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月，民生的热议与公民的批判，占据着纸媒与网络的大量空间。这是公民意识继续生长之表现，本让人乐见，但于喧嚣之中，一个不甚乐观的倾向已然滋生：行使民主权利的社会批评，正蕴含着一种不容人说话、言语霸道的极端逻辑。

　　清华大学的操场上有家长睡觉，于是这个最高学府便成了“缺乏人性”的代表；有官员说“不可能人人买房”，结果面临着道德人品的责难；有研究人士说“垄断行业并非人人都是‘年薪十万’”，便被冠以冥顽不灵的“保守势力代言人”……

　　俗话说得好，如果手里拿的是锤子，就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是钉子。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实践着发表见解的权利，便不乏有人吸收了这样的“锤子逻辑”，不管看到什么新现象、新事物，总是以一个带有“抬杠逻辑”的定势思维，站出来批评之、痛骂之、贬损之，不管是新生的小树，还是刚发芽的小草，统统以钉子待之，先砸而后快。

　　如此喧嚣的背后，蕴含着某种危机。正如清华大学秦晖教授所言，一个社会，由法律的网构筑底线，道德的梯子搭起上线，二者之间的纬度越大，说明这个社会越民主越自由。在这样一个自由的纬度之间，只要下不逾底，我们都应以宽容的心态面对之。但自持“正义”的喧嚣批判，正在损灭这宽容的存在，走入一个矫枉过正的极端。

　　批评的权利，是应该与“理性批评”的义务相辅而存在的。哲学家康德在《纯粹的理性批判》中，将“法”的哲学，径直表述为“权利的科学”，认为法律、自由、权利是连在一条线上的“蚂蚱”。权利本身包括公民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只讲权利而不讲权利所附带的义务，是对“权利”的曲解。这让人不由得想起凤凰卫视评论员阮次山先生的话，当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怎么批评大陆的社会发展时，阮先生说：中国大陆正处于快速的发展中，这个发展的过程需要小心呵护，实在不忍心用求全责备的思维，去轻易否定实实在在的发展。

　　阮先生的话是有大智慧的，他正是在理性地使用自己的话语权。有人并不喜欢听“理性”，觉得理性便是缩手缩脚，便是“不敢说话”。有人很喜欢自己凭借“感性”快意恩仇，想说就说，想骂就骂。诚然，骂人是一种权利，但这种权利更需要智慧地行使。诚然，社会弊端，只有在不断的锤子砸、锥子扎的过程中，才会得以纠正；但就整个社会来说，一味攻击新事物可能具有的缺陷，往往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大家都拥有了自由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这是民主的一大表现，而对民主的完善，也能起到推动的作用。如果绝大多数人能够理性地使用话语权，那对于民主的完善，所起到的作用更是无法估量。“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谁都可以贴，似乎人人都有了话语权，但只有了民主的形式，缺乏民主的思维，所以与大多数人的思想不一致的，便被统统地斥为“异端”，统统剿灭而后快，最终导致的是，全民族的疯狂与民主的彻底丧失。

　　这或许是民族史上最极端的表现，但这种极端思维的流毒，似乎并没有被消灭殆尽。如今，陷入极端的批评喧嚣，实际上是用一个表面民主而实际非民主的霸道言语方式，来表达一种民主权利的诉求，这是荒唐而可笑的。更可怕的是，它将无视蕴含于新事物中积极进步的因素，用“锤子的哲学”，损害社会正面的建设，这并不是一个社会民主力量成长的正常路径。

　　正所谓“不破不立，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社会的和谐发展，应该允许在法律底线之上的多元表达，应该宽容充分的社会议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一个召唤民主的时代，需要加强这种民主的精神，否则，“攻乎异端，斯害在己”，损害的，将是我们这个民主建设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