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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区自治的精神资源是极端匮乏的。自利的计算可以形成暂时的利益同盟，但却无力维系一个长远的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

　　很多人向往，中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什么是中产阶级？指标很复杂，但拥有自有房屋乃是一个关键性指标。如果按照这个指标，中国的主要城市差不多已经是中产阶级社会了，因为，这些城市自有房屋的比例似乎已经达到世界第一。

　　不过，这个硬件已经中产的群体，在精神独立、社会自治方面，却异常孱弱。比如在北京，90年代以来形成的居民小区，只有十分之一建立了自治的业主委员会。这些业主委员会很多因为委员的不负责任或业主的冷漠而不能运转，甚至因为委员会与业主之间的互相猜疑而分崩离析。业主自治几乎举步维艰，于是有热心人呼吁政府介入，推进业主自治云云，这简直就成了笑话。

　　与自治相对的是他治，主要就是政府的单向强制性治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与国有体制，使城市人口习惯于他治，而不知自治为何物。直到今天，整个城市的治理体系基本上仍然是他治的。除了某些车友会组织“小资”们集体开车到郊区吃虹鳟鱼之外，人们几乎没有训练自治技艺的机会。与乡村自治搞得有声有色不同，在城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利益关联，政府的管理似乎也蛮有效率，因而，人们甚至连自治的愿望都没有。长期生活于这样的环境下，面对陡然到来的业主自治，人们当然茫然无以应对。

　　购买房屋倒是一个难得的自治技艺训练过程，也确实激起过人们自治的愿望。在城市，政府垄断住宅用地供应，政府又只向房地产开发商供应土地，市民不能获得土地自己直接建造房屋。于是，在城市，先有开发商，再有房子，然后才有业主。业主是由开发商创造出来的。

　　也因此，房地产开发商无时无处不在利用其权力，肆意侵犯业主的权利和利益。开发商也可以利用自己对于土地的权利，把与自己有利益关联的物业公司强加于业主。从法律上说，应当由业主聘请物业公司，但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开发商交付房屋之前，根本没有业主，他们又如何行使选聘物业公司的权利？

　　正因为物业公司与业主的关系是颠倒的，所以，对于业主，物业公司实行的是一种“保姆的专制”管理。

　　于是，在房屋交付与刚刚入住阶段，业主们通常会充满激情地投入到与开发商和初期物业公司的抗争中。这种激情把本来互不相识的业主们团结到一起，而抑制了人们对于他人、对于抗争领袖的猜疑。这是业主自治最热闹的阶段。

　　但其实，这个时候，绝大多数业主只是抱着一种搭便车心理：跟在别人后面，即使不发言也能增进个人的利益，何乐而不为？一旦进入日常状态，连这点激情都消退了，彼此之间的冷漠、对业委会的猜疑之心，就立刻从心灵的底层翻涌上来，压制了信任与友爱之心。

　　应当说，在中国，社区自治的精神资源极端匮乏。自治不是光靠每个人维护私人利益的理性计算就能成立的，自利的计算可以形成暂时的利益同盟，就像入住收房时那样，但却无力维系一个长远的自治组织正常运转。自治需要某种道德基础，需要自治共同体内部的相互信任和友爱。但在中国，尤其是在城市，恰恰普遍缺乏这种道德与精神资源。近百年全盘反传统的努力，已经使中国人抛弃了道德教育的传统。几十年灌输的斗争哲学，也使人们不再信任他人。十几年来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又把“经济人”的假设变成了一种人人只为自己的道德戒律。这样的哲学与心灵，倾向于把任何道德行为解释为纯粹的利己行为，人们自作聪明地把每个人看得跟自己一样卑劣。一个人积极帮助他人，一定是为了“自己出名”；一个人投身社区自治，一定是因为“他被物业公司收买了”。

　　自治也需要自治领袖。但是，公共精神匮乏、对他人冷漠的社会中，又普遍存在一种奇怪的平等主义心态：不相信有些人竟然比自己具有公共精神。人们可以容忍一个高高在上者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不公平，而不能容忍自己中间某些人竟然比自己更高尚。因此，人们宁可相信单位里管制自己的人，也不相信帮助自己的邻居。很多业主相信，尽管物业公司在挣黑钱，但起码它对所有业主一样黑，所以，人们宁可忍受这样的他治，而不能信任业委会的自治。

　　可以说，业主自治、社区自治前路维艰，自治，需要每个人、整个社会从头学起。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