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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在报纸上看到媒体记者故意歪曲我讲话的内容时，当时都会非常生气，但回头一想，在那没有新闻自由，没有媒体监督的年代，我们的社会状态和人类处境不是更惨吗？甚至连国家元首被迫害死了外界都不知道，更何况这个社会中的普通人呢？我们能得到的信息实在少得可怜。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是富士康公司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的两名记者并索赔3000万元。关于富士康的索赔在法律上是不是站得住脚，我没有这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也没有发言权，自然有这方面的专家们去评判，并有法律作为评判的依据去公平处理。但我想，我们从这件事中也能发现一些值得思考的事情，比如作为一个商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同事、员工和那些在自己工厂工作的工人？这可能是值得所有商人注意的事情。
我记得1993年，我刚来北京开发房地产时，整天为公司营业额和利润率的增长而兴奋不已。有一次一位海外朋友到我们公司作客，我带着炫耀的心情领他去参观我们的建筑工地，参观那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在离开工地时，正是工人们换班吃饭的时间，我们看到工人们吃的是水煮白菜和馒头。后来这位朋友临别时交给我一张1000元的港币，让我买点肉给这些工人们吃。当时，我的心像被电击了一下，觉得自己的心是不是在金钱的诱惑下变麻木了？没有同情心，没有爱心了？天天在自己眼前发生的事情，自己竟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回到办公室，我赶紧让同事拿我的工资买了几头猪送给工地上的工人们。几年之后有人跟我说：“你买的那些猪肉，大工头吃了瘦肉，小工头吃了肥肉，工人们只喝了点肉汤。”此话是真是假我也无从考证了。
我到过一些沿海城市，参观过几个代加工的工厂，这种工厂一般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很大。我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拍一组关于这些工厂工人的照片，真实地记录这个时代我们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代加工厂背后的故事，但因为这些工厂和流水线都是拒绝拍照的，我的这个拍摄计划一直没有完成。我还看到，这些工厂绝大部分都是年纪很轻的女工，一般都是从非常偏远和贫困的农村来的，在和她们交谈的过程中我得知，她们有些是靠自己辛勤劳动供养着自己上学的哥哥和弟弟们，有些是供养着自己家里年迈的老人们。看到这些流水线上的年轻女工，我常常想到我的妻子张欣，她是14岁从大陆去香港的，到了香港就在一家电子工厂的流水线上做了一年插件的女工，后来才到英国读中学、大学。她常跟我说，她能上剑桥大学，与在香港流水线上当女工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当年有8000多人申请剑桥大学，而剑桥大学就是因为很看中她这段不平凡的经历才录取了她，这段经历成了她被剑桥大学录取的一个重要原因。
富士康这起官司深圳中院已受理，无论法院如何裁定，但作为商人，作为富士康公司，首先应该反省自己的行为，反省一下《第一财经日报》的报道中提到的问题有没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没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想想看，如果这些工人是我们自己的家人，是我们的姐妹，我们又会如何对待她们？我们公司作为一家房地产公司，常年有6000多名工人在工地上劳动，而这些工人与那些流水线上的女工的相似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中国最偏僻、最贫困的农村。不同的地方是流水线上几乎全是女工，我们建筑工地上全是男工。在我们工地上工作的工人们工作条件并不好，有时我到工地上去时也常会和施工单位的领导一起商量一些改进工人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办法。施工单位的领导也常常跟我说：“我们从不拖欠民工的工资，我们过中秋节时会给民工发月饼，夏天会到北京郊区大兴给民工拉西瓜……”其实世上所有的事情，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没有必要时时去表现自己所做的一点好事，世事自有公论。
最后希望富士康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包括媒体，与《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沟通尽快了结此事。也希望所有的商人，包括我们自己，在这件事情上面多反省自己的行为，多一点爱心。这爱心也许就是表现为给工人提供一张凳子，少一些加班的时间。因为我们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不能因为财富的多少而歧视别人或受到别人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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