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赵闯近日在威海举行的第二届东亚投资论坛上说，中国去年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是605亿美元，对外投资近70亿美元，两者比例既低于发达国家的1∶1．2到1∶1．4的水平，也低于发展中国家1∶0．19的一般水平。

　　赵闯说这番话是为了表明，尽管中国的对外投资“已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毕竟是刚刚走过初始阶段或起步阶段，“中国目前不是对外投资大国”，更不会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造成威胁。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近28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一方面，我们不断赢得国际信任和支持，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再被外界以各种理由指责为“威胁”。“中国对外投资威胁论”是又一个新的变种。

　　初步归纳，“中国威胁论”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四“波”。第一波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背景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以及中国国内采取了相关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第二波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台海“导弹危机”前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予以过激反应；第三波发生在2001年“9·11”事件前、小布什第一任上任初期，由美国政界人士牵头，一些人再次把中国渲染为他们的竞争对手。

　　2005年春以来，一些西方国家掀起了第四波“中国威胁论”，以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实力为“引子”和“主线”，并具有涉及领域宽、范围广、内容庞杂的特征，从军事、政治、经济到资源、环境、文化、科技，又到地缘战略、台海稳定及地区安全，几乎无所不包。

　　进入2006年，中国GDP排名跃居世界第四，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综合实力再度明显提升。美国国防部《2006年度中国军力报告》再次大肆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特别是宣扬中国海空军及导弹部队的新发展威胁美国及亚太平衡，宣称台海军事平衡已向中国大陆倾斜。日本一直充当“积极的跟随者”，每当美国或国际上出现“中国威胁论”上扬动向时，日本媒体就进行夸张性的介绍，恶化氛围。在此期间，俄、欧、印也有不少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渲染。

　　从最初的所谓“民主威胁”、“人权威胁”，到后来的“纺织品倾销威胁”、“低成本劳动力威胁”、“能源需求威胁”、“粮食需求威胁论”、“金融风险威胁”等，以及很有花边色彩的“光棍威胁”（指中国未来男性比例偏大可能引起婚恋危机，进而对邻国带来威胁），再到今天的“投资威胁”、“国家安全威胁”（如中海油竞购美国优尼科、美国国务院设阻中国联想集团电脑），其核心无非是一条：对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充满了怀疑和戒备。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既可以为西方一些国家采取措施，加大维护其在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力度提供舆论支持，又可以对中国壮大实力、扩大影响力设置障碍，进行遏制。

　　经过坚持不懈的外交努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诚意和实际行动正在得到日益广泛的认同，外界的敌意正在日趋减少。不仅如此，通过频繁的多边交往和双边往来，各国对中国既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又坚持向国际规则靠拢，同时重视并积极回应外界关切的和谐形象，有了全新的了解。总体而言，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越来越有利。

　　中国威胁论之所以不断变换方式、变换品种，说明我们找准了攻克外界所担心或渲染的困难的途径，更印证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巨大生命力。随着对内坚持建设和谐社会，对外主张建设和谐世界的当代中国和谐思维的传播和落实，“中国威胁论”的市场将越来越小，对“中国贡献论”、“中国合作论”的认知将会越来越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