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佩德罗·阿莫多瓦这个名字的属性等同于“城市”———喧嚣、狂热、厚颜无耻、精力旺盛。然而最近，他变成了一座“公园”，仿佛已下定决心要开始安静、深沉的生活。

　　阿莫多瓦1980年代拍的那些电影生动地把握住了马德里底层生活的无穷活力。1995年，他突然宣布：“我是一座公园。”他在拉曼恰的老家以这位背井离乡的游子的名字为当地一片草地命名，他接受了这个荣誉，因为“它代表了对所有带孩子来公园玩的母亲们的敬意”。可是“公园”也有行为吗？有，它的一举一动都如田园诗歌一样恬静，阿莫多瓦回答，“我在成熟，如今，我已不那么‘巴洛克’了。”

　　《回归》是疗伤灵药

　　谈及从“城市”变成“公园”的原因，阿莫多瓦回忆起了拍摄《不良教育》的时光。这段经历让他突然变得拘谨了，“我把儿童心理医生请到了片场。几个13岁的小演员要在片中表现出性意识觉醒的桥段，这些会在他们的心中留下可怕的阴影。”他说，“拍片过程是一场噩梦，我们好多次都被迫停拍，当时我甚至觉得我们永远都没法把它拍完了。我那时的状况跟拍《现代启示录》遇上台风摧毁菲律宾群岛时的科波拉一样，精神简直要崩溃了。”但被问及“崩溃”的原因，阿莫多瓦却不愿直接回答，“与其中一名演员有关。”

　　《回归》则为他消解了前一段时间在事业以及私生活中遭遇的痛苦。这一次，除了全片中的男性角色只占据了微乎其微的戏份外，影片还回到了阿莫多瓦母亲的出生地取景。“它对我有治疗的作用，我在小镇居民中得到了宁静，好像回到了童年时光，再度生活在了那些围坐在天井里闲谈女人中间。”

　　“影评人常说我在电影中的角色很像天使，只不过没那么严肃。他们将他们形容为‘没有信仰的圣徒’。是的，有时，他们甚至真的头顶光环呢！”的确，在《荡女基卡》中，女主角两次拯救了他的男友———第二次，她救人的办法是把男友的脚趾头插进电源插座！在《关于我的母亲》中，阿莫多瓦特别提及了片中“母亲”一角那个死去的儿子，“这个孩子天生患有艾滋病，但不知怎么却康复了。医生想要解剖他的尸体，以拯救数百万的艾滋病患者的生命。”说到自己这一美好的愿望时，阿莫多瓦眼中闪烁着快乐的光彩，他对自己过度乐观的虚构世界深信不疑。“之前我从不理解死亡。”他说，“我对抗死亡的唯一武器就是‘性’。所以我拍了一部有关死亡文化的电影，看看我是否有所进步。现在，我已经可以直面死亡了。”

　　柏林墙送给莫拉

　　《回归》中的“母亲”由西班牙老牌女演员卡门·莫拉饰演，这也标志着阿莫多瓦与自己曾经的御用女主角终于重归于好了。18年前，两人反目。谈及两人这些年来的疏远，能言善辩的阿莫多瓦竟然也出现了语绊，“我们有些争议。十分严重。”

　　之后他的解释更像外交辞令，“这是两人亲密合作中出现的典型性问题。我们曾是一对———是艺术层面上的联姻，然后，这些事情发生了。”众所周知，阿莫多瓦的牛脾气常能将一次小口角演化为政治危机。按照小报的说法，两人翻脸是因为阿莫多瓦抛弃了莫拉，邀请了其他人一起出席奥斯卡晚会。后来，阿莫多瓦向莫拉送去一小片柏林墙上的瓦砾，希望两人间的隔阂也能像柏林墙一样被双方合力推倒。常以“吸血鬼”自居的阿莫多瓦暗示，自己常不自觉将自己的幻想投射在合作的演员身上，迫使他人“扮演”他心目中的角色，他也暗示与莫拉合作的过程中的确存在“不健康”的亲密关系。享受着作为导演的操控欲的同时，阿莫多瓦忽略了对方的感受，只将其形容为“可以完美配合我双手的器械”，感情上并不存在关爱。

　　将克鲁兹救出好莱坞

　　但他对待佩内洛普·克鲁兹的态度却不同。跟其他女演员一样，克鲁兹也得饰演经过扭曲放大了的母亲形象，《活色生香》中她是个在公共汽车上产下儿子的妓女，在《关于我的母亲》中她是个怀上变性人孩子的修女。这次，阿莫多瓦用尽溢美之词，赞美了她的脖子、她的肩膀，甚至是她的胸部。在他眼中唯一的遗憾是她瘦小的身材，“这种角色一般骨架都不小，可佩内洛普太瘦了。”片中，阿莫多瓦特意为她准备了垫高臀部的内衬。要是在一般男导演的作品中，这种做法常会被女权主义者指为男性对女性肉体的臆想。但对于阿莫多瓦这样公开的同性恋导演，并不是这样。他为克鲁兹睫毛膏涂得好不好大惊小怪，对她身穿哪件羊毛衫也挑剔万分———这是小男孩打扮洋娃娃时的心态吗？“不，不。”他坚决否认，“这个角色重在人性，她的内心与外表同样重要。太漂亮的女孩通常没有这些美德。在美国，导演们不懂得怎么用演员。所以我把她从好莱坞营救了出来。”

　　阿莫多瓦和他的缪斯们

　　佩内洛普·克鲁兹

　　佩内洛普·克鲁兹看《捆着我、绑着我》时芳年14岁，当时便暗暗下决心愿意不惜一切引起这位导演的注意。七年后，她首次在阿莫多瓦的电影中露脸，在1997年的《颤抖的欲望》中，她在敞开的公交车上分娩。之后，佩内洛普参与了《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如今，她又成为雷曼达———《回归》中那位既性感又凶恶的母亲。

　　卡门·莫拉

　　这位著名西班牙保守党领袖，曾五任首相的安东尼奥·莫拉的后代，35岁时在阿莫多瓦的处女作《佩比、露西、伯姆和其他姑娘们》中饰演十几岁的性变态少女。而在《欲望的法则》中，她成了实为变性人的同性恋警察，《濒临精神崩溃的女人》中的佩芭一角终于让她获得一系列的最佳女主角奖。莫拉与阿莫多瓦的私人和工作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破裂，直至《回归》得以重圆。

　　恰斯·兰普雷亚韦

　　恰斯·兰普雷亚韦的演艺生涯始于1958年，但真正令她拥有国际性声誉的还是阿莫多瓦。包括《激情迷宫》和《回归》在内，兰普雷亚韦已经七次演绎了那些照顾着瘾君子和忧郁症患者却又极具好胜心的老女人角色，诸如母亲、祖母和看管员等。

　　玛丽莎·帕雷德丝

　　帕雷德丝参演了《高跟鞋》、《我的神秘之花》和《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其中《我的神秘之花》使她荣获了西班牙学院派戈雅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并以舞台剧《贝克特，屠格涅夫，契诃夫》中的演出闻名遐迩。2005年，由新锐导演曼努·勾梅兹·贝雷哈帕雷德丝、卡门·莫拉与维诺妮卡·佛儿格共同出演的影片《女皇们》更创造了票房奇迹。

　　罗塞·德·帕尔马

　　拥有令人难忘面孔的罗塞·德·帕尔马自《欲望的法则》后，出现在每一部阿尔莫多瓦的影片中。不仅做过时尚界顽童让-保罗·戈尔杰的模特，她还在罗伯特·奥特曼的时尚讽刺片《成衣》中出演。

　　维多利亚·阿布利尔

　　尽管阿布利尔在《欲望法则》中的现身转瞬即逝，但当时的她，在西班牙和法国已经是重量级的女演员。两年后，她成功演绎了《捆着我，绑着我》中的女主角。演完《高跟鞋》女记者后，1993年的《荡女基卡》终结了阿布利尔与阿莫多瓦的合作。蔡宸亦编译

　　四大导与他们的缪斯

　　伯格曼与丽芙·乌尔曼1966年乌尔曼在伯格曼的影片《假面》中令全世界惊艳，之后两人开始了长达12年的合作，创造了1968年的《羞耻》、1972年的《呼喊与细雨》、1973年的《婚姻场景》等经典大银幕作品。两人间也产生了一段浪漫而又时断时续的恋情，并育有一个孩子，但两人始终没有结婚。即便恋情结束，两人的合作却还在延续，乌尔曼于2000年执导的《背信》就由伯格曼任编剧，并出演了伯格曼的2003年的新片、《婚姻场景》的续篇《萨拉邦德》。

　　戈达尔与安娜·卡里娜

　　戈达尔曾说，男人只需要一个女人和一杆枪。他在丹麦美女卡里娜身上找到了这个女人。尽管她曾因为不愿在镜头前宽衣而拒绝出演《筋疲力尽》（1959年），1961年她主演了《女人就是女人》，1962年主演了《随心所欲》后，她正式成为戈达尔的御用女主角。两人的婚姻始自1960年，终至1965年。

　　昆汀与乌玛·瑟曼

　　1994年，选用瑟曼出演配角的《低俗小说》为昆汀赢得了奥斯卡提名，《杀死比尔》（2004）则为这位金发美女奠定了其在大银幕上地位。一个武功高强动作女明星、一个母亲、一个情人，这是迷恋日本漫画的电影“技客”昆汀最单纯的梦中情人。

　　斯登堡与玛琳·戴德丽

　　这位奥地利最伟大的导演选中了毫无名气的德国民谣女歌手戴德丽在德国首部有声电影作品《蓝天使》（1930年）中饰演女主角，之后，带她到好莱坞合作了《金发维纳斯》、《放荡的女皇》等片。两人的亲密无间不只在大银幕上，斯登堡私底下也是戴德丽无数情人中的一个，两人在好莱坞的黄金时期令女主角朦胧的面部特写流行了起来。张悦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