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因为一篇报道，因为履行自己的职责，汽车、房子、存款一夜间都被法院冻结，身处富士康天价索赔案漩涡中心的《第一财经日报》编委翁宝突然觉得站在了悬崖边上。昨日，翁宝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坦言他的内心感受以及由此事引发的思考。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

　　被诉新闻工作者翁宝称，企业权力的扩张及法律对记者保护的无力使媒体身处困境

　　郭先生出手太狠

　　记者(以下简称记)：刚才在看你在网上聊天的时候，你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你说自己像站在悬崖边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翁宝(以下简称翁)：实际上我对郭(台铭)先生此前还算是比较了解的，知道这人出手不凡吧，按照我的理解，从商一般都是和气生财，这是一种传统的理念，但他出手这么狠，(笑)，置对方于死地，还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记：站在悬崖边上的感觉，是指危险吗？

　　翁：至于人身的危险，我倒是想得不多，据我的理解，郭先生是做大事业的人，他就算态度强硬，也会明着来，这我还是有信心的，但是这样的出手方式，逼得对方没有退路。

　　记：你指的没有退路是什么？

　　翁：各方面都没有退路。我必须全身心来应对这件事情，我必须面对这个标的，我要面对我未来的生活，这个官司一旦进入司法程序，就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快的话半年，慢的话可能一两年，我会陷入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生的损耗当中，感觉没有任何周旋的空间，一点空间都没有。

　　记：你觉得这种损耗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吗？

　　翁：(沉默)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希望我现在经受的只是一个个案，这个个案也能够提醒各位，注意些什么。

　　记：但对你个人来说，你并不希望看到这件事情的发生，即使它可能承载很多的意义。

　　翁：对。从任何一个同行来说，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因为它充满了各种变数。

　　记：就这件事情来说，你对法律的公正有足够的信心吗？

　　翁：要说对中国的法律失去信心，那倒没有，只不过对对方通过这种形式把我逼到绝路上，不光是对我个人的一个挑衅，实际上它对中国新闻界来说，不异于9·11事件。这是一种恐怖行为，是不对称的战争。

　　记：战争的两方一个是知名大企业，一方是两个普通的新闻工作者。

　　翁：对，它很显然明白这种不对称，这个游戏规则。这点我自己也在研究其他的一些案例，至于这些研究结果，我会在我的博客里写出来，我想我会有一些思考。

　　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了

　　记：从引起官司的这个稿子本身来说，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翁：这个涉及到具体的司法问题，我不方便说，但是苹果公司的调查报告已经出来了。苹果公司跟富士康是什么关系？是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在这种环境之下，苹果公司已经承认富士康存在超时加班的情况，具体它的现实会是什么样子？大家只要有最基本的判断，就会明白。

　　记：你是王佑的直接领导，也对富士康稿件的采访写作刊发具有审核的职责，如果事先你能够预知后来它所带来的风波是这个样子，你会后悔当初报社刊发此稿的选择吗？

　　翁：实际上刊发这个报道的时候，我正好出差，而且我也不是最终签版的人，但是从现在来看，我没有后悔过这件事情的发生。既然已经发生了，只有去面对它。

　　记：你觉得你的后援力量足够强大到你有信心去面对它吗？

　　翁：我感谢各位同仁的支持和关心，但是说实话我现在还没有足够的信心。

　　记：为什么？对方力量太强大了吗？

　　翁：怎么说呢？现实很坚硬，我们做媒体的都知道这个困境，我们面对很多不合理的不正常的现象，但是最终我们能够影响、改变些什么，我们的能力有多大，我们自己也很明白。我们有什么？很多事情，我们掌握不了。

　　记：你会觉得媒体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吗？

　　翁：从这件事情来讲，非常明显，我们是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

　　记：我想很多有良心的媒体一直都希望自己做到客观、独立去报道所有的新闻，可是有时候，一些不能控制的力量总在影响我们朝这个目标努力。

　　翁：对，这个是毫无疑问存在的。

　　企业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记：现在资本的力量越来越大，特别作为财经媒体，可能受到的影响更大，你感受到这种来自资本的压力了吗？

　　翁：中国这几年，企业的权力在无限扩张，涉及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传媒领域。大的方面，比如房地产业，从最高决策来说，很多事情他们都没有预料到，比如国家采取宏观调控，这里面就折射出很多问题，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当一个企业的权力扩张之后，它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相对和谐的生态，会带来怎么样的伤害？这是我们国家应该考虑的问题。但是这的确是个大的命题。企业的权力是否可以超越国家，之前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的，而且它现在还在扩张，比如很典型的房地产业，我们很清楚它的权力会影响政府决策，影响整个经济生活，会影响决策人，甚至可能挟持整个金融系统，企业的权力延伸之后，尤其是非常强势的垄断企业，对当地政府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包括对我们传媒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去评估？这是个社会学命题。

　　记：所以从这个案子来讲，里面很多问题都值得我们去思考。比如把记者直接作为被告，而且标的为3000万这样前所未有的惊人做法到底可不可以？

　　翁：这些问题可能应该由我们专门的律师来发表看法，我不想去具体到这些法律的问题来讲，我不想影响到司法判决。

　　司法机构应尊重普通公民

　　记：作为记者，当这种突然的诉讼忽然到来之后，到底法律能不能公正判决，能不能保护我们媒体工作者的权利，似乎都让人感到措手不及。

　　翁：对，实际上它折射了很多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需要沉淀。我最近也想了很多，我们新闻部门，大家是有共识的，虽然我们媒体之间也会存在竞争，但是我们都明白，这是我们共同的时刻。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选择。

　　记：我们所有的媒体同行都在关注这个案子。

　　翁：我们希望我们经历的这个事情，能够提醒我们的有关部门，企业权力的延伸，这个话题，会对我们未来的社会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这种诉讼方式对新闻从业者是否在现行法律当中有不合理的地方。

　　记：你在博客里写到，你感觉现行的法律对记者的保护是很无力的。

　　翁：对，我们现在的法律体系中，对新闻从业者的宽度或者说我们怎么创造一种环境，让大家有基本的权益，比如诉讼保全，在法律上应该是谨慎使用的一种方式，比如对有争议性的资产进行保护，但是现在，我的房子不仅是我的，而且是我和我太太共有的，还有家里还有小孩子，如果查封我的房子，这不仅是对我的人权的侵害，让我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了。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不是应该纳入考虑呢？现在这个官司暴露出很多问题，还有诉讼的流程，当然我现在还没收到正式的诉状，但是财产已经查封一个多月了，我们从司法机构尊重普通公民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该采取更加合理的方式呢？

　　这是整个行业的困境

　　记：听说你现在有重新规划自己职业生涯的想法，你是想离开了吗？

　　翁：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记：它动摇了你多年坚守的信念吗？

　　翁：多年坚守的信念，就像你的个性一样，想改变也很难，但是我会进行反思。我做了十年了，我们青春已经挥洒了，激情也在慢慢淡化，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像一个——怎么讲呢——反正我能感觉到，那种悲凉的感觉。

　　记：有时候我也有种迷惘感，我所做的工作是为了什么？能改变些什么？

　　翁：自己的努力都希望有个盼头，有个目标，作为新闻从业者，无论是铁肩担道义也好，或者普通新闻人的职业道德也好，当你干了十年之后，你会忽然之间，对自己曾经的努力产生了一种怀疑。当然我们在社会进步中也贡献了我们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的角色是什么？我忽然找不到自己的定位。

　　记：你没办法给自己一个答案。

　　翁：对，我没办法说服自己。

　　记：有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可是短暂的迷惘过后，我还是明白，我的思维方式已经跟这个职业深深联系在一起。

　　翁：对，有时候我也在想，离开这个行业我还能做什么？这是整个行业的困境，我们的热情总是会消逝的，我们会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记：但是现在面对这样的事情，只有迎上去，如果退却，那就是输了。

　　翁：对，不去迎战，那就是彻底输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没有退路的，我必须要赢，我必须要赢。有句话叫狗急跳墙，虽然俗了一点，但是你已经逼我到这个份上了，我只能迎战。起码我希望我能够为我们这个行业去承受一些东西。这个事情已经栽到我头上了，我不能说我有多高的认识，但是这是一个基础吧。就像我博客里写的，我是新闻的一个老兵，虽然在慢慢消失，即便是慢慢消失，我也会挺直腰杆慢慢消失。

　　记：选择有尊严地离开。

　　翁：对。 （采写：本报首席记者 姜英爽 记者 王吉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