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学著作的撰写具有相当的难度。首先是史料不足。中国传统典籍对于周边民族的记述甚为简约，对于一些民族的情况犹如蜻蜓点水似的寥寥数语，使人无法知晓其概貌，更别说具体细节了。这一点为学界所共知。其次便是体例问题：如何打破王朝体系的写法，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自身特点和规律的视野来阐述中国民族的发展、演变。要做到这一点难而又难，一些通史性质的民族史学著作试图挣脱束缚，但没有走几步又回到老路上。正因为如此，有人戏称：谁若是能够真正走出“王朝体系”的阴影，谁就应该申请专利。

　　出现这种“尴尬”局面的症结在哪里？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了吗？

　　2000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周边民族分别作传，而不是把所有民族进行总的概括和论述。这自有道理，因为只有专史研究得深，才能拿出十分令人满意的民族通史著作来。同样，想要打破中国民族史的王朝体系，也必须弄清楚中国民族内在的发展脉络。

　　在中国农耕与游牧文化二元对峙与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周边民族是否也随着中原农耕文明的音符而翩翩起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将周边民族一个个抓来做全面的解剖，观其五脏六腑，方能知其所以然。在这一学术背景下来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才更容易发现它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首批推出10部著作：马长寿先生的《北狄与匈奴》、《氐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落》、《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周伟洲先生的《敕勒与柔然》、《南凉与西秦》、《汉赵国史》、《吐谷浑史》、《唐代党项》等。这些著作出版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今日再读，不难发现它们明显的特点：

　　第一是资料详尽、文风朴实。做民族史的难点之一即是资料的匮乏，因此民族史家搜罗资料的范围应该更大一些，不仅要在汉文典籍中搜寻需要的蛛丝马迹，而且需要关注其他方面的信息。甚至可以这样说，考古学与语言学构成了民族学研究的两翼。这些著作要么从有限的汉文史料去重构某一民族的发展脉络；要么在新资料上下工夫，如马长寿的《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落》就被认为是利用文物考古资料来研究少数民族的典范之作。

　　第二是薪尽火传、自成一体。这套丛书是马长寿先生的一个宏愿，他计划按古代北方民族出现的先后顺序写一套北方民族研究丛书，但由于病魔缠身而未能实现夙愿。马先生曾经在病榻上讲：“我的研究计划是无法完成了。如果老天再让我多活五年，我拼命也要把几十本书写完。就是不行，让我把《吐蕃史》写完，也可以瞑目了。”令人欣慰的是，马长寿先生的高足周伟洲先生继续着马先生未完成的事业。据笔者所知，周伟洲先生的一些弟子也开始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有人以族别史或者十六国时期的国别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这一系列著作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标志着中国民族史苑中一个学派的形成。

　　我们再回到文章开始讨论的问题上，由于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尚有许多盲区和薄弱的环节，若要真正有所突破，恐怕还需要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马长寿、周伟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链接：中国的民族史研究

　　中国民族史的祖师应该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他在《史记》中给周边民族留有一席之地：对大宛、匈奴、西南诸夷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这种做法不仅得到后世史家的认可，而且为封建史家们长期效仿。

　　进入近代以来，一些鸿儒贤达开始认真考虑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民族之研究》等文章开辟了从宏观角度来观察中国民族历程的先河，给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后，王桐龄、吕思勉和林惠祥各自编写的《中国民族史》基本反映了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思想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近20年来又涌现出一大批在史料收集和观点创见上颇有见树的著作，如王锺翰的《中国民族史》，江应樑的《中国民族史》以及四川民族出版社推出的一套断代民族史等等。这些民族史学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观点的创见等方面均有建树，是研究、学习中国民族史的必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