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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一套自己独到的关于“9·11”恐怖袭击原因的理论。美国政府认为它是狂热的极端分子所为；而5年来目睹美国发动一场场反恐战争后世界却面临“越反越恐”局面的所有清醒的人们，则更多地把目光投向了更深层次的原因探究。
显然，把“9·11”袭击所有的罪状往“基地”身上推，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基地”组织为什么要发起这次袭击？英国《暸望》周刊近日撰文，对“9·11”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解释。文章认为，5年来所有关于此次袭击事件的解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看起来有道理但却漏洞百出的解释，而另一种是更可信的解释。
看起来有理
却漏洞百出的解释
贫穷。
很多政治家和政评家把中东地区的贫穷作为发起这次恐怖袭击的因素，这一说法最后因没有证据而作罢。只要看看那些发动“9·11”袭击的犯罪分子的出身就会明白。这些人大多来自中东地区的中产甚至富裕阶级家庭，而不是极度贫困的家庭。再看看最近这些年，从俄国的无政府分子到1970年代臭名昭著的德国巴德尔-迈恩霍帮，恐怖主义大部分滋生于中产阶级。作为恐怖组织的“基地”也绝不例外，本·拉登就出身在沙特的一个富裕家族。
教义学校。
也有观点认为，是那些教授《可兰经》和偶尔灌输过于简单化的讨伐异教徒观点的教义学校和宗教学校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场所。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从这些学校毕业的学生即使有发动过袭击，也没有发动过大型的反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9·11”劫机分子中没有一个曾就读过这些学校，其中大部分人都念过大学，有些还在西方国家接受教育。本·拉登在深受欧洲影响的沙特的奥尔塔格（AlThagr）高中念过书，然后又在阿布杜拉兹（Abdulaziz）大学学习经济。
他恨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人民。
布什总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个观点。2004年，本·拉登对此观点予以抨击。他说，如果真是这样，那他“为何不袭击同样热爱和平的瑞典”呢？
弱小、倒台的政府。
有些国际关系理论家称，弱小、倒台的政府是恐怖、犯罪分子最理想的基地。“9·11”袭击就是在“基地”组织1996年将总部从弱小的苏丹搬到倒台后的阿富汗时开始酝酿的，这似乎是对这一理论的有力支持。当然，“基地”组织是在阿富汗塔利班时期逐渐壮大起来的，然而，“9·11”袭击大部分的策划却是在汉堡成型的，在这里，恐怖袭击者被培训得比在各自的祖国时更为激进。尽管阿富汗无政府状态给“基地”组织膨胀提供了客观基础，但是经验告诉恐怖袭击策划者，只有在西方国家才能让恐怖分子变得更好战，有更好的装备来实现恐怖袭击。
不同文明的冲突。
塞谬尔·亨廷顿最有名的一句话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可能取代冷战后的敌对状态。“9·11”恐怖袭击似乎正验证了他的理论。但是真是如此吗？大部分穆斯林都谴责“9·11”恐怖袭击，而袭击发生后本·拉登点燃文明冲突的企图也最终破产。事实是美国人在选择侵略伊拉克之后，穆斯林世界才掀起了真正的反美浪潮。
自杀性恐怖袭击是对外国占领的一种回应。
政治学家罗伯特·培普在他深具影响力的著作《誓死取胜》中，对一系列现代自杀性袭击活动进行了深入剖析，总结出这些自杀袭击者是被外国占领、而不是所谓宗教狂热所驱使的。培普的理论或许可以解释“9·11”恐怖袭击的劫机者中为何有15个沙特人，因为当时在沙特有大量的美国驻军；但这一理论却无法对另外的4名劫机者的动机进行解释，因为他们分别是黎巴嫩人、埃及人和艾米尔人，这些人的国家当时都没有被美军占领。
另外，发生在伊拉克的一系列恐怖事件让培普的这一理论也占不住脚。伊拉克的自杀性袭击者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其中大约一半多是沙特人，其他的来自中东其他国家，还有一小部分欧洲人，仅有大约10%是由伊拉克人发起的。而在2003年，美国在沙特的驻军几乎减少到零，然而本·拉登和他的追随者们仍叫嚣要重创美国。
伊斯兰运动的死亡。
法国的伊斯兰教学者吉尔·克蓓尔在“9·11”事件后出版的著作《讨伐异教徒：伊斯兰政治家的踪迹》一书中写道：“这次针对美国的袭击是孤立、分化和每况愈下的伊斯兰运动的拼死一博的信号，而并是显示它们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可惜的是，克蓓尔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人还没有出兵占领伊拉克，哈马斯还没真正走上巴勒斯坦的政治舞台，黎巴嫩冲突还没有爆发。
最有说服力的解释
以下这些解释也不足以阐释清楚“9·11”恐怖袭击的原因，但它们合起来确实可以帮助我们理解“9·11”事件。以下顺序是按照它们的重要性排列如下。
“9·11”袭击是本·拉登错误百出战略推理的结果。
作为“基地”组织不可动摇的领导，本·拉登的战略理念会直接影响到这个组织。他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建立在美国1983年从黎巴嫩和1993年从索马里撤军的基础上（在黎巴嫩，美国兵营受到袭击，241名美国士兵死亡；在索马里，18名士兵在袭击中丧生）。本·拉登认为，美国从这些地方撤军，说明它不过是个纸老虎，经受不起袭击。事实证明他错了。美国对“9·11”的回应是：摧毁塔利班政权，彻底消灭“基地”组织。尽管“9·11”是“基地”组织在战略上的成功，但是这次事件其实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组织的未来。
“9·11”是伊斯兰内部冲突导致的间接后果。
这一理论在2002年初被中东学者多兰在他的文章《别人的内战》中充分展示。他称，本·拉登的追随者们认为“自己是真正的信仰者，满身创夷，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认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整个世界的未来倚赖于他们不懈的战斗”。特别是“基地”组织领导人扎卡维就力挺这一观点，他认为中东地区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异教徒的无知状态中”。埃及籍的讨伐异教徒激进分子还认为，他们应该推翻“眼前的敌人”———中东那些“被教”统治者的政府。而本·拉登则认为，问题的根源不是“眼前的敌人”，而是“远处的敌人”美国，因为正是美国鼓励维持中东地区现状的。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它对以色列的支持。
用本·拉登自己的话说，这就是“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的理由。他的批评从来没涉及过文化，他在谩骂中没提到麦当娜、好莱坞、同性恋或毒品。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特别是它在1982年对以色列入侵南黎巴嫩的支持，让本·拉登开始产生反美情绪，他曾在1980年代敦促抵制美国商品。1990年，波斯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沙特屯兵50万更让他忍无可忍。
西方国家对穆斯林移民的疏远。
“9·11”恐怖袭击4个飞行员中的3人以及另外两个主要策划者都是在西方国家居住时变得越来越好战的。歧视、疏远以及思乡，这一切都把他们变得更为激进。这在其他反西方国家的恐怖分子身上也屡试不爽。最近5次针对西方国家发动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中，不少恐怖分子都是来自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
中东地区日趋衰落，经济停滞不前。
伯纳德·刘易斯是这一理论的最有名的支持者：穆斯林世界现今卷入危机主要归因于几百年来的日趋衰落，其中以曾一度非常强大的土耳其王国的衰落为标志。刘易斯称，中东地区的这些问题后来又伴随有两种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入———社会主义和世俗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这两种意识形态下都没有创造出它们所预期的繁荣平等的社会。穆斯林世界中不少国家经济和政治改革失败，所有没有石油收入的海湾国家的财政收入加起来比芬兰的GDP还要少。
在针对西方的战争中，本·拉登是一个玩弄政治于股掌间的演员。
跟他之前的恐怖头目一样，本·拉登在运用恐怖主义方面所做的选择极为理性。从“9·11”特别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可以清楚了解到，为了保证袭击成功，本·拉登干预了两个重要决定：第一个决定是任命默罕默德·阿塔为劫机犯的头目，因为阿塔办事谨慎，效率高，能完成好任务；第二个决定是阻止劫持10架飞机同时袭击亚洲和美国东海岸目标的计划。因为袭击数量太多，难以同时进行，可能导致整个袭击行动破产。
通讯技术的普及。
穆斯林所感受到的屈辱随着通讯技术的革新而被扩大化。全球穆斯林团体比10年前更深刻地意识到伊斯兰世界周围的冲突，也更深刻意识到在这些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半岛电视台的创办和本·拉登第一次呼吁发动针对美国的圣战都发生在1996年。从那以后，本·拉登经常出现在录像带上，号召对美国发动战争。图：2001年，世贸双子塔毁于一旦。
图：2006年，正在建设中的新世贸双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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