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岁高龄的柏杨已很难接受长时间的采访。在《柏杨白话版资治通鉴》新版问世前，上海东方早报记者联系到柏杨的妻子、助手、台湾诗人张香华。通过柏杨口述、张香华记录的方式，柏老对记者的提问做了十分详尽的回答，可见其对这部书的钟爱。

　　“如果没有这场牢狱，我无论怎么摇笔杆，充其量也就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那派花言巧语能说多久呢？现在，我仍在家中的书房门口贴了一个牢房编号‘297’，以为纪念。”

　　东方早报：以十年之力从事翻译《资治通鉴》这样一项工作，何来如此大的动力？后悔没用这段时间做原创吗？

　　柏杨：我在新版序言中谈道，1968年4月1日，我因文字贾祸，被捉进牢，直到1977年，坐足九年又二十六天，获释出狱。如果没有这场牢狱，我无论怎么摇笔杆，充其量也就像近日病危、闻名于世的美国包可华（ArtBuchwald），只是个写幽默杂文的专栏作家。坐牢的时间里我开始了对中国绵长历史的爬梳工作，也建立了我自己对传统中国历史观点的批驳。提携我最多的挚友、更是我的良师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就曾说：“……若不是蒋关他个十年，他那派花言巧语还能说多久呢？”

　　我从没有后悔过用十年时光翻译别人的作品。在狱中的读史，使我完成《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历代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这三套史书，是我最具体的狱中读史成果，也是一直在两岸社会受到瞩目而肯定的作品，更是我出狱之后翻译《资治通鉴》的基本功。现在，我仍在家中的书房门口贴了一个牢房编号“297”，以为纪念。

　　东方早报：这部出版于23年前的作品，实际上融入了很多你对当时社会环境的评判，此次再版对当下有何意义？柏杨：历史读者并没有什么专属的年代对象，它不是流行产物，当然不会过时，只要不是民不聊生，水深火热的时代，它都是一个民族的必修课程。只知今天繁荣安逸，寻欢作乐，丧失进一步的、深层次的价值观，那就会堕落下去。历史是训练我们诚实的一门功课，所以一个人一定要读史，且要正确地读史。

　　“人类天性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顶多是事后的殷鉴，但忠实的记录对世世代代的人来说，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一种训练，这是人在生存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我不但希望历史为全民而记录，而且希望建构出一个‘人’基本的生存尊严。”

　　东方早报：你的史观具体说来是怎么样的？

　　柏杨：历史是一个国家（对个人的记载叫“传”）兴衰荣辱的忠实记载，也是一个政策执行成败的记录，让后人可以追本溯源，了解前人如何走到今天。所以提供借鉴的意义，以及对一个君王（用今人的话来说，是执政者）言行的约束。虽然，人类天性并不接受历史的教训，顶多是事后的殷鉴，但忠实的记录对世世代代的人来说，是诚实面对自己的一种训练，这是人在生存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素质。由欺人而沦落为自欺，这个民族就无药可救，所以尽管人类并不记取历史的教训，历史记载本身却是一个国家不可忽略的。

　　历史绝对不是某个人物的功劳簿，也不为某一个时代粉饰太平。有多少罪恶、有多少错误，就有多少悲惨、牺牲，这是不可以抹杀的。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历史绝不为某个领导人或者是某个领导阶层涂脂抹粉，而应该为“人”服务。我在狱中写的《中国人史纲》就是摆脱以朝廷命官身份修史的角色，我不但希望历史为全民而记录，而且希望建构出一个“人”（而非群众）基本的生存尊严。

　　东方早报：与著名的“臣光曰”对应的“柏杨曰”可谓是你具体史观的体现。看待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的1000多年的历史，你与司马光的立场有何不同？

　　柏杨：读《二十五史》的影响，使我一贯很熟悉编年体的《通鉴》体例。司马光是朝廷命官，书写历史有一定的谨严态度，而“臣光曰”的书写，也让我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印象鲜明。他对“天子”的身份位置和当时思想潮流的趋势的评述，常常引得我一抒心中想法。所以，在《柏杨版资治通鉴》中我特别加上“柏杨曰”，正是对这种历史书写方式的响应。而在内容上，则完全摆脱了“人臣”的角色，我甚至不是传统“士大夫”的角色，我只是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要突显的就是这种一个“人”的史观。

　　东方早报：“柏杨曰”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有学者指出“评论有犀利的地方，但往往是观念先行。如果从专业的史学角度来看，有些不妥。”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柏杨：“柏杨曰”是我在本书中很费心的一部分写作，简直可以说，如果不写这部分，就有被封口的感觉。去年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与同心出版社合办了一场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人史纲》出版与学术研讨会。社科院刘志琴曾经说过，用传统的方法，《中国人史纲》是异端、是另类，钱理群教授也说文笔犀利有余但深入不足，这些话都使我非常受教。而他们在教诲我之余，也都肯定了我这种写法的必要性，对中国来说，是有启发作用的。

　　东方早报：台湾学者李敖曾指责《白话资治通鉴》有翻译错误，如对“太岁”、“将无同”的解释等，此次再版是否会采纳其意见进行修改？

　　“只要能把我说服，我都感谢不及，因为这等于是对我的作品的无酬修正。”

　　柏杨：台湾远流出版社的《白话资治通鉴》每册都有和读者交流的“通鉴广场”，经常有读者给我提意见，使我再版时能够修改，我非常感谢。只要能把我说服，我都感谢不及，因为这等于是对我的作品的无酬修正。此次再版的是我最后的定版，我相信这样一部庞大的著作，一定仍会有疏漏之处，希望仍有人给我校正。

　　东方早报：内地很多读者都很关心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你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

　　柏杨：十多年前七十多岁时，早晨醒来我总是一跃而起，香华老是抱怨我为什么这么着急，难道赶投胎不成？自从1994年心脏手术后，接着脊椎骨开刀、胃大出血、右颈大动脉开刀，这一连串大病之后，我开始每况愈下，再加上患了群医诊治惘效的晕眩症，我不但早上不再一跃而起，连行动坐卧都迟缓起来。

　　我如今睡眠的时间很长，醒来的时间不多，活动的时间更少，主要是元气不足。不过，去年我还是应邀到香港出席《明报》主办的一场旅游文学研讨会，日程排得非常紧凑，我也凑合着跟随大家，不负使命，“终驰得分”，顺利完成。至于现在的我，一面作答，一面还在半昏睡状态。不知道你们对我的身心现况满意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