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桑·达欧德，作家、记者，生于黎巴嫩贝鲁特，现居贝鲁特。黎巴嫩内战时期，他在贝鲁特担任记者，撰写有各种社会议题、书评、艺术文化批评等，现为贝鲁特报纸《AL－Mustagbal》总编辑。针对本次黎以冲突，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访问。

　　“我的家在郊区以南2公里处，郊区几乎在以色列的轰炸中被夷为平地。我想，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地理距离的远近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危险都来自空中而不是地面。我们与空中的距离是一样的。三天前，对南部郊区的轰炸停止了。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们袭击的目标了，因为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纳伊夫昨天在我们小时候共同生活过的村庄Noumairieh被害。在电视上，解说员说他的尸体已经支离破碎，是在被炸成废墟的房子里发现。纳伊夫，56岁，跟我一样大的年纪。我曾经在这个初夏见过他，当时他说：我们已经好几年没碰面了。我回答他，我会在村子里跟他一起过完这个夏天。”

　　□受访 哈桑·达欧德（黎巴嫩）

　　□采访 本报记者 夏榆 □翻译 马宁宁

　　从和平到战争状态的转变发生在瞬息之间。星期二上午9点20分以后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星期二，大部分黎巴嫩人还满意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成群结队地涌入黎巴嫩游玩。两天前，旅游部长还宣布：“今年，游客人数将达到130万。”街道上停满汽车，车牌上的名字显示，游客来自四面八方。

　　没有任何警报。

　　移居国外的黎巴嫩人在七八月份开始迫不及待地踏上返乡之路。回国前，很多人在归途中请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为自己预订了7月14日开始的法鲁兹（Fairuz，黎巴嫩女歌手）音乐会。座票在一个月前已经被卖光了。

　　现在，当关乎命运的事情发生在身边时，我们想知道，这些将要去听音乐会的人会怎样处理他们手里已经毫无价值的票。

　　就在这短短的一天中，一切都改变了。法但大街上，曾经拥挤的人群消失得无影无踪，世界杯期间曾人声鼎沸的咖啡店变得沉寂。无助和恐惧清楚地写在阿莫瑞咖啡馆里仅剩的几个老板脸上。

　　原本以为在炮火硝烟中流亡的日子已经结束的黎巴嫩南部居民，在星期二这一天，不得不重新恢复了我们曾在电视上见过的熟悉姿态：带着他们少得可怜的家当——几个小箱子和尼龙手袋——费力地穿过被轰炸过的桥梁，沿着公路跋涉。

　　关于真主党绑架以色列两名士兵的说法（以及随之而来的轰炸的借口），最常听到的就是“时机不对”。通过这个外交辞令，新闻发言人避免了当众表明反对绑架行动。这使得真主党的支持者感觉刺耳。政客和评论家甚至出现在电视上，反复强调在行动前考虑各种因素的重要性，强调时间选择的必要。批评时机选择，是为了使发言者能够维持一种平衡，在绑架者和认为绑架将导致毁灭性报复的反对者之间。换句话说，他们支持绑架，但是希望推迟到晚些时候，等游客和度假者都回家以后。

　　他们需要“延迟”——尽管说法与上略有不同——这也证明了黎巴嫩在看似永无休止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摇摆不定。更糟的是，它表明黎巴嫩人想要和平——当他们得到它时——希望它可以带来双倍的好处（日渐膨胀的游客数量和疯狂的城市重建），却拒绝把战争划入历史。不同于1967年后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似乎只有黎巴嫩羞于批判战争。

　　轮到黎巴嫩来祈求和平了。黎巴嫩人说“时机不对”，是因为他们不知如何才能真正表达他们的想法。

　　这一次，黎巴嫩人被要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完成从和平到战争的转变。在短短24小时里，他们回到了最黑暗最艰苦的日子。在一眨眼的功夫，加油站挤满了汽车，面包店塞满抢购面包的人，大学里的考试被取消，报纸的头版刊登了一个孩子尸体的照片，她和她的家人一起，在以色列对Dweir的空袭中丧生。报纸对Dweir的空袭报道让人想起几年前发生的纳巴提亚大屠杀，它就是曾经令黎巴嫩人恐惧万分的曼苏里和加纳村大屠杀的翻版。这种屠杀给我们帮了大忙，如果仅仅把它们作为证明以色列野蛮行为的证明。这种暴行不时仰起它丑恶的脑袋。

　　我们却忘记了，最终受害的是我们自己。桥梁的破坏——也许是全部的桥梁——在最近的袭击中也能代表我们的利益：它不仅为以色列的暴行提供了证据，也凸显了来自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消极反应。(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