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赔3千万，耍孩子气的富士康这次玩大了

　　因不满一篇有关员工“超时加班”问题的报道，台湾首富郭台铭属下的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总额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并冻结了记者的个人财产（8月29日《新快报》）。可以说，富士康真的彻底开始疯狂发飚了，其矛头已并非简单意义上的针对记者个人行为了，简直就是在蔑视国人的权利意识，认为并不会给自己的企业带来任何负面的效应，从一开始被指“血汗工厂”死不认帐，到今天在司法上也站不住脚的起诉，真应着了中国那句古话“恶人先告状”，并试图在这一步棋中获得之前的公关宣传效应，可是，耍孩子气的他们这次想错了、玩大了！

　　缘起是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曝光了富士康员工连续上班12小时的黑幕，报道详尽、翔实。还有6月11日英国的《星期日邮报》在其一篇题为《iPod之城》的报道中，也披露了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制造iPod所雇用的女工，往往每天工作15小时，所赚得的月薪却只有27英镑（约合人民币387元）。这篇报道迅速引起全球关注,并促使多家关注劳工权益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发出号召抵制苹果产品。该文还直接引发了苹果公司派出规模庞大的调查团，进驻富士康深圳工厂，展开全方位的有关工人待遇的调查。该报告称：调查小组发现，该供应商复杂的工资结构，明显违反了苹果公司的供应商行为准则《SupplierCodeofConduct》的相关要求。

　　或者即便没有新闻媒体的报道，在深圳一些知情的人有谁不知道，作为一名“普工”每天15小时也是很“正常”的，再加上口口相传，“血汗工厂”的“美誉”不胫而走。然而，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并未急躁，有预谋地展开了一场危机公关活动，极少主动邀请媒体的他们少有地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富士康位于龙华工业区的会议室里，资深副总、运营总监李金明，各部门人力资源负责人，集团福利、卫生有关主管共十余人，坐在了国内近十家媒体的面前，历数工人待遇多好、加班不超过3小时、关注捐献骨髓、血液检验属员工自愿等等，极尽所能来澄清之前的指摘，同时祈望能借此来大肆炒作一下自己。

　　富士康在炒作的唾沫星子中可谓赚足了宣传效应，因为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没有输家，更不会对自己的产品购买、销售等环节上的经济利益造成负面影响，无论我如何压榨员工，都可以说在员工自愿的基础上，实际上这是一种“软欺诈”，他们并未意识到因此而带来的负面效应！美国管理学家惠特曼和彼得斯对全美历史最长、业绩最好的60家大公司的调查研究发现，它们能保持经久不衰的秘密就是“把员工当作重要的资产”来善待。据介绍，耐克公司在越南的外包工厂，就曾因爆出虐待员工的丑闻而陷入了长达10年的危机。在这期间，耐克遭到了来自欧洲和美国民间各种行业协会、劳工组织、人权组织、新闻媒体等一轮又一轮的抵制，蒙受了巨大损失。此后，多个全球性行业协会制定了SA8000、WRAP、AVE等多种劳动标准，用来考查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耐克、阿迪达斯这些国际巨头都纷纷加入其中。

　　其实大家都知道，英国的《星期日邮报》是对该事件的最先报道，郭台铭曾质疑《星期日邮报》的报道称，“《星期日邮报》连富士康深圳工厂的大门都没有进过又是如何采访？”如果富士康心态比较好的话，怎么不能允许国际媒体记者自由的去采访报道呢，或者再退一步说怎么不先告一下英国《星期日邮报》的记者呢？想来猫腻不少吧，如果不幸被我猜中，那是不是因为害怕英国有健全的法治来制裁他们，害怕一些民间组织来抵制他们的产品，要不富士康后来又怎么那么害怕苹果公司的调查？忘乎所以的富士康似乎以为再烧一把柴火，就能烧出一锅更为鲜美的粥来，于是，以名誉侵权纠纷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提出高达人民币3000万元索赔额，并已要求相关法院查封、冻结了两名记者的个人财产。可是，在此之前，如果说是对国人维权意识的侮辱的话，现在的这步行动无疑是对中国新闻监督的一种嘲讽，对中国法治的一种有形践踏。

　　我们不知道这种投资大陆的企业到底能为当地政府带来多大的税收和GDP的增长空间，我们却能清晰地看着一个蔑视司法，嘲讽新闻监督，侮辱国人权利意识的不良企业抛弃了社会责任感后还在张牙舞爪，同时逃不掉孩子气的祭出3千万赔偿要求的伎俩，对于一个国内的记者来说何止是天文数字，真不晓得案件到底将会如何收场，真可以称得上危机公关的鲜活反面案例。这也提醒作为媒体的新闻单位，“在处理危机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种平和，冷静的心态。媒体掌握这话语权，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在报道的时候，也要公平公正”。（耿冰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