了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
老军人的“极度恐惧”
李汾元说，当时的唐山市委常委、武装部部长陈仁泉，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军人，用“极度恐惧”形容1976年7月29日的夜晚：“比战场还惨，战场很惨，也是一片片地死人，可那才多少人啊，七八百号人。打孟良崮，那才死多少人？唐山可不一样，马路上就没有隔十米八米没有尸体的。”
28日凌晨的那场大地震，陈仁泉没有亲历。他当时在石家庄学习，略有震感。听说地震在天津、塘沽一带，担心唐山有事，他立刻向会议组请假，并借了一辆车，带着同事们赶回唐山。那时连石家庄市委书记也不清楚，究竟哪里发生了地震。
车越往前走，他们的心越悬。本来半天能到的路程，他们走了一天一夜。道路毁坏越来越严重，司机不得不绕了几次弯路，还遭遇几次堵车。路上，他们看见大量军车与他们驶往同一方向，拉着解放军或救援物品。还有大量军车驶往他们的反方向，拉着尸体或者伤员。
快到唐山了，陈仁泉看到路边有十几个孩子，从婴儿到几岁的，有男有女，有的衣不蔽体，有的啥也没穿，一排死尸。他担心起自己的孩子，心揪了起来。他结婚晚，虽然他当时已50岁，但最小的儿子才七八岁。
车终于走到唐山火车站附近，陈仁泉下车往东一看，整个城市全平了。陈仁泉蹲了下来，哭了。“这个城市怎么办？”这个经历过战争生死的老军人，感到无助与茫然。
十几分钟后，擦干眼泪，陈仁泉继续往市中心的市委大院前进。但是道路毁坏、伤员满街，车根本无法前进。一起回来的同事们各奔各家。陈仁泉一路步行，花了两三个小时，才走到了市委、武装部大院。
大院门口停着一辆破公共汽车，上面挂着一块布，写着“抗震救灾指挥部”。车旁边的一个破席子里，卷的竟是他的结发妻子。所幸的是4个孩子还好，伤势不太严重。
在这个城市里，市委大院算是死亡率比较小的区域。这得益于他们住的是解放前遗留的德式建筑，结构比较坚固。院里住了50多人，被压埋的有20多个。而且地震之后大约1小时，附近的空军就到市委上空救援，所以市委领导无一人遇难。
根据《走遍中国》摄制组对当地地震局的采访，唐山当时是“不设防”的城市，建筑对地震没有任何防范，很多死亡是因为灰土呛死。唐山地委(按当时建制，市委管理市区，地委管理周边区县)的家属楼是解放后盖的新楼，伤亡相对惨重，地委领导的震亡率达到50%。
陈仁泉来不及安顿家小，只掀开席子，看了一眼亡妻。市里已安排他分管物资，其他一些市委领导则早已去唐山机场的总指挥部。陈仁泉到达时，市委大院里已经堆积了大量救援物资，用防雨布覆盖着。陈仁泉一方面按照“哪里人多，哪里急需，就往哪里发放”的原则发放物资；一方面迅速组织民兵，守护重要的企业、银行、商店等。
断电断水的城市一片死静，不时传来一阵哭嚎，撕心裂肺。忙碌了一天的陈仁泉摸索过死尸堆，去市委大院附近探望自己的老战友，打听伤亡情况。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陈仁泉的心哆嗦了一下。
那时候，第一要紧的是救命。重伤员要紧急转移。留下来的人，则要让他们活下去。甚至29日晚上的那一声枪响，他也没有去仔细追究。
不过陈仁泉第二天紧急收集所有民兵的枪支弹药，严加管理。那些参与哄抢国家物资的武装干部，后来也都受到了处分。根据他的回忆，唐山在地震之后四五天，各种秩序就基本良好了。物资分发在10天以后，也基本稳定。
政府逐渐开始计算唐山到底还有多少家底，根据陈仁泉的记忆，当时粗略估计唐山每年工业总产值有50亿元，在地震中直接损失40亿元，要重建则需要大概30亿元。
关于灾后重建问题，当时市委的争论比较大。一种意见是死尸这么多，清理不了，太伤心了，索性移到别的地方去。另一种意见是，那么多物资不好再调动，不如就地重建。
最后中央下达指示，决定两个方案同时进行。而后来的实际执行中，主要实现的还是废墟重建，《走遍中国》这次去采访了解到，丰润新城是最近10年才真正发展起来的。
地震20天后，陈仁泉开始负责清尸。地震之后，解放军运输出去一部分尸体。陈仁泉妻子的尸体也在震后第三天被运走，至今不知葬在何处。但是还有大量尸体被市民们就地浅埋。震后三四天，城市里已经弥漫着腐烂的味道。继续下去，更将成为传染病的隐患。
陈仁泉从全市各地组织了1万多民兵，用了大概10天时间，清理出1万多具尸体，全部挖坑深埋。然后在此基础上，搭建简易房，开始了重建工作。9月份，部分能源工厂已经恢复生产。
重新建设的唐山，参照日本经验，所有建筑都加了防震设计。所有房屋建设选址，都需要地震局审批。
陈仁泉一直以来没有接受过任何采访的一个理由是，他不是地震的亲历者。他没有如《讲述》采访到的一个当年的小战士一般，见到地震前那一道褐红色的地光；也没有如更多的亲历者一般，经历被压埋的惊慌绝望。
《走遍中国》采访到的一位亲历者是当时担任唐山军分区干事、后来担任唐山军分区副政委的高庆友。他还记得地震刚响动的时候，他还以为是台风，跑到屋外，遇到军分区司令员沈光厚。这位1938年入伍、抗美援朝时担任团长的老同志，这时候也不明就里。“我说司令这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弄？他说苏修真是可恶，甩这么大原子弹，毁灭性的，他都没想到是地震，那老同志，都没这个意识。”高庆友回忆说。
当陈仁泉回到唐山的时候，这片土地已经历了大震和多次余震。
“当时根本就没想究竟死了多少人。死的已经死了。当时主要是，(活的)怎么弄水喝，弄饭吃，弄衣服穿。”当被问到，作为市委领导，当时有没有统计伤亡人数时，陈仁泉回答。
地震之后的唐山最缺的是水。陈仁泉曾带人到处找能喝的水。游泳池、洗澡堂的水，防空洞里的积水，都被用上。
可是这些依然难以满足当时灾民的需求。当时28岁的教师王学军清晰地记得，自己那时口渴难耐，见到地上小坑里积有雨水，把上面的虫子拂去，埋头就喝了起来。《讲述》节目采访到被困地下15天的矿工，甚至曾经喝尿解渴。
与此同时，位于唐山的陡河水库，却因为大坝受震断裂，又遇大雨连绵，面临着必须开闸放水的险境。这个水库库底高出唐山市10米，有3600万立方米的储水量。一旦决堤，已经破碎的唐山将完全置于没顶的洪水之中。
当年水库的工作人员主动给《讲述》节目打来电话。他们的讲述，成为《讲述》“独家揭秘”的亮点之一。
当时水库使用电动闸门，但是地震之后，唐山断电。如果人工打开两扇40吨重的闸门，需要几十人轮番工作20小时。可是当时水库只剩下几个工人。时不我待，工人们立刻跑到附近高炮团找来解放军。
他们使用的手摇绞车，摇60圈，闸门才能提升1厘米。要放水，闸门至少需要打开1.5米。但是面对沉重的闸门，即使4个小伙子，一口气也只能摇上20圈。偏偏在闸门摇到1米时，还遇到了一场强余震。
所幸余震过后，大坝还在，绞车房还在，房里战士们的号子声还在。工人和解放军努力摇动着绞车，闸门终于开启，黑暗中听到洪水哗哗泻出的声音。
震后唐山的另一个关键词是“衣服”。由于地震发生在盛夏凌晨，很多人穿得很少。陈仁泉还记得他29日上午回到唐山时，见到大部分人都是“光着膀子”。他一路走回家，一路脱衣服给路边的灾民。
《讲述》节目采访到位于唐山的陆军255医院的一个司机。地震中，他被压埋了几个小时，被一个老兵用摇汽车的摇把给扒了出来。他获救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却是一个孕妇光着身子跑出来了。
老兵让他把自己身上的背心脱下来，给那个孕妇。当时255医院有很多病人，不少都是光着身子跑出来的。老兵想到，士兵们睡觉时，枕的都是自己的衣服。他便要求这个司机重新钻回废墟，把自己枕的衣服取出来。
“现在人真难以想象，我刚生死一线，刚出来，你又让我回去。”《讲述》主编说。而当时，司机什么都没说，立刻又钻回废墟，找出了自己的衣服。
《讲述》节目采访的多位亲历者，都铭记着当时曾受过的赠衣之恩。其中一位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女孩回忆，她当时看到很多解放军冒着大雨在救援，她就在路边傻傻地看着。从队伍里冲出来一个解放军，把自己身上的雨衣脱下来，披到了她的身上。女孩说，她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解放军。她长大以后，就嫁给了军人。
另一个当时也只有七八岁的女孩，则对衣服有着另一种记忆。这个女孩的父亲是军人，她家住在营房，建筑质量较好，对28日凌晨的地震，她几乎没什么感觉。直到早上天蒙蒙亮，她母亲起床，发现院子里的鸡窝塌了。一二十只鸡，只抢救出一只瘸腿鸡。
女孩的母亲坐在地上哭了起来。女孩的父亲已在外面救援一圈，回来看看自家的房子塌了没有，却见到妻子在哭死鸡。男人吼了一句：“你出去看看！”
母亲走出营房大院一看，触目所见，一片废墟。她不哭了，回到家里，把米、面、衣服、被褥，能搬的都往外搬，送给需要的人。之后，她还参加了妇女救援队。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这位母亲忽然有一天醒过味来，说：“我的呢子大衣也捐出去了，那是我最贵的衣服！也不知道穿到谁身上了。”
泼辣爽朗的女儿讲到这里，笑了起来，说：“我妈就是个家庭妇女。”编导们却听得笑中带泪。
题转移 伤员转移
由于节目长度等方面的限制，不少故事没有出现在《讲述》播出的节目里。“有一些故事是类似的，我们只能用一个。”《讲述》主编在介绍取材标准时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李汾元制作的节目上。
李汾元原计划拍10个与唐山大地震有关的人，做10集。这10个人包括当年的地震孤儿、救援战士、被压埋了8天的矿工、后来家庭重新组合的夫妻，还有钱钢、张庆洲这样关注唐山大地震的作家，以及陈仁泉。
李汾元找到陈仁泉的时候，他仍身体健康，表达清晰。老人在地震之后，在原职工作了8年后离休，此前没有接受过任何访问。李汾元曾经当过兵，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老人。
李汾元片子的主题，后来被确定为“十万伤员大转移”。在李汾元制作的24分钟的片子里，陈仁泉出现了两个镜头，说了两段话。一个是看到城市瘫痪以后，他说自己心中一片茫然。还有一段，是10多万伤员被运出去的时候，陈仁泉说市里不清楚有多少人被运出去，运到哪里了。
根据李汾元查找的数据，当时唐山市有90万人，被压埋进去的有80多万人，有60万伤员，其中10万是重伤员，需要往外转移。在李汾元看来，“救助尤其感人，甚至比地震中被压埋，比亲人离去，更加震撼心灵。”
但是具体怎么做才能比较感人，能满足节目提高收视率的要求？李汾元心中还没数。好在唐山遍地都是故事。他打算先去唐山采访。巧的是，当摄制组第一天到唐山，在地震纪念碑前拍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他们要的故事。
地震时才28岁的青年教师王学军，后来成为唐山一所中学的校长，今年刚刚退休。他的父亲、原唐山钢铁公司的老工人王振和，地震时在单位值班，被压断了双腿，所幸被转移去外地治疗，老人挽回性命，直到1992年去世。
老人的遗嘱是让儿子一定要找到当年的救命医生，好好致谢。王学军谨记父亲的叮嘱，每到10年纪念的时候，便往烟台媒体投寄一封感谢信。花了十几年功夫，终于通过媒体，找到了当年救治他父亲的烟台海军407医院的王恒松医生。
媒体还找出了王振和当年的病历。老人是8月6日被送到海军407医院，10日做的手术。由于送到医院时，老人已经昏迷，医生根据别人口述，把他的名字写成了“王振河”。
当时这家海军疗养院床位虽多，但只有一名骨科医生，就是36岁的王恒松。他还记得，8月6日那天，医院一下子来了140多个唐山伤员，最后医院共接收198名重伤员，其中绝大部分都需要接受骨科治疗。
作为军医，虽然接受过战伤训练，但这是王恒松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遇见如此阵仗。头3天，他完全没合眼。此后的1个月，他1天也只睡两三小时，终于做完全部手术。而全部伤员没有1例死亡。
今年6月，终于找到恩人的王学军拿出自己两个月的工资5000元钱，邀请王恒松和其他几位医生来唐山做客。李汾元在唐山地震纪念碑前拍摄的时候，正好遇上王学军为这些医生送行。
李汾元抓紧王恒松离开前的几小时，匆匆采访了医生们，然后顺着这个线索，采访了更多当年海军407医院救治过的伤员。
恢复的不仅仅是身体
虽然救了这么多唐山人，王恒松只是在1980年去过一次唐山，随访病人的恢复情况。震后4年的唐山，在他印象中，还是一片断壁残垣。时隔16年之后，他再次来到唐山，“想再寻找一下地震的痕迹，找不到了，找不到了。”老军医感叹说。
他没有想到唐山变化这么大。更没想到，在唐山，竟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他。认出他的，有一位是坐在轮椅上的老大妈刘爱英。当年38岁的刘爱英，高位截瘫，王恒松送她出院时，判断她大概能活3到5年。没想到30年后，他竟然见到了笑容爽朗的刘爱英。
刘爱英在报纸上看到王恒松来唐山的消息，特意让老伴推着她来见“恩人”。
刘爱英原本在张家口一个单位做会计，丈夫张绍良则是唐山丰南的一个工人。两人长期两地分居。地震前，刘爱英刚刚带着孩子从张家口搬到唐山，一家团圆。
刘爱英双腿受伤被转移后，丈夫并不知道她被送去了哪里。“当时就是医生判断这个人属于重伤，就地不能治疗，马上写个条子转运。立刻就有人抬上车，轮到哪里的车就去哪里。火车站，来个火车，装满就走。飞机也是。送到哪儿都不知道。”李汾元介绍说。
大地震的第456天以后，刘爱英作为最后一批伤员返回唐山。张绍良听医生说妻子最多还能活3到5年，泪水顿时涌出，说：“无论如何我得把我老婆伺候好了。”
张绍良自创了一套按摩方法，30年来坚持给老伴按摩。现在刘爱英的腿部肌肉不但没有萎缩，而且恢复了弹性，还可以坐在轮椅上做一些简单家务。
唐山伤员，让军医王恒松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坚强。虽然受伤严重，但几乎没有哭喊抱怨的。不过这其中也有一个格外爱哭的女孩，让医护人员们记忆犹新。
这便是当年21岁的姑娘史玉芬。史玉芬当时师范毕业，刚到农村工作队两个月。地震后她被埋在老乡家的炕洞里，屋梁上一枚大钉子钉进她胯骨，动弹不得。
到医院后，年轻倔强的史玉芬一直哭嚷着要保住自己的双腿。医生后来救了她的腿伤，但是因为骨盆骨折，担心她以后不能生孩子。
李汾元联系到史玉芬。51岁的她健康、干练，走路丝毫看不出受过伤。她还奇迹般地生了一个儿子，现在19岁，已经在上大学，她自己则担任了唐山市妇联副主席。
史玉芬回忆起当年，泪水涟涟。被压埋之后，她不停呼救，喊到嗓子干了，摸到旁边有两瓶红墨水蓝墨水，就把两瓶墨水喝了，继续喊，最后终于被救了上来。
史玉芬姐妹4人，她排行第二。姐姐在地震中死去。母亲说：我最爱的就是这二女儿，她如果已经死了，就别让我看了。救护队员告诉她：你女儿还有一口气。
母亲掀开被子，见到女儿浑身是血，满嘴红的蓝的不知什么东西，又被炕灰熏得黑黢黢的以为女儿送去医院，也活不过来了。哪知道，不到一个月以后，女儿竟然拄着双拐，好好地回来了，还带着部队送的一箱烟台梨。
史玉芬回家之后第二天，父亲就带她去单位报到。她本来在市教育局工作，却主动要求去了“伤愈返唐接待站”。
录灾难 记住灾难
得知当年的救治医生来了唐山，史玉芬推掉一个婚宴，打上车，往医生们住的饭店赶去。“这一路上我不知道想了几个角度，第一句话说什么，不控制自己的激动，但也不要见了人家，让人家感觉都50岁的人了，还那么脆弱，又是当年那个爱哭的孩子，所以我忍着吧，结果去了以后，见了他们我还是哭了。”51岁的史玉芬说。
医生们感动于唐山人的感恩之情。可是面对新环境下成长的新一代，李汾元和这次邀请医生们的王学军都有一种危机感，担心人情淡漠，担心人们对唐山地震的追思渐渐淡化。王学军把医生们请到自己所在的中学演讲，可是孩子们的反应平淡。
这让李汾元更加有了一份记录唐山的使命感。今年42岁的李汾元是山西太原人，却一直与唐山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父亲是军人。李汾元还记得12岁时，太原各种大院的人们曾住了好一阵子防震棚，领了一些物资。一开始，他还觉得好玩。住了几天，也觉得没意思，蚊子多，又吃不好，就还是回家住了。
回家住了一个来月，唐山地震了。“唐山一地震，就觉得太原松了一口气。”李汾元说。而真正让他对唐山大地震有切身感受的，是那一年秋季学期开始，学校转来十几个唐山孤儿。从此以后，李汾元的同学、战友里，越来越多人与唐山有关。李汾元也越来越想做一个关于唐山的纪录片。
他这次去唐山采访时发现，虽然30岁以上的唐山人对于地震都还有着深刻清晰的印象，可是年轻的孩子们已经对这一事件颇为淡漠了。
《讲述》节目的采编们大多只有二三十岁，而且没有唐山人。年纪稍长的主编今年也只有34岁，是河南人。她只记得唐山地震之后，她家里也住了一阵防震棚。
“我们以前都是从国外的一些大片里看到关于海啸、飓风的场景。当你实际面对着这些亲历者的时候，他真的看到了天崩地裂，而且面对面地跟你讲述出来，那种感觉跟看电影电视是完全不同的。”《讲述》的编导说。
央视10频道的另一个节目《探索·发现》则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地震问题。
就在唐山地震前一年的1975年，辽宁海城的地震工作者曾观察到大量的宏观异常现象。各种反常现象清晰地预示着将要发生一次大地震。2月4日上午10点半有关部门发出了地震警报，大疏散开始了。9个小时后，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建筑物大量倒塌，但人员伤亡很少。
这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次有减灾实效的地震预报。更多的是失败预报，也包括唐山地震。“海城地震成功预报后的第二年，唐山地区的地震监测者又发现了一些迹象。然而，这些迹象不像海城那样有着统一的模式。科学家们产生了争论，最终没有足够的信心发布地震预报，人员没有及时疏散。”《探索·发现》的解说词如是说。
陈会忠
唐山大地震发生已经30年了，作为一位亲历过此次地震的地震工作者，回顾唐山大地震的速报工作，从专业上吸取经验教训，同时澄清某些历史事实，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1978年7月28日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永远难忘的日子，我当时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负责台网运行维护工作。当时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负责全国的地震监测和科研工作。
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电信传输遥测技术的地震台网。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为了监视北京周围的地震活动，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在邮电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个星期内在北京周围建立了8个地震台。邮电部则将8条电话专线架设到8个地震台。科技人员采用实线地震信号遥测技术，将8个地震台的实时地震信号，利用电话线传输到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楼，同时建立了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集中接收记录和处理地震信号。
台网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地震监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全球也是最先进的地震观测网。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美国著名地震学家波特(B.B.Bolt)访问中国时，对中国有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感到异常惊讶，因为在那个时期，美国遥测地震台网也是刚刚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后，台网在十天内完成了扩建工程，传输的地震台扩展为21个，范围达到河北省中北部，台网孔径达到400公里，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地震遥测台网之一。
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地震记录是采用熏烟和笔绘图纸记录，地震的处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发生地震后人工量取震相，然后使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图处理。当时，一般地震发生后，地震波扫过台网所有台站后，地震的速报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大地震发生时，特别是地震发生在台网以内时，由于台网装备的是微震仪，加上当时的地震记录器是笔马达记录，系统的动态范围只有大约34dB，一般网内大于3级的地震，记录就超出线性，地震记录被限幅。这种情况下，地震数据只有初至到时，震相基本无法识别，对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大地震对处理工作还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处理者的心理状态、其他人员的打扰等等。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地震发生时处理的时间要比一般地震长得多，需要一个到两个小时不等。
1978年7月28日是中国地震工作者永远难忘的日子，我当时就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负责台网运行维护工作。当时中科院地球物理所负责全国的地震监测和科研工作。
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是我国第一个采用电信传输遥测技术的地震台网。1966年邢台地震以后，为了监视北京周围的地震活动，在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在邮电部和中科院的共同努力下，于一个星期内在北京周围建立了8个地震台。邮电部则将8条电话专线架设到8个地震台。科技人员采用实线地震信号遥测技术，将8个地震台的实时地震信号，利用电话线传输到北京中关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大楼，同时建立了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集中接收记录和处理地震信号。
台网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地震监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时在全球也是最先进的地震观测网。1974年，中美关系改善以后，美国著名地震学家波特(B.B.Bolt)访问中国时，对中国有北京遥测地震台网感到异常惊讶，因为在那个时期，美国遥测地震台网也是刚刚起步。1975年海城地震后，台网在十天内完成了扩建工程，传输的地震台扩展为21个，范围达到河北省中北部，台网孔径达到400公里，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地震遥测台网之一。
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地震记录是采用熏烟和笔绘图纸记录，地震的处理是人工操作，就是在发生地震后人工量取震相，然后使用圆规和直尺在地图上图处理。当时，一般地震发生后，地震波扫过台网所有台站后，地震的速报大概需要30分钟到一个多小时。但是，在大地震发生时，特别是地震发生在台网以内时，由于台网装备的是微震仪，加上当时的地震记录器是笔马达记录，系统的动态范围只有大约34dB，一般网内大于3级的地震，记录就超出线性，地震记录被限幅。这种情况下，地震数据只有初至到时，震相基本无法识别，对地震的快速定位是非常不利的。同时，大地震对处理工作还有一些干扰因素，比如处理者的心理状态、其他人员的打扰等等。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大地震发生时处理的时间要比一般地震长得多，需要一个到两个小时不等。
地震当天，分析值班员张志坚是一个刚刚上岗的年轻同志，机务值班员杨惠义是一位有经验的同志。根据大地震应急处理的程序，我习惯地检查了台网21个地震台的情况。由于这个地震发生在网内，东部的地震信号绝大部分中断，中部和西部的信号正常，大大小小的余震一个连着一个，为了防止地震记录滚筒记录重合，赶到台网中心的台网技术人员全都根据预定的分工，人工挪动记录笔和不断换纸，整个工作是紧张有序的。具有十年地震处理和大地震应急经验的北京台网人员在唐山大地震时经受住了考验。
由于唐山大地震无任何前震，主震突发，又在网内，东部台站受到地震破坏。唐山地震主震记录实际上只记录了地震波的初至到时，后续波形全部限幅。有些台站的地震记录，特别是东部台站，地震初动波形就把记录的笔杆打飞，无法记录后续波形。如前所述，唐山地震的速报处理异常困难，值班员和赶到的处理人员使用初至波到时数据，交切的震中位置十分分散，致使无法最后确定。
时间在飞快流逝，负责处理的人员满头大汗，心急如焚。当时北京遥测地震台网还配备一个二类专线电话，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这种电话专供一定级别的领导和重要部门使用。电话在大地震时，允许台网值班员与全国任何地方政府和地震台通话。通过这个电话，值班员及时得到了全国几个主要地震台的参数，但是很多地震台的记录也限幅了。根据兰州地震台的基式地震仪的参数和北京台网中心的5倍513地震仪记录，确定了震级为7.8级。但是地震的位置经过反复处理，仍然迟迟不能确定。
时间已经接近5时，这时二类电话铃响了，我立刻接电话，这是从云南昆明黑龙潭地震台打过来的，昆明台的童汪练同志问我们震中是否确定了，他告诉我：根据他们的记录测定的震中距，震中应该东距北京160公里台。由于是单台，他们只能提供这些数据。我立刻将昆明地震台的数据告诉了处理人员，这时台网中心的分析人员张伯民突然醒悟过来说：东边的台站初动可能有问题，不能用东边的台站！
一句话使大家立刻明白过来，果然将东边台站的数据甩掉，交切处理的结果立刻就集中在唐山丰南了。最终确定的速报结果是，发震时刻：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53.8秒，震中位置：唐山丰南，震级Ms7.8。唐山地震速报就这样产生了。这时已经过了凌晨5时了。
唐山地震速报如此艰难，是北京台网大地震速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为什么不用台网东部的地震台的初至到时数据，处理交切就集中了呢？其实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位于唐山以东的有些台站初动是假的。
这是因为，遥测的信道是邮电部提供的有线专线，而电信专线的路由都是经过唐山电信局的。
例如昌黎地震台的传输线路的路由是从昌黎凤凰山地震台到昌黎电信局机务站，再到唐山市电信局，经过天津电信局到北京长途电信局，经过北京市话局到达北京遥测地震台网中心。唐山强烈的地震发生时，传输线路已经在唐山受到破坏，台网中心记录的“初动”实际是线路在唐山被破坏的时刻。由于地震波的P波的速度是每秒6公里，地震波还没有到达昌黎地震台，线路就在唐山被大地震破坏了。因此，在台网中心记录的昌黎“初动”信号不是地震波到达昌黎的信号，而是线路在唐山被破坏的时间。由于地震太大，很多笔杆被打飞，被误认为是昌黎地震台的初至波也是情理之中。
唐山大地震速报给遥测地震台网处理带来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对于台网内发生的大地震，一定要考虑传输线路破坏这个因素。
唐山地震后，有些文学作品提到了当时不知道地震的位置，靠唐山的工人进京报告地震位置等等。我将当时进京向中央报告灾情的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李玉林的回忆报道摘抄一段：“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3.8秒，唐山发生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数万人被埋在废墟之下。通讯设备被毁，没有人能准确判断出震中的准确位置。当日上午，党中央虽已初步确定了震中，但对灾情具体程度却无从了解。震后，时任开滦唐山矿工会副主席的李玉林，果断带领曹国成、崔志亮、袁庆武3名同志飞车向首都告急。第一时间将灾情报告给中央领导，为抗震救灾工作赢得了宝贵时间……”可见李玉林主要是向中央报告灾情的。
唐山地震后，北京遥测地震台网全体人员以及由地球物理所抽调的部分科技人员，夜以继日地投入余震处理和地震活动的监测。在这一特殊时期，他们无从顾及家人和自己的一切，吃住都在台网中心，表现出了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牺牲一切的崇高精神。掩埋在唐山市南湖公园西北角的大地震亡灵，可能要在一场风波中迎来他们的30周年祭日。
引起巨大争议的，是刻有他们姓名的“大地震纪念墙”。因为需要收费才能刻名，它被斥为“借死难者敛财”；由于至今手续不全，它又被市规划局视为非法建筑，正面临被拆除的命运。
但民间的哀思并未就此阻断。7月24日傍晚，当本报记者来到纪念墙前，又看到两位死难者的亲属交费刻上了亲人的名字。纪念墙管理者说：墙上的姓名已超过4000个。
纪念墙共有3座，距离南湖西北角的大坟只有200米——那里，埋着旷世之灾中的数万名死难者。纪念墙始建于2002年，出资方是当地民营企业河北华盈集团和香港世纪星企业。原计划要修建9座 “哭墙”，并将24.3万死者的姓名全部刻上，供后人凭吊。
此前的26年里，唐山市政府只建有抗震救灾纪念碑和纪念馆，并没有一处死难者的集中哀悼之地。所以，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入夜时分，市内的大街小巷会同时燃起上万堆祭火。
“哭墙”的方式无疑更为文明。但出资方很快出台了刻字收费标准：正面1000元，背面800元。这个举措深深触及了国人的敏感神经，一时间，对良心的批评和商机的质疑铺天盖地。
面对巨大的道德压力，出资方却不改初衷。7月25日，负责筹建“哭墙”的华盈集团科普园公司总经理李丽对本报记者表示：要将收费进行下去。
据李丽称，至今出资方已经在纪念墙项目上投入了近1800万元，但回收的资金连维持日常开支都不够。对遇难的解放军、全家震亡者、孤儿的亲人、下岗工人和伤残人的亲属，都是免费刻名或打了折扣。更麻烦的是，对纪念墙和附近景观绿化的维护，将是笔无休止的投入。
“我们做了这么多事，还要背负恶名。”李丽提起遭受的委屈和无奈，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打转。
从2002年开工到2006年上半年完工，纪念墙的建设一波三折——
华盈集团出具的文件显示，纪念墙是南湖科普纪念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唐山市政府在2001年圈定的招商引资项目，目的是开发当时的南湖采煤沉陷区和垃圾填埋场。在合作意向书上，市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均有签字。
该集团的员工回忆，为了避免各种繁琐的批文耽搁工期，有关部门曾经在现场要求尽快开工，“手续由政府帮着办理。”他们保留的一些有领导批示的文件上，也体现了同样的意思。
2004年7月28日，第一座纪念墙完工，另外两座的钢结构也已做完，科普园公司向社会发出了收费刻名公告，争议也就此而起。
此时的南湖，已被改造成为一个风光旖旎的公园，获得联合国“人居环境改善最佳范例迪拜奖”。而整个市中心也向西北迁移，纪念墙距最繁华路口的直线距离只有1000米。另外，在这一年，唐山市政府负责人恰好换届。
到了9月，纪念墙工程突然被叫停。
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叫停的理由有三：一是手续不全，是非法建筑；二是离闹市区太近，过多的人到南湖祭拜会带来交通压力；三是影响游客的心情，与公园的优美环境不和谐。
协调会上，政府派出的一位领导希望纪念墙能尽快搬家，但被已投入巨资的华盈集团拒绝。
“如果是决策失误，我们应该得到补偿。”李丽说。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在这个协调会上，华盈集团就表示“也可以服从大局，无偿献给政府，由政府接手管理”，但并未得到回应。对于华盈集团来说，即使赔钱甩手，亦可避免日后无休止地往里贴钱。
双方僵持了整整一年。
大地震30周年纪念活动的临近为南湖纪念墙的建设带来转机，华盈集团被“允许”建完剩下的两座半拉子纪念墙。至于其它6座，则被永久冻结。
今年年初，3座纪念墙正式完工。随着“7·28”的临近，媒体再次关注收费问题。
与此同时，一场官司也即将诉诸法庭。唐山市规划局已经起诉华盈集团在南湖乱建非法建筑，要求依法拆除；而后者反诉前者行政不作为，“2002年就报上去的详细规划图和总体方案至今没有批复。”
纪念墙何去何从，至今依然飘摇不定。
7月25日，唐山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知记者，目前纪念墙的项目没有任何新的进展。
规划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否定了政府接手的可能性，“如果愿意接手，何苦等到今天。”其背后的心结是，对于资源型城市唐山来说，地震依然是一个影响投资环境的敏感字眼。
“你去翻翻29周年以前的唐山报纸，有几处提到了地震？”他说。
(作者系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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