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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贝鲁特的人们
“7月17日深夜接到使馆询问是否要撤离的电话时，我真的感到恐惧”
贝鲁特时间7月24日上午9点，当《望东方周刊》记者把电话打到新华社贝鲁特分社时，留守的首席记者潘立文过了好一会儿才接起电话，而一接起电话，他吐字极快。
老潘说，以军的轰炸在继续，他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盯住战况，往国内时刻不停地发稿，一点都不敢松懈。记者本想做更长时间的采访，但老潘说，实在是没有时间了，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发出去的那些滚动战况。“你看了我的稿子就等于采访我了”，潘立文说。
“我们时刻准备撤侨”
次日，黎以局势再度吃紧，轰炸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介不断传回国内。《望东方周刊》记者拨通了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武官迟广盛的电话。“您现在在哪里？”记者问道。“我在使馆，不过是使馆的地下掩体，”迟武官回答说。
目前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有包括大使在内的八名外交官留守。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工作吃住都在使馆的地下掩体。使馆在开战之前储备了一些米油之类的生活必需品。“没有空袭的时候，我们也会出去采购一些东西，”
迟广盛说。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刘向华是一位女士，也跟使馆的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在掩体里。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显得特别急促，并一再抱歉地说，由于工作电话只有这么一部，而且情况紧急，接受采访只能有五分钟的时间。
刘向华大使介绍说，由于提前做了准备，目前使馆的食品供应没有问题，只是吃不到蔬菜。
《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她，如果战争形势更加吃紧，使馆会不会再次组织撤侨。刘大使说，目前在黎巴嫩还有20多名华人，多半是在当地开饭馆做生意的不愿意离开。“我们当然是希望他们撤离的，但是目前他们自己不愿意。如果情况恶化，我们会尽力安排，时刻准备撤侨。”
7月25日，以军轰炸了一个联合国观察站，四名观察员不幸遇难，其中包括中国观察员杜照宇。
迟武官介绍说，杜照宇是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UNTSO）官员。UNTSO设立于1948年6月，观察员小组驻扎在贝鲁特和开罗，在安曼和加沙市设有联络处。迟广盛说，UNTSO在贝鲁特的大楼已经有几十年历史，有“明显的标志”，所以被以军轰炸到“很不寻常”。杜照宇本人隶属联合国编制，迟广盛说“以前也见过面”，印象中是一名30多岁的年轻军官。
“经济垮了”
从这场战争开始之后，嫁到黎巴嫩的中国女子赵颖就开始在国内媒体连载《一个中国女子发自黎巴嫩的日记》。生于1973年的她2001年结识黎巴嫩人爱德梦·依卜拉欣，后来随其赴黎，结婚，现有一个四岁的儿子。她本人在黎巴嫩教授中文，丈夫则是一家中医治疗中心的主治医师。
《望东方周刊》记者拨通她手机时，她已经随同家人从暂避的黎巴嫩北部回到了贝鲁特。她告诉记者，目前轰炸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部，她家居住的东北区相对平静。
记者问她，如果情况更加恶化，她有没有撤出贝鲁特甚至是回国的打算。赵颖回答说，她仍然不太想离开贝鲁特、离开黎巴嫩。
“首先从战事上来说，轰炸主要集中在黎南，以色列最多是派遣地面部队从南向北推进。贝鲁特居住着太多的无辜百姓，以色列丢下一颗炸弹说不过去吧！”
赵颖说，从感情上来说，她也很难割舍。她老公在贝鲁特有很多病人，很难中断治疗。其次她自己觉得“有责任”把黎巴嫩遭受的一切告诉国内的人。按她自己的话说，她是用一个有别于外交官和记者的普通中国人视角，来观察战争下的黎巴嫩百姓。
赵颖说，虽然从去年夏天哈里里遇刺之后黎巴嫩就陷入紧张状态，不时有汽车炸弹事件发生，但这是她第一次亲身经历战争。“7月17日深夜接到使馆询问是否要撤离的电话时，我真的感到恐惧。”
《望东方周刊》记者问她，觉得战争对黎巴嫩最大的影响是什么，赵颖回答说，“经济垮了”。
她告诉记者，她老公的中医治疗中心病人减少了60%，很多公司要么只上半天班，要么干脆停工。“损失最大的是旅游业”。夏季是贝鲁特的旅游旺季，今年预计有163万人来贝鲁特旅游，但现在全没了，另外还有15万黎巴嫩人逃到了叙利亚和土耳其。
她自己的中文课班上，14个学生只有两个表示愿意来上课，“我也只好放弃”。
赵颖在自己的日记中提到，黎巴嫩人已经开始哄抢超市和市场里的东西。电话里她告诉记者，超市里的东西已经被抢得差不多了，目前情况反而相对稳定。不少超市因为担心员工的安全都提前关门，她自己家则是就地采购，不会开车去很远的地方购物。
“黎巴嫩人目前是怎样一种情绪呢，仇恨、愤怒，还是其他的什么？”记者问。
“疲了”——没想到赵颖用的是这样一个词。“他们想哭但哭不出来，而且，哭有什么用呢？什么都改变不了。战争中最后遭殃的总是老百姓。”
“你四岁的儿子知道外面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吗？”记者问道。
赵颖说，她千方百计不让儿子知道。如果外面传来轰炸声就告诉他是放鞭炮，如果电视新闻播放战争画面就把他叫走，“主要是不想让他心灵中留下阴影”。
赵颖还说，她在黎巴嫩的一对中国朋友刚刚回国了，就是为了孩子，他们的孩子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不想让他们的记忆里留下战争。（记者 戴闻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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