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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朝阳门往东一站地，叫朝外大街。路南原有两条比胡同稍宽的小街和一条更窄的小巷，中间的叫市场街。现在高楼大厦林立，商场银行比肩，昔日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了。曾经是五六米宽的土路，两边是高低错落的临街房，老邻居们的琐碎的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小伙伴们的恩怨分合，打斗嬉闹，平淡却趣味盎然的日子曾在世纪的长河中流淌着。据老辈人讲，自从朝阳门作为码头以后，这一带就店铺连着客栈，茶棚、书馆、影剧院应有尽有，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显其能，买卖十分红火。到我懂事的时候，大部分都衰落了成了普通人家。那时，市场街从北到南一里多地，一百多户。靠北边的茶馆还在，大天棚下经常高朋满座，下棋品茶聊天，吆五喝六，甚是热闹，中部的书馆也偶尔开张，袁阔如等大师也多次光顾。还有几个小饭铺、合作社、菜站、小杂货店依然生意兴隆。由于街窄，由于相知相熟，虽然隔街相望却能鸡犬相闻。谁家有个灾病，谁家添了儿女，去慰问去道喜；谁家断了顿，谁家孩子辍了学，都能相互惦记，甚而出手相帮。那情景，就像生活在敞开门的四合院里一样:温馨和睦。
磨盘上房大约是1963年，京津赶上暴雨，几天几夜的大雨让许多人家的屋里进了水，我们兄妹也在母亲的带领下在门前用碎砖头垒了条土坝，再用盆碗往外淘水。雨停后，水里漂着从菜站出来的黄瓜西红柿和树上掉下来的大枣。我们高兴地挽起裤角，一边蹚水玩一边捡不要钱的蔬菜和水果。
那天傍晚，突然起了股风，且越刮越紧，我们就见南边——大概是日坛的上空有一片烟尘，夹杂着影影绰绰的什么东西，往北压来。这时，有邻居大喊:旋风、旋风，快回家！母亲赶忙拉我们进屋，插上门。天忽然暗了，就听“呜呜”的狂风呼啸而过，劈里啪啦地响了一阵，窗户纸刮破了许多。风停树静之后，我们跑出去看，街上一片狼藉。一会儿，不知谁喊了声:“哎，磨盘呢？磨盘不见了！”邻居马家窗外的空地上曾放有一扇磨盘，有二三百斤吧，却突然没了踪影。于是，我们这些孩子帮着找呀找呀，终于有人惊异地发现:在房上呢！又是一通乱喊。龙卷风的威力让我们目瞪口呆。二伯伯和二大妈也好生纳闷:怎么一点动静也没听见？屋里也没见掉土啊！四五天之后，天放晴了，身高力大的二伯伯，叫上洪三爷和张五叔，准备抬磨盘。周围力气大的邻居一听都赶来了，搬梯子、找绳子、出主意，喊的喊叫的叫。别吵，别吵，听三爷的！二伯伯发话了。于是，在洪三爷的统一指挥下，大伙七手八脚齐心协力才把那磨盘从房上弄下来。好在房子一点没伤，真有点邪行。
洪三爷洪三爷是我们这一片的主心骨，就住我家对面儿。七十多了，身体还十分硬朗，能在当街拿三角顶，还时常光着上身走八卦步、耍钢叉——其实就是一根木棍上捆两只旧鞋底子，却能让他耍得上下翻飞、左右滚动。忽儿在后背脖子上，忽儿又从腿部蹦到了手上。三爷的臂膀前胸都有伤，他说那是年轻时练武留下的。
有回，三爷坐在小板凳上，身前立着一个A字形夹板，正一针一线地纳鞋底，我好生奇怪，跑过去问:“您也会做鞋？”三爷一笑:“傻孩子，三伯伯什么都会。”
这倒是真的，三爷的木匠活儿还远近闻名呢。那时，我最欣赏他的木钻了，那东西也是他亲手做的。两根一长一短的圆木棍用皮绳连着，拉动中间的竹板，那钻就左右转动，咝咝咝，一会儿小孔就钻成了。
三爷最喜欢的是做棋子、画棋式，偶尔也下下棋。他那副手掌大的棋子，三尺长的大棋盘，都是自己做的。只要一摆出来，无不令人啧啧称羡。那棋子上的字、行书，每个笔划都是中间凸两边坡下去，黄底红字，鲜明耀眼。他家的护窗板上，板凳上都画有棋式，每每引得路人驻足琢磨。他有一本棋式书，线装，有时拿出来，对着棋式摆上子儿，一研究就是几个钟头，还经常笑出了声:“好，这招好！妙，真妙！”
三爷他很少和别人下棋，对我，却是个例外。
我曾为了提高棋艺一遍遍向三爷求教棋式，老人极耐心地一次次启发我，等我全部会了之后就想借他那本线装书看看，可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那毕竟是老人的宝贝。一次实在忍不住了，不料三爷竟很大方。我如获至宝，捧回家后就一个劲儿地抄啊抄啊，不到一星期，我就把书给三爷还了回去。三爷一怔:“这么快？全看了？”我嗫嚅着:“我都给抄下来了，以后慢慢看。”
三爷招呼我坐下，慢慢告诉我，其实这棋式是以前摆地摊混饭吃的。这不管红的黑的，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只要步步走官招儿，全是和棋，谁也赢不了谁。
踢球斗鸡摆棋摊同龄孩子大约有八九个，常凑在一起踢球:两块砖头当门，手心手背一分拨儿，每边三四个人，踢起来疯狂得忘记了一切，常为一个球争的脸红脖子粗。没有裁判大家又都是裁判，平时是好朋友见了球却拼抢的十分激烈，什么假球黑哨从没听说过。有时撞了这家的门板，有时碰了那家的窗户，大人们出来干预了:“去去，别在街上踢了，要踢去日坛，那多空旷呀！”我们只好停止，后来再踢时就去日坛，在那儿撒着欢儿跑。
离家不远有棵大柳树，大伙儿曾在那儿挖了一个沙坑，练跳远用。有时，也让两个伙伴举着竹竿，大家一起练跳高。
玩得最多的是斗鸡、跳活山羊。用双手抱住屈起的右腿，靠左腿跳动前进，用膝盖去攻击对手，这就是那年月风行一时的斗鸡。两人一组旗鼓相当，斗得难解难分。跳山羊就更有趣味。一个小伙伴站在开阔地，一弯腰就成了山羊，其他人排队依次从他背上跳过去，对失败者的惩罚就是去当山羊。所以有的山羊暗地使坏，本来看着能跳过去，可跑到跟前，那山羊一拱背，升高了。于是打几句嘴仗，再重来。
大伙儿还一块练举重，一手一块红砖，你举三十我举五十，后来又做石锁又做杠铃，练得不亦乐乎。
晚上，星期日或寒暑假，那大柳树下就成了棋摊儿。我们都会下象棋，可又谁也不服谁，开始是张五叔坐镇，让车让马跟我们杀，后来我们自己打擂台，一盘见输赢，看谁有能耐能连续坐庄。大伙儿经常拿着窝头、啃着咸菜，或端着饭碗排队助战。快的，三下五除二一盘，慢的，也就八分十分钟战败交枪。我们定有铁规矩，任何人都不许悔棋！有时也打得不可开交，“臭棋，臭棋”的互相数落，有时候甚至反目结怨，不过过两三天，事就过去了，大家还是朋友。由于和三爷学了棋，我有时能连坐四五盘庄，惊得小伙伴们瞪大了眼睛。没有正规的器具，没有像样的场所，可我们每每玩得如痴如醉。
后来，平房一拆盖了十几幢鸽子笼式的简易楼，前些年地区改造，建朝外商圈儿，又把简易楼一拆，就成了现在的模样:真正的新的市场街。可儿时的记忆是抹不掉的。窦宝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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