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成都8月7日电（记者白瑞雪）红军失散人员邓秀英、邓玉乾，是四川省通江县的农民。直到近几年，姐弟俩才第一次知道了“长征”这个名称。

　　71年前，当13岁的姐姐背着6岁的弟弟走上长征路时，年少的他们从未想到，那条没有走完的长路将从此改变他们的一生。

　　“父亲、大哥、母亲、我、弟弟、妹妹、弟媳，还有一个姐夫。”邓秀英掰着指头一一数来。1935年3月，她一家八口随部队开始长征。

　　8个人死的死、散的散，到过草地前，只剩下4个：打仗的父亲走在前面的部队里——姐弟俩至今也不知道父亲邓心科在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是什么职务，母亲则带着姐弟俩在紧跟着部队的家属队行军。

　　“妈妈背铺盖，我背弟弟。”邓秀英回忆说。

　　6岁的邓玉乾刚齐姐姐的腰，但体重已经不轻了。母亲用一根麻绳把邓玉乾结结实实地捆在邓秀英身上。那时的邓秀英13岁，身高不到1．30米。一路上，邓秀英都是背着弟弟走的，只有休息的时候把他放下来，才能歇口气。

　　“你说怪不怪，那么小的娃儿，听话得很，打起仗来枪响得吓死人，叫他不哭就不哭！”邓秀英回忆说，一次战斗中，姐弟俩险些没命。“嗖”的一声枪响，弟弟头上的尖帽子被打落在几米开外。邓秀英慌忙把弟弟解下来抱在胸前，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捂着他的嘴，生怕他哭出来……”

　　“草地那个苦啊，草鞋一天就走穿了，有人掉进烂泥坑里救不上来牺牲了，其他人就从他肩上踩过……”但最苦的还是饥饿。6岁的邓玉乾在枪声中没哭过，却“好几次饿得哇哇大叫”。

　　邓秀英找到了几棵野葱，把叶尖摘下来喂给弟弟，自己和母亲吃葱根。发现树丛中有些小小的红果子，邓秀英怕有毒，直到看见几只乌鸦飞去吃那些果子，她想“乌鸦能吃，人也能吃”，赶紧跑过去从乌鸦嘴里抢食。“你不知道啊，那些乌鸦比我弟弟小不了多少，我真怕它们饿慌了把弟弟叼走！”

　　有一次，母亲饿晕过去了。“我晓得，我晓得，我以为妈死了，趴她身上哭！”邓玉乾打断了姐姐的话。“醒事特别晚”的邓玉乾人生的全部记忆，始于母亲饿晕在草地的那一刻。“有个叔叔拿来一把豌豆面，姐姐把豌豆面喂到妈嘴里，过了一阵，妈才醒了……”

　　从此开始记事的邓玉乾并不知道全家为什么要来这个“除了烂泥和草啥都没有”的地方。姐姐知道。

　　“我们不长征的话，肯定给杀光了！”邓秀英说。1932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在通江建立了县乡苏维埃政权。早已是地下党员的父亲转战川北，留在老家的全家却忐忑不安，因为土匪放话说：“参加红军的都没有好下场。”惶恐中，全家几次躲到山里。1935年，父亲终于回到通江，接全家作为家属随部队长征。

　　1935年，红四方面军8万大军在张国焘的带领下再过草地，挥师南下。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战役失利后，渐入困境，被迫后撤。

　　在丹巴一个叫古尔沟的地方，父亲邓心科得了伤寒病。部队把他留在一个山洞里，临走时，还留下了三块木板：“活下来的话，就来追部队；死了，就用这几块木板好好埋了。”

　　4天后，父亲死了，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母亲和孩子们用那三块木板安葬了他。“父亲是穿着大衣下葬的。”邓秀英回忆说，“那是全家最奢侈的衣物，但妈妈说，让父亲暖暖和和地走吧。”

　　少有人烟的川西草原，朔风夹着雪花。母子三人在丹巴迎来了新的一年，却不知新的一天去哪里。妈妈哭得呼天抢地：“我们还是追赶部队吧……红军迟早要回通南巴……”

　　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母亲，背着走不快的弟弟，邓秀英沿着大部队走过的路上留下的宣传告示连夜追赶，不料被土匪拦住了去路。在一片密林里，母子三人被不同买主分别带走。

　　整整7年里，三人身在异处，不知对方地点，亦不知生死。

　　团聚与分离一样传奇。被主人取名“邢措”的邓秀英从一家被卖到另一家，她那完全变形的手指，就是那段奴隶生活的印记。7年后，从主人家逃到喇嘛庙的邓玉乾长大了，他“一个寨子一个寨子地走，一家一家地找”，终于找到了母亲，也找到了姐姐。

　　1952年，解放军开进阿坝。邓秀英记得，那天，一走进部队驻扎的院子，母亲泣不成声：“红军回来了……”

　　“我告诉他们，我姓邓，我是红军！”流落藏区十几年，邓秀英第一次说出了自己的红军身份。

　　1963年，年近七旬的母亲思念故乡，全家回到老家。邓秀英有三个儿子，她把其中一个过继给了终身未娶的弟弟。两家相隔仅100米。孩子们说，平时两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都会给对方端一份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