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纲领》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于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是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小组成员包括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及著名专家学者共二十几人，可谓群贤毕至。起草工作从1949年6月起，经过广泛讨论，集思广益，反复修改，七易其稿，最后由毛泽东审阅定稿。

　　最重要的是，《共同纲领》的总纲规定了新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这表明，国家任务是建设新民主主义，而不是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共同纲领》明确界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就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体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就使私营经济取得了堂堂正正的合法地位，打消了私营老板的顾虑。

　　著名工商界人士孙晓村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他后来写了一篇颇有价值的回忆文章，题为《我所经历的第一届人民政协会议》，发表在新华社《瞭望》杂志1989年12期。

　　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共同纲领》为什么没写“社会主义”？

　　下面是孙先生文章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讨论《共同纲领》总纲时，大家发言很热烈，民主气氛十分浓厚。特别是讨论到《共同纲领》没有写明“社会主义”这一问题的时候，有不少同志觉得“社会主义”的前途一定要写进去，他们认为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有的同志说，共产党领导，为什么怕写“社会主义”？较多的同志认为，《共同纲领》的实施，实质上就是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了，现在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还是很陌生的，写上“社会主义”与事实有距离，还是实事求是不提社会主义为好。几种观点激烈争论，相持不下。

　　9月22日，周恩来同志在《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话：“总纲讨论中，曾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更高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阶段发展，因此总纲中就应该明确把这个前途规定出来。筹备讨论中，大家认为这个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而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认它，而是更加郑重地看待它，而且这个纲领中经济的部分里面，已经规定要在实际上保证向这个前途走去。”

　　周恩来同志这篇讲话，大家都表示赞同。这篇讲话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至今回味，言犹在耳，堪称是执行实事求是路线的典范。

　　但是，不久之后，围绕这个社会性质定位的问题，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这场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私营经济的命运。《共同纲领》也被搁到一边去了。（《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马立诚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