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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道德观念的分歧已经成为艾滋病防控工作中最难以解决的问题。没有一致的见解，国际社会难以制定统一的行动方案

　　8月18日，第16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城市多伦多闭幕。在长达6天的会议中，来自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万名与会者在一起探讨、交流、争论、甚至发生冲突，共商世界抗艾大计。

　　医学界首次记录艾滋病病历是在1981年，25年来，这种目前还不可治愈的疾病已经夺走2500万条生命，携带病毒生活的感染者目前接近4000万。去年，全世界的新感染者和死亡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此次大会的主题是“行动之时”，这是主办单位国际艾滋病协会(IAS)和5家协办机构经过数月思考、论证后确定的，意在强调为艾滋病毒携带者和易感人群提供治疗和预防措施的紧迫性。即将接任IAS主席职务的卡恩博士如此阐述大会主题：“艾滋病可以预防，可是每天新增1万多感染者；艾滋病可以治疗，但是每年200万人为之丧命。别说了，行动吧！”

　　备受争议的ABC模式

　　本次大会召开期间，加拿大总理作为东道主国家的领导人，却以去北部考察为由没有前来与会。加拿大媒体分析，哈珀是一名保守派人物，因此借故推脱。加拿大卫生部长克莱门特的解释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他说，“激进分子”主导此次会议，使“理性的讨论不可能进行”。

　　围绕艾滋病的防控策略，世界似乎分为“激进”和“保守”两个对立的阵营。

　　美国保守的共和党政府在全球艾滋病防控上投入最大，但招致的争议和责难也最多。本次会议的明星嘉宾是两个“比尔”，即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和世界首富、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盖茨在会前为艾滋病防治捐款5亿美元，因此受到热烈欢迎。但是当他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到美国政府在海外推广的艾滋病预防ABC模式时，台下几千听众嘘声一片。

　　ABC代表Abstain(禁欲)、BeFaithful(忠诚)和Condom(使用安全套)。2003年，布什政府开始执行“总统艾滋病紧急援助计划”(简称PEPFAR)，该计划承诺5年内向海外欠发达国家投资150亿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根据美国政府的要求，这项资金的20%要用于预防，而且其中的三分之一必须用于婚前禁欲的教育项目。虽然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防止病毒传播最有效的办法，但是PEPFAR计划的安全套推广范围只限于高危人群，即妓女、卡车司机、士兵和一方是感染者的夫妻。

　　ABC模式中以禁欲为主的原则，以及对安全套的不重视，源于布什保守的宗教理念。这种模式自问世之日起便备受争议，其有效性受到广泛质疑。

　　以非洲的斯威士兰王国为例，国王马斯瓦蒂三世在2001年曾颁布法令，要求所有未婚女子禁欲5年，并在头发上扎流苏束以免男人骚扰。如有违反，当受处罚。国王虽然禁止婚前性行为，但是允许多妻制。2003年他娶了一个17岁的姑娘，罚了自己一头母牛。现在，他至少有13个老婆。由于性别不平等，非洲女性并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她们禁欲、忠诚，却不能保证她们的性伴侣也是如此。现在，斯威士兰成年人的艾滋病流行率为40%，位居世界首位。

　　目前，PEPFAR资金的绝大部分流向了艾滋病重灾区非洲。大会期间，联合国非洲艾滋病问题特使刘易斯批评美国教非洲人如何防控艾滋病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克林顿虽然表扬了PEPFAR利大于弊，但是他同意大多数专家的看法：禁欲项目不切实际。

　　宗教因素的挑战

　　今年艾滋病大会的一个特点是宗教组织的主动参与。大会开始前，数百名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犹太教代表开了3天的预备会，寻求如何更有意义地参与大会。大会期间，宗教代表以“行动的挑战”为题进行讨论，商讨宗教组织在艾滋病危机中的作用。世界路德教会联盟的主教马克·汉森呼吁各宗教放弃分歧，团结一致，与承受苦难者站在一起。汉森反对将道德观念凌驾于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之上，称这种做法导致了“安全套的妖魔化”。

　　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宗教组织都是如此开明。拥有11亿信众的天主教一贯拒绝安全套并质疑其有效性，因为教会认为，节育措施切断了性和生殖的天然联系。

　　2003年，梵蒂冈天主教教廷下设的家庭委员会主席、枢机主教储吉罗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视节目上声称，艾滋病毒比精子小450倍，安全套并非不可渗透，因此无法阻止病毒传播。他认为，健康部门和其他推广使用安全套的团体有义务提醒公众这一点，就像在烟盒上注明“吸烟有害健康”一样。此话一出，立即遭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反驳与谴责。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内泽基大主教甚至宣称，安全套是艾滋病迅速蔓延的原因，因为它“助长了乱交之风”。

　　天主教教廷的立场一直是抗艾人士猛烈抨击的对象。最近，从梵蒂冈传出消息说，教廷可能允许一方是感染者的夫妻使用安全套，但是这仍然停留在草拟阶段，要经过评审后才能递交教皇裁决。

　　宗教组织与布什政府推崇相似的预防策略，即强调家庭观念，将性行为规范于婚姻之内。在布什的PEPFAR计划中，有20%资金流向了宗教组织。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最近刊登评论，肯定了宗教组织在缓解艾滋病危机中拥有独特的精神和世俗资源优势，同时提醒各种宗教组织在接受防艾资助时应该特别注意，其使命是治病救人，而不是传教。

　　这一提醒并非空穴来风。美国资深记者、作家艾波斯坦曾前往乌干达实地调查，她发现基督教团体的禁欲防艾教育项目中容纳了很多祷告和讨论基督教的内容。人权观察组织也指出，有时实在无法分清这些组织的目的：是预防艾滋病，还是拯救灵魂？

　　行动之时

　　由于性行为和注射吸毒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防控工作早已超出了医学领域。从1985年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的首次国际艾滋病大会开始，最初的几次会议仅限于探讨生物医学问题，是专业者交流科研结果与临床发现的集会。到了今天，大会内容已经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道德、安全，而学术交流已退居二线。

　　当前，国际社会对艾滋病的年投入是80亿，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测算的150亿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但是，资金缺口并非最大的障碍，各方人士在预防和治疗策略上的分歧才是最大的问题。

　　在此次大会中，与会代表来自医学领域、民间团体和政界，而唱主角的是后两类人士，因为他们不论是团体内部，还是团体之间都发生了意见分歧。这也许正是艾滋病疫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原因——由于宗教、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因素使艾滋病的防控复杂化，有限的资源没有在统一的行动方案支配下得到合理使用。

　　艾滋病归根结底是人类行为引起的疾病，100%可以预防，但是仅仅凭借科研成果和医学方法改变性和吸毒行为是不现实的。科学上站得住脚、实践中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并不见得顺利地贯彻落实，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的观念上——人类社会几千年来就没有在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上统一过思想。

　　这次艾滋病大会上公布的包皮环切术和女性使用的杀微生物剂让世人为之一振，但是兴奋之余，人们发现这两个科研项目离实践阶段还有一定距离。而即使研究成功，也只是多了个把预防措施而已。和安全套一样，它们并不能改变性行为非理性的一面，人们仍然会陷入防治策略的争论而莫衷一是。没有一致的见解，国际社会难以制定统一的行动方案，更难以落实此次大会“行动之时”的宗旨。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文/朱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