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滁州琅琊山风景区参观古今名人碑廊时，草书《醉翁亭记》的碑刻引人注目，也立刻吸引了我，碑上赫然刻着“眉山苏轼书”的落款。这真是苏公所书吗？我知道，楷书《醉翁亭记》确为苏公所书。这草书看起来却不太像。后不久，在《书法》杂志上看到雪涅的《苏东坡曾草书醉翁亭记》的文章，文中的草书影印件与琅琊山草书醉翁亭记一样。我仔细研究多日，感到它与苏体大相径庭。这里从书法角度说些一家之言，与方家切磋。

　　其一，笔画部首与苏公不类。笔画部首是书家风格的基本特征。苏轼书法，尤其是行书，是侧锋、方笔为主，笔力雄健，笔画凝重。而草书《醉翁亭记》是中锋用笔，圆笔为主，线条瘦细。尤其是文章的开始和结尾部分，实际是行书，按理说是最能体现苏轼侧锋方笔的特点，而这里却不明显。再看偏旁部首，也与苏公手笔不相吻合：如宝盖头横折的横，苏轼是向右上的，而此碑宝盖头横折的横却来个弧度；苏轼写行书半包围扁口横折的折，如“向、而”等字，往往是侧锋用笔，顺势而下的，显得笔画宽厚，而此碑在这些部首横折的写法上，或有明显的顿笔，显得生硬，或一笔转下，线条瘦弱，末端乏力；再如立刀旁，苏字写到笔末时往往是稍带撇意顺势而下，稍向左下，一笔写成，显得宽厚。而此碑的写法是笔势向右下，整笔向左倾倒，颇有米字笔法。

　　其二，字的体形特征与苏公不类。结体最能体现书家风格特点，像人一样，高矮胖瘦，一目了然。苏轼的字，尤其是行书，结字扁平、宽宏，“石压蛤蟆”，扁而温润敦厚，且体势稍向右倾，妩媚而庄重，在视觉效果上显得平淡而少变化，形成一种静谧、舒适的气氛。而草书《醉翁亭记》体形以长为主，笔画清瘦，尤其是结尾部分，结体修长，笔画挺拔，略显生硬，变化不多，与苏公书法的结体风格大相径庭。

　　其三，草法特点与苏公不类。平和的美，是苏轼书法追求的审美境界，也是其“尚意”书法美学思想的最高境界。基于这个审美情趣的指导，苏轼是不大欣赏草书作品的。他曾在一首诗里批评张旭、怀素是“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且不说其认识正确与否，但可知在这种审美取向指导下，苏轼的书法作品主要是楷书和行书。他存世且可信的草书作品非常少，其中两件是临摹作品，分别是《临王右军讲堂帖》和《临桓温蜀平帖》。还有一件是狂草《梅花诗帖》。从他临习的《讲堂帖》看，虽然在神态上接近王书，但其结字、运笔者仍能看出苏轼的个性特点，与其风格成熟后的作品放在一起，审美特点基本是一致的。《黄州寒食诗帖》是其超水平发挥的一件书法作品，虽不是苏轼风格的代表，但大部分字苏味仍很浓。苏轼字与字的体势基本是正面相对，稍向右倾，极少变化，显得稳重安详、静谧恬淡。而草书《醉翁亭记》结体偏长，中锋用笔，“大刀长矛”，线条或粗或细，盘旋缭绕。字与字奇正救应，体势变化较大，显得跌宕起伏。

　　另外，题跋有悖常理。楷书《醉翁亭记》落款日期是“十一月乙巳”，而草书《醉翁亭记》落款日期是“十一月乙未”。就是说一天之内苏轼要写正、草两幅作品。要知道，这时苏公写字是“应刘君之请”，要刻石立碑的，不可不认真对待。尤其是楷书，一笔一画，必须一丝不苟，绝非一挥而就的，要在一天之内完成，谈何容易！更何况苏公身处颍州太守的位置，公务缠身呢？

　　综上所述，无论从书法艺术的角度考察，还是从常理看，草书《醉翁亭记》都不像是出自苏公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