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从学生运动到农民运动

　　（1917—1927）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

　　按照年龄和经历，毛泽东是五四时代的人。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以来，毛泽东就是一个热心的读者。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通过参加政治团体以及对政治的研究学到了本领，并且在紧接着发生的五四运动之后，开始了他实际的革命生涯。

　　尽管毛泽东有许多极其显著的个人特点，但在总体上，他仍具有五四时代青年的某些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转变的一代”。当然，所有时代的人都在变，因为世界在永恒变化着。但毛泽东一生和同时代人的差距，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不仅要以不同阶段，而且要以不同时代来衡量。中国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开始于19世纪中叶，并持续到20世纪中叶以后，但五四时期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之，五四时代的人们意识到，那种长期存在的中国式的优越感曾使他们的前辈陶醉，但他们却再也不可能怀有同样的糊涂信念了。他们中的一些人包括毛泽东，很快就接受了西方的多种思想体系，并为实行这些思想付出了他们毕生的精力，但同时他们也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对中国人民内在能力的信仰，也保留了他们曾经否定过的传统思维方式。这样，他们就注定要生活在政治、文化持久动荡的环境中。

　　毛泽东20世纪20年代初以前的政治观点，只能从当时文献的零碎片断和他自己及别人许多年以后的回忆中了解。*

　　* 关于毛泽东早年生活和思想的最详尽的描述，见李锐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书，该书1957年第一次出版，已出版了译名相同的英译本。译者是安东尼·W·萨利蒂（Anthony W.Sariti），编者是詹姆斯·C·江（James C.Hsiung），并附有施拉姆作的序。李锐最近出版了此书的修改增补本，书名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其中收集了相当多的新材料，并增加了一章专门介绍毛泽东在五四前后的思想。这一章曾在《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上发表过。这本书被视为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权威性著作，为了非中国读者的方便，我多处引用了该书的译文。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毛泽东大约在23岁时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他的这篇文章，虽然写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之前，但却显露出许多个人的特征和思想的脉络，并在以后一直延续下来。整个文章中最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无法摆脱的意念，是对中国人民要遭受“亡国”灾祸的担忧，“亡国”就是国土沦丧，成为亡国奴。这一主题，是那样广泛地流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它突出地表现在文章开头的几句话中：

　　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

　　* “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 4月），1页；trans-lated in PTMT，p.153。这本书收入的只是毛泽东文章的片断。在我的专论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中发表了全译本。1975年，M?郾Henri Day在他的斯德哥尔摩学位论文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 pp.21—31上把该文全部译成英文。这篇非常有价值的著作连同那些有争议的独出心裁的尽管有时缺乏说服力的评论，对于我们了解青年毛泽东及其思想很有帮助。这篇著作包含有东京中文版本第1卷（竹内实编的《毛泽东集》）中毛泽东所有著述的译文。

　　毛泽东这里同时提出了他思想和行动的两个基本主题：一是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二是对尚武精神的赞美。这两点贯穿了他以后的一生。但如果他显然是全神贯注在笼统称之为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上，那么他的民族主义是保守的还是革命的呢？判断这一点的明确标准，在于他是否理解使国家“富强”（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武装力量）这个目标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赖于进行社会和文化革命，并把这种革命看作是使国家强盛的必要先决条件。实际上，这篇文章只向我们表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命运的关心，几乎没有谈到改良，更不用说革命。

　　这篇文章中共有20多处出自典籍的引文或注疏典籍的文字，其中12条是儒家的经典，一条是儒家中的“现实主义者”、法家先驱人物孙子的，两处是儒家学说的阐释者、宋朝理学家朱熹的，还有一处是朱熹的批评者、明末评论家颜渊的。还有三处提到毛泽东特别喜爱的道家名著———《庄子》。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知识面显然是相当广泛的，因为他顺便提到了各个时期中许多并不很有名的作家的一些不引人注目的生平细节（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2处涉及儒家经典的引文中竟有11条是《四书》的基本精髓）。

　　然而，尽管这篇文章没有明确提到社会变革，甚至也没有任何必要的暗示，但却包含着来自西方和中国的许多近代的、反传统的思想影响。首先是强调尚武精神的重要性，这不但表现在上面所引证的文章开头的话中，而且在叙述中作了“动以工国也”［1］的概括。为了证明这个观点，毛泽东列举了许多古代英雄的事例，并且摘引了颜渊谴责朱熹“重文轻武”因而造成一种和儒家学说相反的有害传统的一段话。［2］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双重来源（既来源于中国古代，又来源于西方近代）这一特征，还清楚地表现在1916年写的一封信中，那时他大概正在为《新青年》写研究体育的文章，信中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

　　* 《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7页。黎锦熙曾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教员，后到北京（李锐的《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第28页，有他一简短的个人简历）。正如史华慈曾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在谈到德、智特别是强健的体魄时所提到的现代“教育家们”是指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他肯定是从严复译著中阅悉斯宾塞的。

　　因此毛泽东不但在开始时强调身体（即物质基础）的至关重要，而且还赞扬了古代中国人勇敢（勇）的美德，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倾向自然主要不是从书本中获得的。像20世纪初许多其他中国人那样，他的思想的发展是当时客观环境的反映，当时的客观环境和明朝末年相似，中国的统一和完整由于国家军事力量薄弱而受到威胁。

　　如果这种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贯特性，那么，1917年那篇文章的一个更为基本的主题，以及这一主题更清楚地揭示的近代思想影响，就是强调自我认识（自觉）和个人主动（自动）的重要意义。他在文章开头的一段中有说服力地指出了这一点：“身体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要使体育收到效果，非打动人们的主观思想，引起人们对体育的自觉不可。”［3］

　　实际行动的关键首先在于改变人的内心，这种思想当然部分来自儒家传统（如“重文轻武”）。但可以看出，在诸如此类的一些文字中渗透的主要灵感是折中主义的，而这时毛泽东是从阅读《新青年》和他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也是他未来的岳父）的授课中，获得他那些基本上是西方的观念的。

　　杨昌济是朱熹的信徒，也信奉康德和斯宾诺莎的学说，他向学生讲授道德哲学，强调西方自强自立的自由主义，同时主张要兼有个人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4］为了这个目的，他从儒家的《论语》摘引出若干有意义的章句，并附上自己的解释，编集成《论语类钞》一书，以此来阐明他对“修身”的理解。这本书第一篇的题目是“立志”，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5］

　　像杨昌济那样，毛泽东特别强调“志”的作用。他在1917年的那篇文章中写道：“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6］这样相信意志和主观力量的重要作用是他思想的一个主要特色。1917年3月毛泽东给来华参加黄兴葬礼的日本友人白浪滔天（即宫崎寅藏）写过一封信，目的是想请他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作一个回忆黄兴的演讲，在信中毛泽东把自己说成是一个“颇立志气”的学生。［7］

　　但在同时，他根据地道的中国方式，认为除了通过认识或启蒙，真正的“志”是不可能确立的。他在1917年8月23日的一封信中写道：“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从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立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立志不仅仅是主观态度问题，行动和忠诚也同样需要：

　　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8］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整个政治见解中的某些思想是从事实出发的，他说在近代中国只有三个人具有治理天下的思想，他们是袁世凯、孙逸仙、康有为，这三个人中，只有康有为似略有“本源”，但也主要是华言炫听。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他唯一钦佩的人是近代的曾国藩。在《新青年》发表的那篇文章中，毛泽东按曾国藩死后的谥号称他为曾文正。［9］

　　尽管这样，毛泽东1917年的思想方式绝不是完全因袭的。他渴望追求的目标自然是中国的强大和复兴。他在信中写道：天下是很大的，社会组织极其复杂，民智淤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动其心者，当是有大本大源。今天的改革，是从枝节入手的，诸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枝节，枝节不可少，唯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这些枝节都是赘疣。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多为宇宙之一体。他接着写道：“今若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容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在毛泽东看来，应从哲学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改变全体国民的思想。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国人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0］，都必须改造。

　　尽管毛泽东看到中国古老的、不易改变的思想方式是中国进步的障碍，但他并不主张用“全盘西化”来作为一种补救方法。杨昌济曾说：日本某君以为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在谈到这一见解时毛泽东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11］

　　但是，在讲了这番话后，毛泽东开始一反传统，为在思想和道德基础上使人心一致而论述与君子相对的小人的重要性。诚然，正是君子才具有高尚的智德，但是，只有在政治制度和各种经济活动是为百姓所设的基础上君子才能存在（小人累君子）。因此，君子不但必须对小人当存慈悲之心，而且必须教育并改造小人，以便共同实现“大同”目标。*毛泽东这时已打算创办一所私立学校（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为人们出国留学作准备。［12］

　　* 毛泽东在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有如下论述：“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见《毛泽东早期文稿》，88～89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0。———编者注

　　就实践这个主题来说，它在毛泽东后来的思想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在1917年的文章中谈到：至目前为止，关于体育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盖此事不重言谈，重在实行”［13］。毛泽东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常常有人把这一思想追溯到王阳明那里，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在毛泽东的任何一本已出版的著作中都从未提到过王阳明，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曾受到过王阳明的影响。总之，与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1917年至1918年间他所吸收的西方思想。

　　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最后两年中，毛泽东的思想发展是非常迅速的。这个时期，他的思想表现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也许就是明显的、强烈的个人主义。例如，他在读德国人、新康德主义者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一书时所作的批注中写道：

　　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14］

　　像这个时期一些年龄较大、较著名的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那样，毛泽东也利用个人主义这个确实有用的口号，作为冲破旧社会旧文化罗网的武器。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完全没有觉察到社会组织对实现个人主义的必要性，他对个人组成团体、团体组成社会、社会组成国家作了描述。在个人和国家或国民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中，毛泽东强调个人是主要的。他说，泡尔生所强调的正是相反，反映了“国家主义”在德国的影响。［15］

　　辩证地探讨对立面之间的关系，确实从这时起就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点。他曾在某种意义上看作具有同一性的对子的是概念与实际、有限与无限、高与矮、阴与阳，还有两对，在数十年以后遭到苏联人的非难，即生与死、雄与雌。他把人看作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把道德看作是良心和欲望相互作用的结果（他所推崇的“主观道德律”曾被污蔑为“奴隶思想”）。此外，由于物质不灭，人类和社会也同样是不灭的，虽然通过改良和革命，它们自身在不断地变化和更新。正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为中国要被灭亡而担忧，而是认为，通过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对人民性格的改造，中国是能够从贫弱危亡中获得新生的。然而，这样的改革只有在知识的指导下才有可能，而知识只有先构成信念，再应用于实践才能有效。他写道：“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活动的工具也只能是“各种社会和政治组织”［16］。

　　于是，毛泽东1917年4月重视实践的文章再次强调上述观点，而且有了社会改革需要组织起来的新主张。这两方面也是毛泽东1919年7月和8月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非常重要文章的中心思想。

　　毛泽东1919年文章［17］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是把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进行比较：

　　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一派是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远。他们要联合地球做一国，联合人类做一家……这派的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做克鲁泡特金。** China Quarterly，49.pp.78—79。可以理解，李锐在1957年引用的这篇文章的摘录中不包括这段话，因为它很难证明李锐所提出的观点，即《民众的大联合》是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下面将要指出，在1980年的修订版中，李锐的观点有了极大的变化。

　　李锐对这段话作了评论。他认为，虽然这个时候毛泽东还分不清楚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区别，但《民众的大联合》和发表在《湘江评论》上所有文章的主要倾向，已闪烁着阶级分析的光芒，也是后来构成毛泽东思想大厦的最初基石之一。［18］1919年夏天，毛泽东确实是在迅速地接受革命理论，进行革命实践，但要从这个时期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成分却是很困难的。毛泽东没有提到阶级斗争、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阶级”这个有专门意义的词也只使用过一次，而且还是在非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即聪明的和愚蠢的、富裕的和贫穷的、强大的和软弱的“阶级”）。［18］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一种看得见的哲学倾向，那它一定既不是马克思的也不是克鲁泡特金的，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某些中国学者介绍到中国并改变了其形式的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思想。他们当中有严复、梁启超、湖南的革命思想家和烈士谭嗣同，还有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他们想方设法提出这种见解，即社会成员的本能行为，在摆脱了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之后，就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全社会的活力。

　　五四时期对毛泽东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的还有胡适。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1919年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的杂志《每周评论》曾热情地为它的问世而欢呼，一个评论员在介绍《湘江评论》开头几期内容时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20］这些话的作者实际上不是别人，而是胡适自己。

　　我们指明这一点并不会使人感到特别意外，在为《湘江评论》第一期写的社论中，毛泽东在列举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在各种不同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在文学方面，由贵族的、古典的、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现代的、有生命的文学；在政治方面，由独裁政治变为代议政治）后接着说：“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

　　* 《毛泽东集》，第1卷，54页，translated in Day，81（关于把“实用主义”译为“实验主义”的理由，see Day，83，n?郾2?郾）。关于这个时期胡适对毛泽东的影响（毛泽东本人在对斯诺讲述他个人经历时曾承认受过这种影响），直到最近以前，在中国当然不会提到。（一位西方学者就这一题目所作的简洁而有深度的考察，see Day，pp?郾47-48）1978年以来，中国知识界自由探讨的气氛浓厚起来。198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认为不仅应当重视胡适对毛泽东的赞赏和毛泽东把实用主义称为当时“主导思想”的说法，而且应明确指出，在1919年，他们二者之间尚未出现任何原则差别。参见汪澍白和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载《历史研究》，1980（5）。

　　我不是说仅凭这一点就能证明毛泽东是胡适或约翰·杜威的信徒。但不管怎样，在1919年毛泽东对实用主义是持赞成态度的，这种态度几乎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这就说明，一个人是不能脱离他的具体经历去创立理论的。

　　如果毛泽东在1919年的思想也和这个时期一些年纪较大、学问较多的人一样，是一种由多种影响组成的混合物，那么他的《民众的大联合》就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试图在五四时期革命群众运动具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改造社会的总纲。实际上，当时毛泽东对全社会不同阶层人的看法完全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学生运动最重要，其次是农民，没有提到工人。他还特别关注妇女和学校教师的境遇。从总体上看，他的努力实现革命联合的见解和20世纪60年代美国等地“新左派”的看法是一致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中国的复兴将首先来自青年（主要是学生）对旧社会制度的反抗，社会变革的动力和手段在于从基层开始，自觉地建立起各种民主团体。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在这里，他显出自己是严复的真实信徒），整个社会变革过程的目的，不仅仅是使个人从旧社会的枷锁中获得解放，而且是通过这一事实，使整个中华民族复兴和强盛起来。在很有号召力的结束语中，他向同胞们讲了这样的话：

　　于今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21］

　　这段话和毛泽东1917年文章中一再重复的内容相比，更加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坚定不移的决心是使中国重新崛起的关键。在从学校毕业到跨入社会的这两年中，毛泽东从书本和实践中学到了许多关于开发和动员他所看到的潜伏在中国人民中间的巨大能力的方法。但在他着手制定一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革命的完整的、有效的战略方案之前，还有大量的东西需要去学习。

　　虽然这个时期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很少，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激起了他的联想。他首先列举了“红旗军”遍及全球的伟大功绩中的第一件大事，即工农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接着谈到匈牙利革命，以及欧美各国的罢工浪潮。［22］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的其他文章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后来成为他思想的精华。如政治家需要“将脑子洗洗”，和“平民一同进工厂做工，到乡下种田”；千百万美国人面对托拉斯的专制和不公正齐声呼喊“不许”，这样“人类真得解放的一日”就会到来。此外，毛泽东还对受协约国支配压迫的德国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 关于到工厂去，见《炸弹暴举》（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07-14，3页。关于齐声呼喊，见《不许实业专制》（泽东），载《湘江评论》，第1号，1919-07-14，3页。关于德国的压迫，见《畏德如虎的法兰》（泽东），载《湘江评论》，第3号，1919-07-28，2页。Giorgio Mantici把可以收集到的《湘江评论》都翻译成意大利文出版，书名为Pensieri del fiume Xi-ang。刚才提及的文章在该书第76～78页和第164～165页上。我要感谢Mantici先生向我提供了这些材料的中文复印件。现在，所有材料都在《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中发表了。

　　在五四时期以后的几年中，李大钊、蔡和森等人都很快地提出了中国变为一个团结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设想。毛泽东在这方面和他们自然也是接近的。

　　毛泽东后来的革命学徒阶段，为他1919年对基层组织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的分析提供了很有启发性的补充，这就是1920年他参加的湖南自治运动。这个一直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直到最近一些重要历史资料的公开才得以弄明白。**

　　** Angus McDonald在撰写其博士论文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74）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些材料———毛泽东的四篇论文及他与其他两个人一起起草的召开立宪会议的建议，这些材料已用同样的题目结集出版。McDon-ald在Hōgaku Kenkyū，46?郾2（1972）99～107页上发表了这些材料的中文版本，并附一篇日文评论，他还在Rōnin（Tokyo），14（December 1973），37～47页以及CQ 68（Decem-ber 1976），751～577页上用英文撰写了讨论这些材料的文章。

　　有关这一事件的历史资料不但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强烈的湖南人的爱国精神，而且也有助于了解他对一般政治运动的态度。毛泽东在1920年9月2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他进一步指出这两种类型的运动过去是而且还会是重要的和必需的。同时他特别强调一种有效的运动必须是由“民”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23］。

　　关于这些陈述的更广泛的背景，毛泽东和合作者在1920年10月7日［24］关于立宪会议的一个建议中阐述了他们关于省和国家在政治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见解：

　　我们觉得湖南现在所要的自治法，即与美之州宪法和德之邦宪法相当。中国现在四分五裂，不知何时才有全国的宪法出现。在事实上，恐怕要先有各省的分宪法，然后才有全国的总宪法，一如美德所走的那一条由分而合的成路。［25］

　　毛泽东1920年写的关于自治运动的文章，是当时形势的反映，并不符合他一贯（从1917年到生命结束）强调的观点，即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可是从另外一些方面看，上面几段引文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完全是毛泽东典型的政治观点，并贯穿他以后的革命生涯。他一方面提倡“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很明显，他是指革命家或改革家应该使自己置身于社会实际中，但同时，他也看出需要建立一种立于外而为促进的组织。换句话说，政治活动家虽然应该反映人民的客观要求，不脱离群众，但为了动员组织群众，仍需要一种立于群众之外的组织。毛泽东1921年参加的列宁主义式的中国共产党，恰好是这样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不允许他自身与群众混淆不清，而是要与普通群众区别开来。毛泽东一生的政治生涯，一直是在毫不犹豫地、大胆地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并且承担具体的组织工作。

　　毛泽东在湖南自治运动期间的文章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涉及“人民”这个概念，因为湖南自治运动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所以才具有号召力和推动力。但从引文的措辞可以看出，毛泽东自己并没有弄清楚“人民”这个概念的确切含义。例如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中的“民众”一词指的是什么？还有“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是否与他文章的中心思想一直保持一致？把它们看作是两个永恒地相互联系的实体，也许是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特征。在 1918年或1919年以后的任何时候，毛泽东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只关心中国的财富和主权的民族主义者，他也不是M?郾N?郾罗伊（Roy）那样的、完全不考虑民族特点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在1920年，毛泽东对学习西方、改造中国社会这个问题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和1920年11月25日给向警予的信中，即认为去国外留学不那么迫切重要了。在第一封信中，他说虽然有好些人迷信出洋留学的好处，但是中国到国外留学的几万乃至几十万人，真正学到东西的人实在很少。他写道，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应该先研究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以比较的东西。不过他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他们那些人都到国外去学习。［26］半年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写信给在法国学习的向警予，向她诉说湖南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她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学习，“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27］。

　　毛泽东对西方思想基本态度的改变，并不像上述不相同的两段话所说的那样明显。1920年3月他在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谈到他更愿意留在中国的理由之一是打算通过阅读译本来更快地吸收外国的知识。然而，他这时的思想方向仍然没有确定，如他自己所说：“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毛泽东的目的是要“将古今中外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他提出了一个设想，打算用三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在长沙创立一种新生活。在他的设想中，认为个人的准备工夫是首要的，应占大部分时间，团体的准备工夫则是第二位的。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还谈到，他曾就暂不打算出国这件事征求过胡适的意见，得到了胡适的赞成，甚至还提到他打算在长沙创办一所学校，学校的名字———“自修大学”是胡适提出来的。但与此同时，毛泽东又说：“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并且还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28］。

　　1920年11月底，在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仍然提倡“湖南自立为国”，与落后的北方各省分离，“直接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携手”。但与此同时，由于湖南人（甚至包括教育界的上层人物）无理想、无远计，政治界腐败，社会改良失去希望，从而使毛泽东有了新的觉悟，感到必须“另辟道路”［29］。

　　对毛泽东探索这一新路有重大影响的是湖南的那群学生———“新民学会”当时在法留学的会员们，这些人中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最大，他是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朋友（也是向警予的恋人）。顺便说一句，蔡、向二人的自由恋爱不仅仅反映了他们政治上的志同道合，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旧的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挑战和反抗，这种情况正是五四时期的重要特征和它的成果。1920年5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谈到在法学习期间他和向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毛泽东为他们的结合感到高兴，并谴责包办婚姻制度下的所有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而且宣称他自己绝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30］

　　1919年，长沙发生了一起因包办婚姻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事件。［31］在由此而引起的一场反对包办婚姻的大讨论中，毛泽东认为婚姻制度要改革，更确切地说就是用以恋爱为中心的婚姻去取代“资本主义”（即以金钱为中心）的婚姻。在1919年11月25日的文章中，毛泽东就已经谈到，人的欲望有多种，食欲、性欲、游戏欲、名荣欲、权势欲等等皆是。多种欲望当中以“食”、“性”二者为根本欲望。接着又谈到，由于老年人只注重吃饭，所以把他们的儿媳妇当作奴隶来剥削，而不像青年人那样，看重恋爱和性的欲望。所谓恋爱，所谓性的欲望，“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32］，这样，老年人自然是要和“资本主义” （金钱）结合在一起，来反对青年人欲望的实现。他认为现阶段的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必须废除，因为这种婚姻压制了最合理的事———自由恋爱。［33］

　　正像有强烈爱国心的李大钊在1920年成为一个彻底的国际主义者，公开赞成“四海同胞主义”那样［34］，毛泽东不但接受了蔡和森关于“俄式革命”的远见，而且同意蔡和森主张的“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更为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只爱中国而不爱别的地方。无论是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还是在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会上，毛泽东都坚决主张新民学会的方针应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他人认为，既然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就没有必要把它和世界分开。对于毛泽东说，确立这一方针是很重要的。［35］

　　关于政治改革的目的和实行的方法，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萧旭东（萧瑜）等人详述他们的见解、介绍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讨论这些问题的意见的信以后，于1920年12月给他们写了回信，阐述了他自己的观点。蔡和森、萧旭东、毛泽东三人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关系是很好的，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被称为“三杰”，但随着他们对西方影响态度的暴露，他们中间出现了分歧。蔡和森趋向布尔什维主义，萧旭东主张无政府主义———蒲鲁东式的温和革命，毛泽东则明确赞成蔡的“中国行俄式革命”的观点。但毛泽东在驳斥萧旭东的主张和罗素言论（当时罗素正在长沙宣传非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也显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集团的理解是含糊的，例如他把十五万万世界总人口划分开，说无产者占三分之二，约十万万，资本家占三分之一，约五万万。*

　　* 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4～152页；《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89～296页。摘录部分的译文见PTMT，pp.196—198（这里日期搞错了，据当时可得到的资料为1920年11月）。关于1920年8月蔡和萧的来信，见《新民学会资料》，128～143页。R．Scalapino “The evolution of a young revolutionary—Mao Zedong in 1919—1921”（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2.1，Nov.1982）一文讨论了当时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

　　很显然，毛泽东这里使用的“无产者”一词，反映了他对“无产阶级”这个词的理解更接近于“没有财产的阶级”这种字面上的意思，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城市或城乡无产阶级的概念。在随后几年的过程中，他终于在理性认识上有了提高。出于本能的反应，中国人对无产阶级的表述是否对毛泽东不再意味着像“全世界的罪人”之类的概念，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然而，尽管当时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集团概念的理解还不十分准确，但从1920年底到1921年初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对政见的阐述确实更加与列宁一致。首先，他掌握了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政权的绝对重要性。这一原则成为他思想的核心，并一直保持到生命结束。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对蔡和森1920年9月16日来信中谈到的改造中国唯一的方法是“俄国现在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36］的主张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信中写道：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家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 《新民学会资料》，162～163页。这封信和以前的信，以及蔡5月28日和 8月13日的信，还有毛泽东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萧的信，收入了《蔡和森文集》37～40、49～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此书公开出版，是较易得到的资料来源。在《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中毛泽东在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蔡的信是最前面的两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六年里，毛泽东的经历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前两年他在湖南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工人”时期。此后的1923年和 1924年，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一个成员，在广州和上海工作，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组织者”时期。最后，正如大家都知道的，他在1925—1927年主要从事农民运动，这一阶段可称作他的“农民”时期。

　　根据所有可能得到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从事工人运动的两年中，和它的前后阶段相比较，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缺乏理论上的创造性。也就是说，这两年中毛泽东的文章不多，而且缺少热情和雄辩，而在其他阶段，他的这些方面是能够得到充分表现的。诚然，在前两年中，毛泽东和党的其他成员一样，完全被繁忙的组织工作所压倒。但在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从来没有像他在农民、学生、城市知识分子中生活过那样，真正在工人中生活过。虽然他在长沙师范学校当学生时，曾为工人组织过一个夜校，并在许多场合和少数工人交过朋友，但是他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工人们的问题。这样，尽管毛泽东在努力使长沙各种行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开展罢工斗争，从长远看，这无疑影响了他理论和政治上的发展，但在这个时期，他的成果不多。

　　由此联想起直到最近才从中国以外弄到手的文章，这是 1921年中至1923年中毛泽东所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长文（由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杂志在1923年重印此文才有此偶然的机会弄到），该文实际上更应该归属于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活动结束阶段的成果。文章的题目是《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毛泽东是在1921年8月他最终建立起这一令人感兴趣的学校时写下的。［37］

　　像毛泽东1917年以来所做的那样，这篇宣言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应强调个人的积极性和自己研究，它还重复了毛泽东1920年写的文章中有关湖南人使命的内容。尽管毛泽东强烈地谴责“学术为少数‘学阀’所垄断，与平民社会愈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役使平民教育的怪剧”，但也表现出他对“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仍有一种不确切的理解，与他1920年12月给蔡和森信中的理解一样。

　　毛泽东在“工人”时期所写的文章，明确涉及工人运动的很少。李锐介绍毛泽东早期活动的书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书中有关工人运动的有价值的引证，只有一处。这是在1922年12月。当时毛泽东正在领导长沙印刷业工人的罢工，他写了文章驳斥长沙《大公报》编辑攻击工人卷入政治并参与他人的实验。毛泽东的几句话颇有特色，他写道：

　　我们工人所需要的是知识，这是很不错的。我们工人很愿意有知识的人们，能挺身而出，做我们的真实朋友！……切莫再站在旁观地位……我们只承认能牺牲自己的地位，忍饥吃苦，而为我们大多数工人谋利益的人，是我们的好朋友！……先生能惠然肯来罢？请快快脱去长衣!［38］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毛泽东以前经常提到的话题，即那些企图改造社会的人（《大公报》编辑自称他也要这样做）应该“深入到实际当中”，不要总是站在场外做一个旁观者，或者认为他们比普通人高明。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谈到工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没有提到工人阶级领导权问题。这篇文章没有提及的这些问题，也许在其他地方提到过，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证明材料，李锐也没有谈到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已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分析一下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政策，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毛泽东的思想发展。1922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敦促他的中国同志转入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建立民主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党内合作”。马林是依据他在爪哇运动即泛回教联盟的经验（当时爪哇的左翼社会主义者曾以类似的方法与泛回教联盟这个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合作），于1922年3月首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他的“党内合作”主张的。但他提出后，立即遭到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多数领导人的拒绝。随后，马林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并从共产国际那里得到了一个赞同他主张的正式指示，带着这个指示，他在1922年8月返回中国，向中国同志反复灌输他的“党内合作”的主张。*

　　* 因此，当马林告诉Harold Isaacs说，他只是靠他的个人权威说服了中国人接受这一建议，他手中没有莫斯科的文件撑腰时，他说了假话［CQ 45.（Jan.-March 1971），p.106］，中国和苏联的学者都有这篇文章中概述的观点。See V.I.Glunin，“The Comintern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1920—1927）”，in R.A. Ulyanovsky，ed.　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pp.280—344?郾又见晓声和江华宣：《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形成》，载《历史研究》，1981（2），51～68页。Tony Saich所编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the role of Sneevliet alias Maring一书将提供新的重要文献，它收入了马林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档案，还附有内容广泛的导言。

　　这种合作方式，从一开始提出就是一个有激烈争议的问题。迄今为止，就所知道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设计这种方式，或促使去采纳它，毛泽东都不是重要的角色。然而，毛泽东却是最早积极贯彻这一主张的人。1922年夏天，毛泽东在湖南从事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并以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支部书记的名义给团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15个月以后，即1923年9月，毛泽东已在长沙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并给国民党中央机关写了一封信，要求正式任命他为这项工作的筹备员，以便与各方面联系。［39］

　　从这时候起，毛泽东开始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广泛地说，陈独秀和其他中国共产党人一旦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就意味着他们这一方要接受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的领导，至少暂时必须这样做。陈独秀在1923年的立场是如此。至于毛泽东，在他的“组织者”时期，在接受民主主义者的领导方面则走得更远。

　　1923年4月，在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正式接受“党内合作”的主张）召开前夕，毛泽东的《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发表。这篇文章很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立场。文章指出当时的中国有三种势力（即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动派。关于革命的民主派，文章写道：“革命的民主派主体当然是国民党，新兴的共产派是和国民党合作的。”

　　非革命的民主派一方面包括研究系和胡适、黄炎培等“新兴的知识阶级派”；另一方面是新兴的商人派。反动派自然是 （直、奉、皖）三个主要的军阀集团。

　　把总的社会力量划分为三派，并一直沿用下来，是毛泽东处理政治和革命问题的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毛泽东这篇文章的另一重要突出之处，显然是对混乱和压迫的辩证分析，这是他在1919年《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中强调过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由于中国各种军阀势力，又由于民主派统一中国与帝国主义必然发生利益冲突，所以，在今后的八年或十年中，中国既不可能进入和平时期，也不可能实现统一。但是愈反动、愈混乱的政治局面，将愈能激起全国国民的革命观念，国民的组织能力也会一天进步于一天，中国政治的结局是民主派战胜军阀派。［40］

　　商人在民主力量取得胜利的斗争中有不容推卸的责任。对革命的和不革命的商人，毛泽东在1923年7月发表的《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中作了较为突出的描述。这篇文章曾引起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不是别的问题，是简单一个国民革命问题；用国民的力打倒军阀并打倒和军阀狼狈为奸的外国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国民历史的使命。这个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商人的团结越广，声势越壮，领袖全国国民的力量就越大，革命的成功也就越快!［41］

　　有人提出，毛泽东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不是讲述商人在整个中国革命中的作用，而是阐明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任务的性质。［42］这种观点不但没有明显的事实根据，而且完全没有注意到1923年至1925年、1926年间毛泽东的思想上发生的从注重城市到注重农村的这一划时代的转变。在1923年7月的这篇文章的另一段中，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知道半殖民地的中国政治，是军阀外力互相勾结钳制全国国民的二重压迫政治，全国国民在这种二重压迫的政治下自然同受很深的痛苦，但是很敏锐很迫切地感觉这种痛苦的还要以商人为最。”

　　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商人和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更直接地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他们受压迫最重，所以最能够在民族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总体的社会学的分析，在三年以后毛泽东发现革命的潜在力量原本在农民之中，就完全改变了。在我们着重探讨这些思想变化发展之前，1923年7月文章的另一个一贯的特点也应给予充分的注意。这篇文章的结束语写道：“大家要相信只有国民革命是挽救自己和国家唯一的道路，历史上许多的革命事业都可以做我们的参考或指导。……用革命的方法，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一个新国家：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我们切不要忘记!”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政治学意义上的人民（国民或平民）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民（民族）是相互联系的。

　　从1923年7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刊物《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和另外两篇短文，到1925年12月主编国民党刊物《政治周报》的两年半时间内，与毛泽东有关的几份可靠的原文在国外是可以得到的。毛泽东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简短的发言，并于1924年2月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委员之一）提交了几份由他起草的提案。即使在这样一些正式场合，毛泽东的一些意见仍保持其工作作风和政治策略的一贯特点。例如，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反对建立“调查部”的提议，因为这个提议执行的后果会使“调查和实际应用脱离，作为一个革命党，我们不能这样做”［43］。

　　毛泽东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委员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后，于 1925年初回湖南养病休息，在这期间他开始进行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的实际训练。1925年秋，毛泽东回到广州，在国民党宣传部工作，主编《政治周报》，并开始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他担任农讲所所长是在1926年6月至10月），还参加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这时为止，毛泽东已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革命的重心应转移到农村去。此观点形成后就没再动摇过。

　　1926年6月，毛泽东向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汇报工作，在列举国民党宣传工作缺点时，特别提到很注重城市，但忽略了农村。［44］在某种程度上，毛泽东思想上的这种转变只不过是当时革命本身的格局发生变化的反映：当时农民的斗争热情在不断增长，彭湃和其他许多人，包括毛泽东，都在积极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断言：只有把农民的这种潜力发挥出来，革命党才能获得战胜帝国主义所必需的力量。毛泽东在1925年至 1927年间所写的文章中曾反复强调说明这一点。尽管中国共产党或党内有一部分重要成员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农民，但毛泽东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独特之处不但是指他后来成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的领导，而且是指在1926年初他就系统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主张，预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未来道路。

　　毛泽东何时产生以农民为基础的革命的思想？这和其他任何问题相比，也许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争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许多历史和理论上的问题，必须通过学术性的讨论才能弄清楚。但有些问题至今仍很模糊，这是因为缺少足够的文献资料。1936年，毛泽东在和埃德加·斯诺的交谈中说过，他开始认识到必须到农村中寻找革命的潜力，是在1925年“五卅”事件之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城市和农村的爱国情绪高涨的时期。已有的这些有价值的记载有助于证实毛泽东的说法，并且确实说明了毛泽东真正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农村革命问题是将近到1925年底。尽管毛泽东的活动中心有所改变，但为了显示毛泽东中心思想的一贯性，有必要在分析他1926年至1927年的思想之前，适当地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毛泽东对农村的态度。

　　1919年的下半年，毛泽东曾为在长沙建立一个“新村”（当时许多国家都在开展“新村”运动，但最早起源于日本）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计划中的一章于1919年12月在长沙发表。这个计划除了对“新村”本身作出说明外，还号召中国青年以俄国青年为榜样，到农村去传播社会主义。［45］毛泽东所提倡的这种思想，是受李大钊影响的一种反映。［46］但是至于其他内容，美国学者在讨论《学生之工作》的思想来源时，就有人认为毛泽东讲到的“美国‘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这几句话，更好像是来自杜威和胡适。

　　然而，比这种知识分子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本身的农民生活经历。正是这一点，决定了他20世纪20年代初思想的形成发展。1922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讲课时，阐述了他对中国农村阶级结构的观点，这个观点最初出现在1920年12月党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尽管毛泽东很有可能没写这篇文章，但如果把它作为毛泽东的文章来看待，他是完全有可能作出这样的分析的。为了驳斥某些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并不很痛苦，土地的分配并非很不合理的观点，毛泽东把农民本身划分为四个阶层：

　　一、占有多数田地，自己不耕种或雇人耕种，或租给人耕种，自己坐着收租。这一种人本算不得纯粹的农民，我乡下叫做“土财主”。

　　二、自己所有的土地，自己耕种，而以这个土地底出产，可以养活全家。他们也有于自己底土地之外，租人家底土地耕种的。这一种人就是中等农民。

　　三、自己也有一点土地，然而只靠自己土地底出产，决不能养活全家的。所以不得不靠着耕人家底田，分得一点以自赡，这一种人已可谓下级农民了。

　　四、这乃是“穷光蛋”，自己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专靠耕人家底田谋生活的。这一种人就是最穷的农民了。［47］

　　毛泽东认为，第三种和第四种农民占农民的大多数，尤其是第三种农民常常被债务逼得出卖土地和借贷，或是下降为最穷的第四种农民。

　　虽然这些分析是很粗略的，但有一点可以看出，就是这篇文章和写于1926年1月、2月的两篇文章相比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都是从总体出发，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不同阶级及其相互关系。［48］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在分析农村阶级状况后，还谈到了佃户受过重的租金剥削和土地日益集中的趋势，描述了这些情况和趋势发展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必然结果。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毛泽东持一种绝对平等的态度。他说：“我们人类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都是平等的。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各人都一样地应该穿衣吃饭，各人都一样应该做工。”从前，“大家耕种的土地是公有的，后来少数游手好闲、吃肉穿绸的人抢去了本应属于农民的土地，现在农民们应该起来抢回他们被抢的东西，农民们一旦起来，自然有共产主义来帮你们的忙”［49］。这样的言词无疑是为了启发农民的觉悟，但也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即在1922年，不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国共产党，都还没有为农村革命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切合实际的战略方针来。四年以后，毛泽东对这种战略方针的详细阐述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1925年至1926年间，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并不很高。他在1926年2月所写那篇文章的开头部分写道：“无论哪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等人，上等、中等、下等。”［50］在这种总的阶级结构中，他把大地主划归为大资产阶级，把小地主划归为中产阶级，并根据财产的多少或生活的贫困程度，对城市和农村中较低层次的各个群体作了阶级划分。由于强调的是农户是否能“收支相抵”，而不是采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以土地所有权或雇佣劳动作为划分中国农村社会阶级的标准，毛泽东所使用的理论框架与陈独秀在1923年使用的完全不同。［51］

　　所以，认为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中国农村阶级划分问题上看法基本一致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52］当然，他们两人之间的主要差别以及毛泽东的最重要的独创性还表现在其他方面，也就是说，既表现为毛泽东决心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为基础去发动农村革命，也表现在他爱好阐明中国农村问题，或按照策略上的需要去作各种分析。

　　毛泽东关于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及他们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实际上在1925年底已经形成。他在《政治周报》开头五期上以“子任”的笔名发表的五篇文章中的一篇，即《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就已勾画出1926年初那篇文章的基本轮廓，但没有说明自耕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哪些是有余钱剩米的，哪些是恰足自给的，以及哪些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 John Fitzgerald在其“Mao in mufti：newly identified works by Mao Zedong”一文中首次提出这几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9（Jan.1983）pp?郾1—16?郾］。Fitzgerald的论证就很有说服力，1982年9月 10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主任胡华在与我的谈话中又证实了毛泽东是这些文章的作者。毛泽东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载《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10～12页，全译文see Fitzgerald，pp?郾9—15。事实上，毛泽东早在1910年就用“子任”这个名字作为一个可选择的笔名，那时他是东山高小的学生。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对梁启超的尊敬，关于梁启超对毛泽东的影响我们已说过。对梁启超的尊称是梁任公，“子任”的意思是“任公的儿子”。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176页。

　　1926年1月发表的文章同1925年10月他在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宗旨是一致的。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采用了他在1926年3月发表的著名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相同的用语，对不同社会阶级的政治态度作了分析，尤其对国民党内部的派别活动作了更为深刻的揭露。在这里，把社会上的人分成上、中、下三等这种明显非正统的划分方法，由于把上等人（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归入顽固的反革命阵营，把下等人（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划入革命阵营而自成系统。毛泽东开始考虑，“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在随“西山会议派”出现而展开的两极分化过程中，将如何发生分化，并被迫作出其选择。毛泽东在1926年初的几篇文章以及此后一贯的说法都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四万万中的三万万九千五百万）是拥护革命的，反动分子只有一百万，相当于上流阶层，还有四百万可敌可友的人在中间摇摆。［53］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毛泽东在1926年初强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重要性和农村的普遍贫困（农民因此同情革命），同时也叙述了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主力”的特性。［54］尽管“无产阶级领导权”这个概念是在1951年补进那篇文章中去的，但是在1926年初毛泽东已清楚地认识到无产阶级将在革命中担任领导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到了1926年9月间，毛泽东被农村中爆发出的巨大革命热情和革命力量所左右，以至于很轻易地明确地改变了对无产阶级领导权原理的认识。［55］

　　毛泽东这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开头就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声明本身毫无异乎寻常之处，因为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甚至于完全是城市出生的人也注意到农村革命活动高涨的形势，以至于共产党以及（或者）国民党的发言人几乎在每一次谈话中都不自觉地把屈从于农民运动的言论变成了一腔陈词滥调。另一方面，毛泽东是从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的，这是他的最大特点。毛泽东在文章中写道，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外来的帝国主义对农民的剥削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最大的帮助，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因此，就像海丰县的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只有通过动员农民起来破坏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基础，才能彻底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他还写道：“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式，没有第二种形式。”［56］毛泽东不但指出不可轻视旧社会农村的反动力量，指出在推翻反动势力统治过程中农民革命力量的极端重要性，而且接着驳斥了强调城市革命也同等重要的观点。他说：

　　有人以为买办阶级之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之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买办阶级集中的区域，全国不过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若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的中国各省各县各乡。政治上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破产的小地主不在内）挑选出来的首领，这班封建地主首领即封建军阀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是以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财政上军阀政府每年几万万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间接从地主阶级驯制下之农民身上刮得来……故我总觉得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57］

　　这里尽管在字面上提到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但整个这段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就是说明旧社会反动政权的真正核心是以乡村为基础的，推翻反动政权的力量也是在农村。对于这一点毫不掩饰的说明，是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其中写道：

　　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 （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58］

　　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在目前（这个“目前”要持续多久？）只不过是改良主义者，他们在为自己的有限的利益而斗争。可以说，他们是受“工会意识”激励的。相比之下，农民由于在社会中的决定性地位，所以他们不摧毁整个旧社会的大厦，就不能得到彻底解放。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的地位，并在自觉地开展广泛的政治、经济斗争。

　　这以后，毛泽东再没有像这样非常明确地把农民看作是有觉悟的革命先锋，并用他们来取代工人阶级。他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肯定贫农在乡村革命斗争中具有领导作用，但没有贬低城市和城市平民阶层的重要性，以同样生动的言词给予肯定，尽管这个报告的某些话会使人联想到他并没有放弃1926年9月的观点。至今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59］，这句著名的话可以解释为同农民的力量有关，而不是说领导权，也可以解释为不过是描述一种暂时的状况。报告的另一段以简略的形式所作的分析总结，可以说是1926年9月那篇文章的某些观点的发展，其大意是：“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种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60］

　　尽管农民是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但必须由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他们本身不能单独发挥政治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政治原则之一，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本人那里。在这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毛泽东的理论贡献不在于用与它相对立的东西来取代这个基本原则，而在于把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则和他所坚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最终要依靠乡村的坚定信念有机地结合起来。

　　1926年9月毛泽东曾说，如果整个中国社会没有获得解放，那么农民本身也就不可能得到解放。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农民所要承担的使命，和马克思认为的应由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无产阶级来承担的使命没有什么不同。但在这同时，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毛泽东仍承认无产阶级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如果我们把毛泽东的前一种观点看作是不久将来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说明，把后一种观点看作是长远的革命斗争方式的表述，那么这两种观点是可以一致起来的，尽管这种综合的解释归根结底是由于农民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观念完全不一致的。总之，如果这是毛泽东对这件事的理解，那么他处理农民问题的另一种方法只有在夺取政权以后，在确定社会革命转变形式的过程中才能开始发挥作用。在这个阶段到来之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还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

　　　注释

　　［1］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7。

　　［2］参见颜渊：《存性》，《颜渊书》2卷《四存篇》，6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153。

　　［4］See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p.143.

　　［5］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30页。

　　［6］毛泽东：《体育之研究》；S.Schram，PTMT，pp.157—158。

　　［7］或如陈志让（Jerome Ch’en）翻译的“磨炼（其）志向”（Mao papers，p.3）。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33页。关于此信的写作背景，see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18—20。

　　［8］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个汇编（《资料选编》，10～11页，北京，1967）里，曾误认此信是写给杨怀中（杨昌济）的，实际上它是写给黎锦熙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9～23页，这里所引的一段在21页。

　　［9］参见上书，19～20页。

　　［10］《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0页。

　　［11］《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1页。在他看来，中国也对世界做出过贡献。毛泽东和他老师杨昌济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杨昌济在国外留学时取名为“怀中”（即怀念中国），以表达他的爱国思想感情。关于这一点，见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载《时代的报告》，1983（12）；《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178页）重新刊出此文。

　　［12］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3页。

　　［13］毛泽东：《体育之研究》；translated in Mao Ze-dong.Une étude de l’éducation physique，p.52；以及戴伊（Day）的著作第27页。

　　［14］李锐在他的著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第110页上引用了这一段话。《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19～47页收入了毛泽东读泡尔生著作的批注全文。

　　［15］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1、40～41页。

　　［16］本段内容参见《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28～34、37～39、42、45～46页。李锐的书中引用了其中大多数段落。

　　［17］我在China Quarterly上发表了全译本，并附有分析。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followed by S.Schram，“From the‘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to the‘Great alliance’”，CQ 49（Jan.-March 1972），pp.76—105.See also M.He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p?郾85—100?郾《毛泽东集》第1卷57～69页上的中文版本也可利用。

　　［18］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213页。

　　［19］See Mao Tse-tung，“The great union of the popular masses”，CQ 49（Jan.-March 1972），pp.77—78.

　　［20］《每周评论》，第36期，1919年8月24日，4页。

　　［21］CQ 49.87.

　　［22］CQ 49.84.

　　［23］《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29页。

　　［24］日期疑有误。应为1920年10月5、6日，载长沙《大公报》第七版。——编者注

　　［25］《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42页。

　　［26］参见《新民学会资料》，62～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7］同上书，76页。

　　［28］同上书，65页。

　　［29］《新民学会资料》，75页。

　　［30］《新民学会资料》第127页（1920年5月28日蔡和森的信）和第121页（1920年11月 25日毛泽东给罗学瓒的信）。后者收入了《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275～277页。

　　［31］关于这一题目，毛泽东写了九篇文章。李锐的书对此作了简要的介绍。摘录的部分在PTMT 334～337页上有译文。1919年11月16—28日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这九篇文章的全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43～172页。

　　［32］《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载1919年11月25日长沙《大公报》，《毛泽东集》补卷，第1卷，162页。

　　［33］参见上书，276页。

　　［34］《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李大钊选集》，327～3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5］参见《新民学会资料》，146、15～41页，特别是20～23页。

　　［36］《新民学会资料》，162页。

　　［37］全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81～84页。1923年3月《东方杂志》第20卷第6册上发表过这篇宣言。

　　［38］毛泽东著作东京版增补本的编辑们虽然全力以赴，但有关工人运动的文章，除这篇以外，他们收集到的也只有两三篇短文。此处引文见《毛泽东集》补卷，第2卷，104～105页。

　　［39］参见毛泽东1922年6月20日《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信》和1923年9月28日《致林伯渠、彭素民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2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0］参见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载《新时代》创刊号，1923-04-15。

　　［41］毛泽东：《北京政变与商人》，载《向导周报》第31、32期，1923-07-11。

　　［42］See Lynda Shaffer，“Mao Ze-dong and October 1922 Changsha construction workers’Strike”，Modern China，4.4（Oct.1978），p.380，pp.416—471.The same argument is repeated in L.Shaffer，Mao and the workers：the Hunan labor movement，1920—1923，pp.1—2，222—223.

　　［43］Chung-kuo kuo-min-tang ch’üan-kuo tai-piao ta-hui hui-i-lu（Minutes of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Kuomintang of China），Washington DC，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1971，p.47.

　　［44］See M.Henri Day，Máo Zédong 1917—1927：documents，p.232；《毛泽东集》，第1卷，151页。

　　［45］参见毛泽东：《学生之工作》，载《湖南教育》，第1卷第2期（1919年12月）。汪澍白和张慎恒文章引的文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59～60页。

　　［46］See Maurice Meisner，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esp，pp.55—56 and 80—89.

　　［47］毛泽东：《告中国的农民》，载《共产党》，第3期，1920年12月。后收入《一大前后》，207～2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李锐的书第455页指出了毛泽东曾以这篇文章做过讲演的事实。《资料选编》第24页把毛泽东作为作者是错误的。

　　［48］毛泽东：《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1926年1月）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2月），见《毛泽东集》，第1卷，153～173页；extracts are translated in PTMT，pp.241—246。

　　［49］本段引文见《一大前后》，212～214页。

　　［50］《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62页。

　　［51］在我的文章“Mao Ze 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7”中，我曾比较过毛泽东和陈独秀对农村阶级关系的分析，see The polity and economy of China—the late Professor Yuji Muramatsu commemoration volume，pp?郾227—239。

　　［52］As Philip Huang has done in his article“Mao Tse-tung and the middle peasants 1925—1928”，Morden China，1-3（July 1975），pp.279—280.

　　［53］关于子任的文章与毛泽东10月1日的讲话一致的论证，see Fitzgerald，5 and 9。该书第4页的表中明确列出了这篇文章和1926年3月文章中说明三类人时所使用的相同的数字。Fitzgerald，pp.14—15。PTMT，pp.213—214上有强调三万万九千五百万人支持革命的相应两段话的译文。

　　［54］参见《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集》，第1卷，170页；PTMT，p.247。

　　［55］参见毛泽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原载于《农民运动》第8册，1926年9月1日。至于更详细的讨论以及引文的译文，see S.Schram，“Mao Zedong and the role of the various classes”；《毛泽东集》第1卷，175～179页。

　　［56］此段引文见《毛泽东集》，第1卷，176页。

　　［57］《毛泽东集》，第1卷，176～177页。

　　［58］同上书，178页。

　　［59］参见《毛泽东集》，第1卷，211～212页；S.Schram，PTMT，p.252。

　　［6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摘自《毛泽东的思想》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