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兵、顾海兵、曹帆

　　高校“近亲繁殖”之弊

　　众所周知，近亲（直系血亲与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是不允许结婚的，因为近亲繁殖的下一代几乎都是低质量的，基本上是一代不如一代。同样，一个社会组织，如果要充满活力，要不断创新，也就不能搞近亲繁殖，应该是五湖四海，应该是多样化。就高等学校来说，如果要成为一流大学，其教师是不能近亲繁殖的，即本校毕业的学生或研究生是不应该直接或一直留在本校做老师的。但是，目前的现实却是中国高校近亲繁殖严重，特别的，越是知名度高的大学，其近亲繁殖程度越是严重。那么，中国高校的近亲繁殖程度究竟有多严重呢？笔者选择了中国知名度比较高的17所大学，以其财经类学院或系为对象，对其近亲繁殖程度进行了具体调查与统计分析，并对比了海外6所知名大学的财经类学院或系。统计分析表明，中国大学的近亲繁殖程度平均要比海外高5倍。

　　中国大陆高校

　　——总体情况

　　17所中国大陆高校共有教师987人，调查结果是：平均值（近亲繁殖程度）=0.654。参看下图表（表（1）、图（1））。

　　依据资料：1分比例超过50%的学院占12所，平均值超过0.66的学院占10所，1分比例超过66%的学院占8所，平均值超过0.5的学院占12所。就全部样本而言，1分比例超过60%。

　　——具体情况

　　对中国大陆17所大学按1分的比例由高到低排列，具体情况如表（2）：

　　统计发现，各院校比例构成的不同主要不是由数字为0.5的部分引起的（除了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其他院校0.5所占比例不超过15%），而主要是由数字为1和0的部分引起。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研究

　　根据我们选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校经济学系样本，调查研究结果如表（3）。

　　上述6所海外高校共有教师205人，其简单平均值（近亲繁殖程度）=0.1115。

　　对比国内外高校，大陆高校教师的近亲繁殖的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高校，平均高近5倍（0.654/0.1115=5.865）。海外高校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也只有0.181（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最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其近亲繁殖程度仅为0.07，而国内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为0.85（西安交通大学商学院），最低的也有0.26（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国内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要比国外最低的高11倍，国内近亲繁殖程度最低的也比国外最高的要高44%。

　　特别的是，海外六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而在国内大部分财经院校中，这种情况相当普遍。

　　从比较中还可以发现，国外教师的教育经历和工作经历与国内教师相比更为丰富。国外一流经济学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不仅不直接留在本校任教，而且变动与国内比较而言更为频繁。并且，这些一流院系的教师很多最初并非任教院校所在国的国籍，而只是在该国接受高等教育并留在那里。因此在耶鲁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等都能发现华人经济学家的身影。

　　当然，我们也欣慰地看到，目前已经有一些高校认识到近亲繁殖的危害，并决定本校培养的弟子不再直接留下来做老师。不过，依据目前的教师更新速度，估计10年内还不可能有根本改观。由于中国高校严重的近亲繁殖程度，其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之低下就是极其自然的。

　　（报告执笔人顾海兵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统计分析原则

　　1.以23所知名高校的财经类院系的专职教师为研究对象，不包括兼职教授、职员工人等。其中中国大陆高校17所（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香港地区及国外高校有6所（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

　　2.大陆高校教师的国外经历中除去学位获得，其它如进修、做访问学者、兼职教授等等均不作为研究内容。

　　3.部分教师的教育背景在现有条件之下难以获得，不在统计范围之内。为了保证统计结果与事实的相对接近，统计只限于被调查院系的教师至少有一半可获得数据的院系，如此计划调查20所大陆高校最后减为17所。

　　4.近亲繁殖程度分为1、0.5和0。把各院系的所有教师的分值相加，再除以教师总数就是该院系的近亲繁殖程度。（1）符合下列情况的教师记为1分：最高学历所在学校与获得最高学历之后至今一直任职的学校相同。（2）符合下列情况的教师记为0.5分：最高学历所在学校与现任职学校相同，但最高学历之后首次任职的学校与现任职学校不同；最高学历所在学校与现任职学校不同，但最初学历或中间学历中有与现任职学校相同的。（3）其他情况的教师记为0分。

　　5.部分教师在两所学校或研究机构以上有过职务的，以现所在院校为准。

　　6.本调查资源全部来自互联网，以各院校的官方网站为主，资料截止到2006年5月底，不含任何主观因素。

　　7.统计内容不涉及对教师学术成就、声望的分析。

　　阻断“近亲繁殖”唯一出路：脱掉官帽

　　《21世纪》：您们选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课题——高校近亲繁殖进行研究，请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一课题呢？

　　顾海兵：近亲繁殖在中国的很多机构普遍存在，在学术研究机构尤为突出。大家说的很多，但没有数量分析，因此缺乏深度，没有说服力。

　　我一直重视定量分析。当然，研究这一问题的最大背景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非常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亲繁殖。

　　《21世纪》：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高校中的一流学校，如果在引进国际人才有限的条件下，是让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大呢，还是聘请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大呢？

　　顾海兵：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知名大学，但知名大学是否就是一流学校可能需要反思。即使把他们看成是一流学校，也不等于他们的所有专业、所有学生都是一流的，因此让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很难说比聘请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更大。

　　而且，自己的毕业生虽然在个体上可能比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水平高，但放在近亲繁殖的氛围中，其整体合力未见得就大。反过来，其他院校的毕业生水平可能在个体上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自己的毕业生低，但在非近亲繁殖的氛围中，其整体合力未见得就小。

　　现在人们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国家如此之高的投入之下并没有取得相称的成果是有看法的，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应该与近亲繁殖有关。

　　《21世纪》：高校近亲繁殖与高校的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之间有怎样的相关性呢？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有多大呢？

　　顾海兵：我们的研究不可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不断深化，这里只是抛砖引玉，但万事开头难。可以肯定的是高校近亲繁殖与高校的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之间有相当的负相关性，这样的负相关性究竟有多大可能还与各个大学的特点与健康程度有关，不太可能有相同的负相关性。

　　就像我们研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可能没有唯一的结论。微观上某一个企业可能可以计算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利润，但宏观上加总就不一定可行。

　　《21世纪》：在您的研究中，将中国部分高校的财经类学院与国际知名院校进行比较。您认为，中国高校与国际高校的差距，由于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

　　顾海兵：近亲繁殖所造成的影响有多大可以做案例研究，可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以搞专家调查。我们选择部分高校的财经类学院是因为我本人是从事经济学专业的，比较熟悉。

　　选择部分高校是因为一是我们的能力有限，二是国内大学的网站资料残缺我们只能如此。

　　《21世纪》：教育产业的发展，是否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呢？中国高校与国际高校最大的差距在哪里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顾海兵：教育产业的发展当然是分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至少与经济市场化的不同程度是相联系的。中国高校与国际高校最大的差距是中国高校的行政化或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仍很重，比如，直到今天，中国大学还有行政级别，有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怎么能有公正公平的竞争呢？在这样的等级制度下，中国的大学怎么可能不搞近亲繁殖呢？改革的出路是中国的大学校长必须脱掉官帽，必须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产生。古今中外产生国立大学校长的经验是：首先是大学全体教师的民主选举，产生2-3个候选人，然后是政府在这2-3个候选人中选择1人为校长。如此，就是戴上一顶官帽也没什么官味了。

　　顾海兵教授：

　　1982年获黑龙江商学院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5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