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民调显示95.1％的网友在关注“富士康事件”—— 已有22.7％的人担心资本开始制约媒体

　　本报记者 成梅

　　新闻工作，越来越像一个高风险的职业了。

　　以前，“风险”在于新闻工作者职业压力大，严重亚健康，遇到水火、战火别人下撤你得向前。最近，人们发现这个工作还有另外一种风险：一笔不慎，你的家产就被人家申请“保全”了。

　　这就是上周“富士康事件”震惊公众、震动舆论后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

　　7月3日，台湾富士康公司起诉《第一财经日报》的编辑翁宝、记者王佑报道内容失实，侵犯了企业名誉权，要求索赔3000万元，向深圳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冻结两人的个人财产。7月13日，两人的财产即被“冻结”。8月26日，《新京报》有关报道一出，舆论大哗。

　　8月28日16时，两名当事人专门为此事开通了个人博客，到9月1日下午记者发稿时，“第一财经日报翁宝王佑”的博客，访问量已达到329603人次。与此同时，相关调查已有超过5万人参与，跟帖达到两万多条。据网站编辑介绍，网络调查是在8月28日19时开始的，到了29日18时，仅一天时间参与人数已经突破3万，“这么快的调查反馈很少见”。

　　8月30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网新闻频道联合实施的一项调查显示，95.1％的网友表示他们正在“关注”这一事件。

　　一个民事诉讼何以引起公众如此高的关注？调查显示，58.5％的人认为，富士康的起诉开了一个极坏的先例，给中国新闻界带来了负面影响，会打击记者新闻报道的积极性。本报调查也发现，31.0％的人觉得这种诉讼“实际上是在打击媒体的社会责任感”，22.7％的人担心“资本开始成为制约媒体的新力量”。

　　一些媒体从业人员甚至公开表示，如果此次记者败诉，他们今后将不敢再进行任何批评性报道，因为“公众的利益要保护，记者个人的利益也需要保护”。

　　舆论正将沸腾之际，事情突然有了戏剧性的转变。8月30日23时，富士康公司相关人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将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个人资产的冻结，同时将索赔金额由之前的3000万元降为1元，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作为被诉对象。

　　案子还将审理，事情也没结束。唯一改变的，是人们对涉案记者财产安全的担心，可以减轻了。富士康为什么会有这个调整？是原本的诉讼策略，还是在舆论压力下的妥协？没有可靠、权威的消息可以证实，人们有的只是猜测、猜测。本报第一时间的调查显示，64.8％的网友认为“新闻界捍卫了自己的监督报道权”。

　　这些天，很多新闻工作者对当事人进行了声援，也有相当多的人就此事发表了深度思考。有一篇名为《全国新闻界同仁的胜利？》的文章，从专业角度对该报道进行了分析，认为“的确有偏颇和技术问题”。作者认为，新闻界应坚持“平衡、客观”的新闻操作准则，留给富士康说话的权力和空间。

　　不过，很多网友也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毕竟这两位记者已经尽力去接近真相了，而他们也确实受到了伤害（心理精神上的伤害已经是事实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立新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的名誉权观念过于膨胀，不管是国家机关、官员还是企业，大家都经受不起严厉的批评。”他认为，不要动辄以侵害名誉权相威胁而拒绝批评。不论媒体的批评多么严厉，只要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恶意诽谤、中伤和诋毁，就不应当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