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瑞典出了3位世界知名的中国通，分别是深入中亚考察的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仰韶文化的地质学家安特生、促使汉学在瑞典变成一门显学的语文学家高本汉。

　　赫定完成3次新疆探险

　　百年前，西方人千里迢迢来亚洲寻觅机会，有的传教、有的经商，斯文·赫定走的却是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他发现楼兰古国遗址、寻找罗布泊、翻越喜马拉雅山，总计完成三次新疆探险。他第三次探险时，接纳了中国科学家，使袁复礼、徐炳昶在内的中国第一代考古科学家，受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洗礼。

　　1895年，他第一次到北京。在前往张家口的路上，赫定都借住在瑞典人的家里。他很惊讶，那一带的瑞典人多达61位，对遥远国度感兴趣的瑞典人实在不少。

　　安特生倾心中国考古

　　地质学家安特生1914年来到中国。1918年，他在一位王姓中国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到仰韶村采集化石。1920年，安特生请他的助手刘长山再去一趟仰韶村，刘长山是北京地质调查所的采集员，他采集了600多件石器运往北京地质调查所。隔年，他第二次前往仰韶村，发现了彩陶。1920年10月至12月，安特生领导5位地质专家，出土了“仰韶文化”。

　　在仰韶文化出土前，西方的传教士和学者多认为中国文化来自西方，中国并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史前时代。仰韶文化的出现推翻了西方的误解。

　　安特生最早提出，北京周口店可能有人类化石。猿人遗址的发掘，一开始就是由他发起的。可惜安特生后来把兴趣转向新石器时代考古，没有亲自挖掘周口店。继仰韶遗址的挖掘后，他在1923年至1924年间，继续在甘肃、青海一带挖掘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遗址，将初步调查结果出版为《甘肃考古记》。

　　1926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建立远东古物博物馆，一部分馆藏就是来自安特生在中国挖到的标本。这里至今仍是世界知名的汉学重镇。

　　高本汉掀起欧洲汉学风气

　　高本汉长期在大学任教，代表作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从1915年开始到1926年，总共出版了四册。高本汉送了一套给中国的地质学家丁在君，丁在君将书转赠给语言学家赵元任。1924年，赵元任到瑞典初次拜会高本汉，高本汉居然以带着山西腔的普通话跟赵元任聊了起来。高本汉在写作《中国音韵学研究》期间曾到中国游历，在山西住了几年，练出了山西腔的汉语。

　　这部书的中译工作主要由赵元任翻译，1937年推出中译本。高本汉在序里说：“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工程何其之大，一个西洋人能做什么？只能在这个大范围里选择一小部分，做深度的研究，求适度的贡献而已。”

　　启发瑞典人学习中文

　　百年前瑞典汉学家沿着人迹罕至的道路，作出了让东亚人为之赞叹的汉学成果。没有他们的基础贡献，新世纪的中文热不会有流行的根源。仅以瑞典一国来说，受到汉学家启发而热衷学习中文的瑞典人不少。目前的瑞典共有4所大学、一所专科设有中文系，有5所中学开设中文课程。

　　三位瑞典汉学家在上世纪的成绩不输给瑞典的知名品牌——沃尔沃、宜家，他们是瑞典贡献给我们的汉学国宝。谢金蓉文

　　摘自台湾《新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