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中国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中，发生了一件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中国工农红军的万里长征：一支二十来万人的军队，分别由中国的南部、中部，穿越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西部，转战到中国的西北部胜利会师，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美国《时代周刊》在1972年评论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了翔实记载长征这段让中国人民引以为自豪的历程，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组织该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军事科学院等单位的专业人员，共同编纂了红军长征历史的通俗读物——《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丛书日前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该丛书共分七册，分别记叙了“历史选择——长征中的红军领袖”、“征程军魂——长征中的著名将领”、“跨越雄关——长征中的重大战役”、“战地女杰——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永恒情谊——长征与少数民族”、“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以及“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等方面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战地女杰：贺子珍的身体里嵌入17块弹片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永恒情谊：刘伯承与彝族头领歃血为盟

　　在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十几个省，不仅斩关夺隘、抢险飞渡，与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而且还要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取得他们对红军的支持。

　　作者苗晓平介绍，红军在长征中有90％的路程行进在少数民族地区，先后经过了苗、瑶、侗、壮、水、布依、纳西、彝、藏、羌、东乡等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地区。在红军到达这些地方之前，国民党反动派就对红军进行造谣污蔑，并和当地反动的封建地主勾结，强迫当地群众烧粮、烧房，胁迫群众上山躲藏，不准给红军带路当通司（翻译），企图置红军于绝境。

　　在这些困难面前，红军每经过一个少数民族地区都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宁可自己挨饿，也不动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粒粮食；宁可在外受冻，也不擅自进老乡家门。通过广大红军的实际行动，一些受蒙蔽的少数民族群众渐渐认识了红军，他们不仅热情款待红军，还从方方面面帮助红军，在短暂的时间里，留下了一个个令人难忘、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5年5月，在红一、三、五军团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后，来到四川会理，准备向北穿过彝族地区，强渡大渡河，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接受了任务。

　　由于彝族地区群众长期受反动统治者和地方军阀的民族压迫，造成彝汉民族间严重对立，但另一方面，那里的社会矛盾极为尖锐，如果处理得当，就可以发动彝族同胞与红军共同对敌。而要做到这一点，惟一的武器就是党的民族政策。想到这里，刘伯承觉得，做好这项工作比打一场硬仗还困难。

　　5月22日上午，刘伯承带着队伍前进了，他让肖华领导的工作团走在队伍最前面。突然，山林中传来“呜嗬、呜嗬”的喊叫声，只见山路上站着几百名彝族青壮年，他们手持棍棒、枪支、石块、长矛和弓箭，不停地呼喊着、奔跑着。这时，肖华和通司走上前去，向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彝族人耐心地解说红军的宗旨和借道北上的目的，并表示愿意和他们友好合作，并说红军刘司令愿意与彝族首领结盟修好。很快，红军得到回话，彝族沽基家首领小叶丹愿与红军结盟。

　　当天下午，刘伯承与小叶丹在肖华的安排下见面。小叶丹见眼前这位司令戴着眼镜，态度和蔼，连忙摘下头帕，按照彝族最虔诚的礼仪下跪行礼。刘伯承急忙把小叶丹扶起来，亲切地说：“红军是保护穷人利益的，我们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把压迫百姓的人消灭，我们应该结为兄弟，联合起来打土豪，不要自己打自己。”一席话，说得小叶丹心里热乎乎的，他忽然站起来说：“刘司令，你的话句句说到俺心窝里去了。按照俺们的传统习惯，我们今天歃血为盟，兄弟相称。”刘伯承爽快地同意了。

　　小叶丹喊了一声，几个彝族人跑上来，手里提着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端着两碗清清的水。小叶丹左手抓鸡，右手握着大镰刀，口里念道：“5月22日，刘司令、小叶丹结义为兄弟。”说完举刀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也举碗发誓，说罢，两人举碗一饮而尽，静静的山谷顿时一片欢腾。

　　东方魅力：外籍将军亲历长征两万五

　　长征之所以独具东方魅力，是因为长征与外国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方魅力——长征与外国人》一书中记述了李德作为红军总部的外籍“太上皇”，从莫斯科“神秘旅行”到上海，继而入主红军总部“独立房子”的全过程；记述了薄复礼等西方传教士，在“冷眼”旁观的过程中，不仅解了红军的燃眉之急，而且屈而无怨，被长征壮举所折服，抱病著书，率先向西方介绍红军真实情况。同时，令人感动的还有来自越南的洪水，作为红军铁流中的外籍勇士，全程亲历了长征。

　　洪水，1908年出生在越南，20岁考入当时的名牌学校河内师范学校。后来，受河内人民抗法斗争的影响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4年来到中国，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洪水开始了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武装革命斗争生涯。

　　1932年底，洪水与李伯钊和红军俱乐部主任赵品三等人，创办了红军历史上第一个剧社——工农剧社，洪水任社长。工农剧社一成立，洪水便以满腔的热情和创造性劳动从事根据地的文化工作，他经常与钱壮飞、李伯钊、张爱萍等一起编剧演剧，受到根据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队伍里，原工农剧社社长洪水跑前跑后，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进行着长征途中的宣传鼓动工作。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洪水以党的政治工作者和红色宣传员的高度责任感，带领战士四处宣传，一会儿在街头演说，一会儿在广场表演。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可听到他们写下的革命标语，城内城外可听到他们教唱的红军新歌。听了他们的宣传，看了他们的表演，红军指战员一扫往日的疑虑和不满情绪，个个称快，同声赞好，军心大振，士气高昂。当地群众耳闻目睹，认定“红军根本不是赤匪”，大批受苦工农和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