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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肯尼迪是第一位电视总统。没有电视，他不可能当选总统。这事非常简单。电视蕴含着很强的蛊惑力，在一般情况下知识界会对这个祸福参半的东西感到某种战栗。而肯尼迪靠着自己的魅力、风格和敏捷，把政治和电视融为一体，赢得了全国知识界精英的一片喝彩。
电视钟情于他，他是第一个杰出的政界超级明星，他使电视的形象更加高大，电视也造就了形象更加高大的他。人和物都在相互利用。他的总统身份使购买和收看电视成为政治之必需，电视则不仅把他塑造为总统，甚至整个地改变了政治结构的天平，使它倾向总统一边，其他权力中心黯然失色。在此过程中，电视自身也成为重要的权力中心。这种局面在所难免，而肯尼迪对新出现的政治趋势的准确领悟，他那超出常人的自信心以及惊人的相貌，大大加快了这个趋势的进程。他一出任总统就认识到电视工作人员崇拜权力，他明白此间的能量。他懂得电视制片人喜欢制片，这样，总统就可以和他们携手合作，共同经营制片业务，制作他们共同的电视片，这样一来，电视投机者的机会就完全操纵在他的手里。总统出国访问全是重要事件，记者、摄像机总是尾随其后，并非仅仅出于责任，而且还有一腔热忱。摄影记者对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最高法院法官或者某个州长就不会有如此态度。直觉告诉肯尼迪，他完全可以变巡游（这一类事件常常具有党派政治倾向）为全国瞩目的大事件，他可以以此诱惑电视广播记者在不知不觉中失去正常的批评功能，加入欢呼的行列，为他展示壮观的场面，而不做任何非分之举。他逐渐领悟到离华盛顿越远，他的党派政治形象就越弱，就更多地被人们当做全体人民的总统。他还逐渐认识到，远离本国土地，记者的消息源就萎缩、安全感就降低，就更依赖总统机构获得他们的情报。电视广播记者本身发生了饶有兴趣的变化：记者上电视或直接播音的能力变得和他们的记者生涯休戚相关，这种能力的不断发展，是和他们的分析能力不断下降同时出现的。以这些现象为根据，肯尼迪写了一本论述电视和总统的书。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都对这本书仔细加以研究，深受其影响，他们都精明地领悟到电视广播公司的弱点和致命之处，并加以利用。这一点成为以后十年中总统权力大跳跃的部分原因。事实上，总统权力的扩张十分强烈，不可遏制，也没有人企图重建权力的平衡，以至于优秀的电视工作人员弗雷德·弗兰德利十年后竟将总统称为“电子总统”，1974年夏他的老搭档沃尔特·克朗凯特参加尼克松不明不白的中东之行后，他对克朗凯特发牢骚说，他的参加增加了此行的重要性。正是这位弗雷德·弗兰德利1960年为了急于帮助这位优秀的自由派总统，赶往华盛顿向他当面提出利用电视的意见，提供更有效、更自然的电视术。
约翰·肯尼迪可能不像20世纪60年代那批人那样依恋电视，然而他从一开始就懂得电视，明白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会变得越来越有力量，他明白较之他的对手来说，电视可能对他更有利。他比华盛顿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更清楚地领悟到新闻界在全国范围内的力量，这也是父亲的家训，传给他的一笔遗产。老乔·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力量和弱点了如指掌，非一般人所及。乔·肯尼迪懂得虽然记者不十分招人喜欢，却非常有用，在特定的条件下，绝大多数记者都值得信赖。长期以来，乔·肯尼迪把他们当做权力和信息的来源加以利用。现在，他的儿子依法炮制，不过更多了风采、教育、知识、幽默和教养。华盛顿有一批新型记者，他们受过良好教育，连穿的衣服都出自布鲁克斯兄弟（ＢｒｏｏｋｓＢｒｏｔｈｅｒｓ）公司，华丽程度可以与华尔街银行家、律师的服装相伯仲，肯尼迪在这些人中如鱼得水，他挥洒自如，打交道时，远胜过许多政治家。记者们对他报以友情。从一开始，当别的潜在总统候选人或通过参议院（如约翰逊、汉弗莱），或通过政党（如尼克松、汉弗莱）修筑起各自通向国家政权的道路时，肯尼迪却通过记者开拓面向全国的直接通道。他和政党官员，其他参议员在一起时，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立法者，在权力的道路上还得排班站队。但是，和记者一起，他则是一个充满魅力、光彩照人的政治家，他激起了全国的好奇心，用以制造新闻。
本来他的时运不会这样好，但是在此关键时刻，宣传媒介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了非常强大的权力基地。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电视，由于电视，新闻界再也不仅仅是棱镜上的折光，而成了主要的政治因素。电视十分重要，电视记者也身价倍增。随之而来，华盛顿的报界记者也变得日益重要，虽然他们不能左右权势炙人的电视记者的广大观众，却能影响公众的反应和取舍。他们界定提出的问题，帮助确定华盛顿的态度，编定华盛顿的神话，解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要害问题，什么是关键领域，由此深刻影响着左右全国广大听众的要人们的态度。电视不但没有削弱报纸记者，还大大扩大了他们的权力。杰克·肯尼迪宴请沃尔特·李普曼，并使李普曼为之倾倒，他迷住的不仅是李普曼还有詹姆斯·赖斯顿，因为李普曼深刻地影响着赖斯顿，肯尼迪的魅力所至还不止于赖斯顿，接下去的是《时代》和其他报纸驻华盛顿办事处，影响的还不仅仅是报社，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一顿中饭如同泛起的一阵涟漪，波波相连，向外扩散。1960年预选时，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一位《时报》的主要专栏作家一旦产生了某个候选人将要失败的想法，就和现在一个大党的老板产生这种想法一样至关重要。
肯尼迪对新闻权力源颇有长远眼光，他认为培植记者优于和权力大厦中的头面人物建立联系。首先肯尼迪是一个冷静的职业政客，在转向电视的过程，他步步稳妥，毫无差池，他向已有的惯例学习，向电视专业人员学习，但使他获益最多的还是他自己的直觉，当然他还得益于左右人的精明的意见。约瑟夫·Ｐ．肯尼迪（ＪｏｓｅｐｈＰ．Ｋｅｎｎｅｄｙ）的帮助就不小。1959年桑德·瓦诺克尔（ＳａｎｄｅｒＶａｎｏｃｕｒ）是全国广播公司的年轻记者，由该公司派驻芝加哥，他在那儿很快得到杰克·肯尼迪的舅子萨金特·施赖弗（ＳａｒｇｅｎｔＳｈｒｉｖｅｒ）的提携，施赖弗是瓦诺克尔的朋友纽特·米诺的好友。他和米诺的另一个朋友阿德莱·史蒂文森不同，他有一部电视机，懂得如何开关，还知道屏幕上都是些谁。一天晚上，施赖弗家里有个聚会，在聚会中有一位黄发红颜的老者走到瓦诺克尔跟前说：“你叫桑德·瓦诺克尔，是不是？”瓦诺克尔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乔·肯尼迪。”老人说，“我在小石城见过你。你在那儿干得真不错。我常告诉杰克，要他花更多的时间，注意你这样的年轻人，同时减少对报业人员的注意。我想他正在明白这一点。”太妙了，父亲鼓励儿子亲善电视。
1956年，杰克·肯尼迪只是民主党内若干漂亮青年中的一个，是电视把他抬上了明星的宝座，成为全国知名人物。接踵而来的是1956年的竞选。在竞选中肯尼迪班子派出博比·肯尼迪与史蒂文森的班子随行，研究史蒂文森所犯的错误，博比此行所获甚丰。一次，在旅途中，博比靠近纽特·米诺，对他说，史蒂文森大大地低估了电视的影响，米诺同意这个看法，但心里不免感到痛苦。博比·肯尼迪接着说，在他当孩子的时候，对孩子影响最大的有三样东西——家庭、教堂和学校。现在有了第四样——电视。十年一晃就会过去，几年之内电视的影响至少会跃居第二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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