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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挎着小包的女记者如今要背上大背包踏上长征路。 记者庄小龙、骆昌威 摄
我们的队伍:13记者出征
昨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的13名采访组成员接过老红军路正品授予的旗帜，信心满怀地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征途。在本报首次重走长征路整整10年后，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组成庞大采访阵容再次重走长征路。
此次广州日报报业集团重走长征路的采访队员分别来自广州日报有关部门和集团下属的足球报。13人当中既有报社人事处的副处长，也有报社采编部门的副主任，还有刚进报社的大学生和八路军老战士的后代，是一支以老带新、充满活力的队伍。这支队伍将沿着10年前老记者的足迹，再走长征路。此次重走长征路的采访报道队由13名记者组成，分别是：赵夙岚、李庆瑜、刘旦、李钢、伦少斌、夏阳、徐靖、何涛、杨进、骆昌威、邱敏、黄毓军、李成。
“新兵”：追寻爷爷走过的路
今年刚进报社的武汉大学毕业生徐靖的爷爷是一名八路军老战士。徐靖说，小时候经常听爷爷讲一些故事，印象很深的是爷爷讲的红军长征时“10粒米，1条命”的故事，意思是长征过草地时10粒米熬成的稀粥便能挽救1个红军战士的命。“而今，我将带着对爷爷的追思重走长征路，重温那段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
“老将”：去过才知当年的苦
相比新一代记者的激情满怀，10年前参与过采访的老记者却充满着一生也难以忘怀的记忆。尽管岁月如梭已过去了整整10年，但当年重走长征路的老记者至今都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当年的采访故事，不少人还能记得被一次次感动哭泣的经历。广州日报政文中心副主任张翼华回忆说：“去过一趟后才知道当年的情况有多苦，才明白红军完成长征的任务有多艰难。”
10年前的长征采访是本报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采访活动，最重要的是锻炼出了一批广州日报的核心采访力量。老记者们不仅赢得了白热化的新闻竞争，更在采访中接受了长征精神的洗礼。采访结束后，老记者还把这种长征精神带回了报社，使之成为一笔最宝贵的财富，成就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10年来的辉煌。
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派出记者重走长征路，既是重走70年前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又是重走10年前本报记者走过的长征路。
我们的路线：兵分五路赴节点
这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今年的重头报道，除了后方策划、编辑力量外，共派出13名记者，兵分五路，按照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分别进入长征中的五个节点区域进行采访报道。
这五路中，第一路将前往长征出发地瑞金于都。第二路将前往贵州遵义。第三路的目的地是位于云南的金沙江畔。第四路将从大渡河畔一直延伸到大雪山和若尔盖草原。最后一路则将在会宁城下迎接10月22日，那是长征胜利70周年胜利的纪念日。
文/记者邱敏、何涛、李颖、胡瑛、廖杰华、杜安娜
一个看世界的角度
黄斌华，现任老人报编委、采访部主任。10年前，他作为广州日报“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报道组成员，穿过陕甘宁三省采访，历时1个多月。提起长征，黄斌华就会想起甘肃一位老人。老人曾经是毛主席的司机，当时已八十多岁了。老两口住的地方很破烂。“他当时误会了我们，以为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黄斌华说，老人当时对他们说：“我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能给我一副楠木棺材。”这句话一直深深地印在黄斌华的脑海里。“那次长征的报道，是对我教育最深刻的一次，让我找到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黄斌华说，“那里的孩子大多数都没有裤子穿。看到当地的贫穷，报道组里的记者都哭了。10年过去了，那个地方变成什么样子，要你们去看才知道。”
一种生命的体验
董滨明，原任广州日报政文部副主任，现是广州日报社退休返聘的老同志。1996年时她48岁，是采访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也是当时广州日报社仅有的2名红军后代之一。
董滨明说她很想10年后的今天重返长征路，只是“10年前的背伤太重，老伴心疼，说什么也不让去”。她说，10年前在母亲的帮助下去西安采访刘志丹的女儿，住的是西安当地的招待所，“那时候招待所里烧的是锅炉，火时大时小，水也忽冷忽热”，一次洗澡的时候她突然感觉得后背火辣辣的，等反应过来时“整个后背已全被烫伤”。后来的一路上，她每到一地都要找地方买药、换药，“一直到采访结束”。“重走长征路，一路上感受父辈艰难的革命岁月，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有苦难，也有幸福”。
一次精神的洗礼
林朝晖，广州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主任。1996年8月，他来到四川西北部的松潘草地采访，这也是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路程。林朝晖说：“尽管从小就知道红军长征的故事，但是亲身走过长征路，才能深刻理解长征精神。”在半个月的采访过程中，他感受很多，有喜也有忧。喜的是老区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地有了基本通讯设施，孩子们也有了固定的学校，医疗卫生状况也达到一定水平；忧的是由于地理环境原因，虽然已经修了路，但来往的车辆很少，经济发展仍旧非常落后。
关于此次继1996年之后再走长征路活动，林朝晖说：“此行意义很大。年轻一代更需要长征精神。无论是建设国家还是个人发展，都需要这种精神。”
供奉英魂老屋尚在否
郑穗平，广州日报人事处培训科科长。“对于我来说，长征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艰难战斗，一次心灵的洗礼。”郑穗平说，当时大家团结“作战”，真有一点“打江山”的味道。“当时，各家媒体都在暗自较量，谁先获得新闻源、谁先发稿就意味着战役的胜利。最后我们先到达目的地，取得了战略先机。”郑穗平说她很想再去长征路上走走看看，不知道当年花了3个多小时走完60多公里路的“排骨”路，现在是否已经修好了；有名的“将军县”兴国县，当年作为纪念馆的破屋里供奉的将军像有没有新的去处……
那里的孩子们太苦了
刘璞，原任广州日报宣教处副处长，退休返聘到广州日报记者站管理发展中心工作。10年前，她是开往陕甘宁的第3路采访队伍中的一员。“看到老革命区的人们，想想红军当年，我们现在吃的苦根本就不算苦。长征对于我们，特别是年轻记者来说，是一次磨练意志的好机会。”想起在会宁中学见到的情形，她说：“孩子每人都从家里带一小车土豆和一个煤油炉子，中午全部在宿舍门口生火做饭。他们太苦了！”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
朱佩荣，广州文摘报总编。“第一次长征，身份是记者。第二次长征，身份是老师和保姆。”朱佩荣说的两走长征路指的是十年前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举行的纪念长征六十周年“广州记者重走长征路”活动和“广州娃娃重走长征路”活动。“长征报道是我三十多年记者生涯中最艰辛、最难忘的经历。”当时，媒体竞争激烈，他们在当地的采访又受阻，“真是后有追兵、前有堵截。”
“长征是一种磨练，是一种永不言败的精神。”
“长征”路上斗智斗勇
张翼华，广州日报政文中心副主任，10年前参与重走长征路的记者之一。“当时广州的几大媒体都派人重走长征路，而且几乎是同时出发，走的路线也大致相同”。在开往遵义的火车上，他们遇到了一家媒体的记者，由于先前彼此熟悉，因此一路上他们聊得“甚欢”，“但我没有告诉他此行的目的，只是跟他说去旅游”。到达遵义后，他们来不及找地方住下就直奔遵义会议旧址。第二天，报道就见报了，“而有一家媒体比我们早到了4天仍未发任何东西”。
“去过一趟后才知道当年的情况有多苦，才明白红军长征有多艰难。任何时候，没有克服困难的信心，不可能完成任务”。
老记者忆当年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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