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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长征小分队和四川小金八角中心小学孩子们在一起。
（资料照片）上海中医药大学长征小分队给贵州务川赠送药品。
（资料照片）
用你的思想，进行一次长征；用你的智慧，传承长征。
今年夏天，上海东方卫视与南京电视台、苏州电视台联合各地团市委，组织高校青年开展“薪火长征路”长征体验活动。
7、8两月，包括复旦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在内的高校及其他团组织召集的13支青年团队、91名队员，分赴各地，短短两个月，覆盖了红军长征路线的主要节点。
这是一次奇特的阅读长征之旅：他们用脚丈量红军曾经走过的艰苦；用心寻找散落在乡野的红军故事；用双手接过当年红军的理想旗帜，为老区人民做好事；用眼睛记录历史，制作了一部部反映长征精神的ＤＶ作品。
“这不是一次苦行者的朝拜，而是去阅读一本博大精深的巨著。”组织者如是说。
雪山攀爬、草地夜行、山区义诊、湘江祭奠……今天的年轻人阅读到怎样的一个长征？独特的长征“阅历”，能在年轻的心灵留下怎样的印记？
“最恐怖的是满地蠕动、蜂拥着往腿脚上钻的蚂蝗”
“回来半个月了，还没回过神来呐！”张怡静说。
夏日午后，上海师范大学校园安静、慵懒。当张怡静从图书馆走出来，回忆半个月前的“薪火长征路”时，有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张怡静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大四学生，7月19日到8月3日，她带领的上海师范大学长征小分队率先从上海出发，经四川成都，走过四川宝兴—夹金山—小金—甘孜—广元。
“路上，最艰难的是翻越夹金山。”张怡静说。
位于四川宝兴县硗碛乡的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是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山高雪厚，几乎无路可走。当地歌谣说“夹金山，夹金山，鸟飞不过，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1935年6月12日至6月18日，中央红军翻越此山，大部分战士需要负重10公斤，炮兵还需扛着二三十公斤的重迫击炮筒。缺衣少食的红军们穿着草鞋和单薄的秋衣，以雪当粮，走过雪山。大约400名红军永远留在冰雪之中。
张怡静们追寻着当年红军足迹，用整整12个小时，走了近80公里山路，徒步翻越了夹金山。
其实，当年险境已不复存在。
“到夹金山，发现山上根本没有雪。”张怡静说。由于全球变暖，夹金山雪线上移。即使在6月，山顶的王母寨也只有一尺左右积雪，气温也刚抵零摄氏度，进入7月，积雪则完全融化。
登山鞋、登山包、指南针、登山杖……不少队员有过野外生存经验，上海师范大学长征小分队的装备很专业。即使这样精良的装备，即使没有雪，翻越这座山仍然令这支队伍备感艰辛。刚下过雨的山路，泥泞湿滑，一不小心就会摔跤。
“最恐怖的是满地蠕动、蜂拥着往腿脚上钻的蚂蝗。”张怡静说。
依当年的红军行进线路，必经蚂蝗沟。队伍“观察员”、来自上海师范大学校团委的何潇，以在云南支教的经验，建议大家把塑料餐桌布缠在小腿上，再用胶带纸封住，以对付蚂蝗攻击。即便如此，仍然没一人能幸免蚂蝗之灾。何潇的右脚更被狠咬了两口，鲜血淋漓。
几乎每支长征小队，都有类似的手脚并用翻山越岭的记忆。“真是‘爬’山啊，跟海龟似的！”东南大学长征小分队随队采访的南京电视台记者陈大可说。这支小分队在8月初从南京出发，经广西桂林资源县到老山界。而她们体验的一段山路，是老山界从天门到梯子岭一段，20公里的盘山路，最陡的坡子与地面成80度的夹角。
“现在，我们穿着冲锋衣、冲锋裤、登山鞋，仍然行走艰难。想象不出当年前有飞机大炮、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红军是怎样越过天堑的。”东南大学长征小分队队长张晶晶说。当队员在大雨中跋涉5个小时到达山顶时，每个人都止不住哭起来。
山路的艰险还看得见，草地的险恶则是不期而至。南京大学薪火长征分队的征程为四川阿坝—若尔盖草原一段，草地夜行的体验，成了队员们最惊悚的记忆。
“黑暗，大雾，寒冷，河流阻挡，沼泽突现。”南京大学长征小分队队长钱诚说。白天无名野花争相怒放的绿野，此刻变成沉沉的黑幛。“对面不见人影，仅能凭星星判断方位。”
不知算不算幸运，钱诚们不可能再遭遇当年吞噬2万红军生命的沼泽地了。表面上平整、结实的草地下面是泥沼，踩上去晃晃悠悠。但是，大片大片沼泽已经干涸。当地人武部的同志告诉学生们：前些年片面地搞垦荒种粮放牧，人们挖了几条沟渠将沼泽里的水放干了，结果是沼泽变成了草场，而草场又渐渐退化，有沙漠化的趋势。钱诚们用旗杆试探沼泽，深不过30厘米。
3个小时，夜行10公里，凌晨6点，钱诚们围坐在一起，用军用水壶煮起了皮带与野菜，野菜来自草原，所谓皮带，其实是腕带，是白天在当地集镇上买的纪念品。
半个小时后，钱诚从水壶里捞出一筷子放进嘴里，差点吐出来——又苦又涩。
“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了什么叫‘幸福中国’”
8月3日，张晶晶和她的队员们站在湘江边，出神地望着静静的湘江水。
72年前，红军那场惨烈的湘江战役，数万人血染湘江。“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老红军讲的湘江激战，你无法想象，这3分钟就可以走过去的湘江，在当年有‘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之说。”陈大可说。
这让张晶晶对寻找老红军行动有了更新的认识。“我们算是幸运的。据说，全国目前健在的、走完全程的老红军还剩19位，我们此行就采访到了3位，年龄最大的已经97岁了。”
和想象不一样，传说中有如神助的老红军们，看起来更像普通的邻家老人。
“他们说得最多的，不是长征路上的艰苦，也不认为重复他们的艰苦有多大意义，他们更关心我们能否真正学以致用。他们不愿意沉浸在对过去的追忆，更乐意谈谈现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长征小分队队长姚逸临说，这支小分队8月2日从上海出发，用12天走完贵州遵义—茅台—仁怀—赤水一段征程。
姚逸临们在遵义采访了两位老红军，91岁的江西兴国人王道金及80多岁的贵州遵义人李光。“王道金老人的客厅可以用家徒四壁形容。”姚逸临说，“茶几是用两个小方凳拼起来的。五六平方米的卧室，放一张简易的木板床。以他曾经是地委书记的身份，他完全可以住得更舒适些。”
患结肠癌的老红军李光，更让姚逸临这个研究肿瘤的中医内科博士生念念不忘。这个住在遵义会议会址边老街上一座老式平房里的老人，从10多年前开始为遵义市的一所小学捐资助学，从自己微薄的收入中拿出15．3万元，为300多名贫困孩子解决了上学难。问及原因，老人说：“我没文化，看到苦娃儿没书念，心里痛啊。”
姚逸临至今还记得李光老人那间普通的砖木结构平房，光线不太亮，可是，老人温和的话语把每个人的心照得亮亮的。
“李光老人的故事，是我前一天在遵义看到的一幅图画的最好注脚。”姚逸临说。
8月6日，姚逸临们去遵义的红军山给烈士纪念碑献花。清晨，湿润的空气里有些许青草的香味。红军烈士纪念碑下，不少市民正在跳健身操，“我看得见他们脸上的笑容”。那个场景让姚逸临感慨万分，“我突然感受到，什么叫‘幸福中国’”。
“大德与小善，我们身体力行地选择了小善。宽容的他们，却愿意接受这迟来的关注”
在南京大学长征小分队的“川行漫纪”的博客里，有一篇题为《沉重的哈达》的日志：
“8月2日深夜11点半，我们还在整理一天的资料，一阵脚步声渐近。起身迎接，却是6名身着当地服饰的年轻人，为首的手中还拿着哈达。我们面面相觑，还在疑问时，手拿哈达的那位询问：“你们是南京大学的学生吗？”
“我们是，请进！”
“我们是黑水当地的百姓，对你们南京大学为红军长征中的芦花会议旧址保护做的事情表示由衷的感谢。”话音刚落，纯洁柔和的哈达已经献给了我们。
声声“扎西德勒”，使得整个房间洋溢着温暖与喜庆。
后来，我们又聊了很多，也知道他们深夜探访就是为了不被别人看到。
除了拥抱，我们还能说什么。
拥抱之后，我们齐声唱起了《一个妈妈的女儿》。第一遍藏语，第二遍汉语，和着整齐的打拍声，旋律像流水般流向黑水无尽的岷江，至今还在脑海中萦绕。
……
大德与小善，我们身体力行地选择了小善，虽然没有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是我们尽力了。这或许是黑水当地人感动的原因吧。只是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不够多，不够好。无论我们怎样做，只是70年后的今天，只是一种慰藉，一种表达。宽容的他们却愿意接受这迟来的关注。
哈达，渐渐沉重。
我们，即将远行。
“沉重的哈达”同样飘落在张怡静、姚逸临、张晶晶们的肩头。
上海中医药大学长征小分队12天“薪火长征路”，组织了4次义诊活动。为了让义诊活动顺利开展，上海中医药大学还额外派出了全部由博士、博士生导师组成的7人专家后援团，学校及校附属医院业务领导组成的专家慰问团，参与长征小分队的义诊活动。
到达位于贵州偏僻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务川，姚逸临为当地的医疗贫困所震惊。且不说缺少先进医疗设备，医疗水平低，“县中医院狭小诊疗室的地上满是泥泞，其医疗条件可想而知”。
上海专家的义诊，在这个苗族和仡佬族混居的山区县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肩背竹篓的赶集人，拥挤在义诊台前，接受生平第一次测血压、第一次健康咨询。“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三四百元的县，看病太奢侈了！”姚逸临说。
遵义湄潭县是白内障眼病高发地区，因负担不起3000多元的“天价”手术费，很多人拖着。此次义诊活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眼科主任王一心教授，为一位60岁左右的患者免费进行白内障摘除手术，使这个会木工的手艺人重见光明。“对于靠男主人手艺一年挣个五六百元的家庭来说，这个手术等于救了他全家。”姚逸临说。
在务川，姚逸临们最感无奈的是，眼看着一名因脑外伤昏迷不醒的病人伤情日趋严重却无法救治。“医疗条件有限，我们再好的专家也无用武之地。”上海中医药大学长征小分队从上海带了近万元的药，“到这里却发现，真是杯水车薪啊！”姚逸临叹道。她认为，他们需要更多的帮助，比如捐赠医疗设备，组织医生到上海来培训。“这不是几次义诊可以解决的，也不是我们一校之力可以承担的。”
“我觉得，我们到了有必要开一个整风大会的地步了”
遵义会议是长征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会议。
“薪火长征路”也上演了两场“遵义会议”，一场是上海师范大学小分队在四川甘孜丹巴县召开的“整风会议”，另一场则是上海杉达学院在云南古城寻甸的“恳谈会”。
7月26日，“薪火长征路”上海师范大学小分队来到小金县八角乡中心小学开展公益活动，队员们因故迟到了1小时，为了等他们，当地师生在太阳下暴晒了1个小时。张怡静他们为此流下了眼泪。“这一路多累、多苦我没哭过，可那个时候真是难受极了！”
尽管八角乡中心小学的师生们没有一句责怪，张怡静还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小队暴露的拖拉和散漫等问题，已经到了有必要开一个整风大会的地步了。”
丹巴的“整风大会”火药味很浓。说着说着，大家渐渐平静下来。
“一开始，我们的精力过多放在方案和路线的设计上，却没有讨论我们出来究竟是为什么。”张怡静说，“70年前的长征胜利，建立在高度统一的思想基础上，我们也只有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才能产生很强的团队凝聚力。”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上海杉达长征小分队。一部分队员认为体验长征艰苦是浪费时间，应该将精力放在公益服务上；另一部分人认为体验是必须的过程。一席争论之后是长长的沉默，终于大家停止埋怨，开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两个队的“整风运动”都被随队记者及时发到后方，成为此次活动被广为流传的一个新闻。
“这算是‘薪火长征路’上最有意思的收获吧！”何潇说。
“如果这部ＤＶ能够帮助更多的小明月，应该是我们长征的最大收获”
选择了江西瑞金—湖南道县—广西兴安—全州路段的苏州大学，设计策划的公益活动是寻找即将消失的红歌。
“原汁原味的那种红歌，并将它们放到网上来，建立一个网站，加上讲解、背景、照片、音频、视频等，向全世界人民展示。”苏州大学长征小分队队长邢甲佳说。
收集的红歌越多，邢甲佳越疑惑。去瑞金之前，邢甲佳在网上找到一直致力于红歌收集研究工作的瑞金人曾祖标。“老人家写过一篇《中央苏区红色歌谣初探》的文章。”邢甲佳们的红歌收集工作就在曾祖标的无偿帮助下展开。“就红歌收集保护工作，我曾经问过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他们回答说，缺人、缺经费，做起来很难。”
张晶晶遭遇了和邢甲佳同样的困惑。
“很多红军故事都找不到了。就像是我们一路寻找的红军墓，可许多红军墓都在修路建桥的过程中消失了。还有一些，就在某些政府机关、一些居民区边上，但多半是杂草丛生，墓碑字迹也模糊不清。”为什么不能保护下来？回答惊人的一致，“没有经费，没有专人负责”。
邢甲佳们等不及了，“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从现在开始，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邢甲佳说。
带着这样的想法，邢甲佳们此行策划拍摄了一个看似与长征主题无关的ＤＶ——“你的暑假，我的暑假”。选择了两个11岁的孩子，一个是苏州大学教师的女儿、上海远东芭蕾舞艺术中专学校一年级学生邵安琦，一个是湖南省道县横岭瑶族乡中心小学六年级男孩梁明月。
“城里孩子丰富多彩的暑假你可以想象，但你无法想象山区孩子暑假的艰辛。”邢甲佳说。
在邢甲佳们拍的ＤＶ里，邵安琦的一天，是在社区游泳馆、旱冰场、英语辅导老师家度过的。而梁明月呢，从早上6点多起床，洗衣服、摘花生、砍柴（5公里山路外的小学要求每位住校同学每学期交120公斤的干柴禾给校食堂，或者以每公斤8毛钱的价格交钱给学校，梁明月选择上山砍柴）、挖锰矿（这是姐弟二人学费的主要来源）、放牛——整一天都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
梁明月的姐姐梁明英，刚以横岭乡中学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道县一中，但是1000多元的学费还没凑齐。梁明月的父亲农忙时在家里种地，农闲时就在乡里给别人做临时工，家里只剩下他和他有精神病的母亲。
“我最不忍看的是小明月在山上挖锰矿的身影。”邢甲佳说。为了帮助小明月，队员替他凑了1000元。“有很多和小明月一样困顿的孩子，如果这部ＤＶ能够帮助更多的小明月，应该是我们长征的最大收获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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