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农民工自身的生存环境在不断改善。但是，他们身后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却凸显出来，这便是农民工子女的平等受教育问题。

　　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们大都年幼，然而却过早地承受着社会的各种压力。他们或跟随父母在不同城市间辗转迁移，四处漂泊，或孤单地留守乡村，无所依靠。教育问题、师资质量、心理创伤、人身伤害都在困扰着这些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深入了解农民工子女教育状况，探讨困扰农民工子女正常受教育的种种问题，寻求改善教育环境，提高教育质量的出路与方法，成为目前摆在各级政府及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5年前，柴荣与妻子一同从固原来到银川打工。转眼间，儿子已经7岁，该上学了。开学之前，柴荣就开始为孩子上学的事奔波。先是就近找了几家公办学校，在被拒之门外后，他又去了几所民办学校，简陋的校舍和教学设施最终让柴荣选择了放弃。眼看别人家的孩子快快乐乐地背着书包上学，夫妇俩急得团团转。无奈之下，他们做出了一个决定，柴荣继续留在城里打工，妻子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上学。

　　柴荣的儿子是那些徘徊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缩影。这些早就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仍然在都市中苦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小小“课桌”。

　　吴长顺一家人8年前从甘肃来到银川，5口人租住在一间不足9平方米的低矮破旧的平房里。吴长顺蹬三轮车、当搬运工人，四处打零工赚钱，妻子沿街摆摊擦鞋。他们经常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能回家。提及3个孩子的上学问题，吴长顺感触颇多。

　　吴长顺的大儿子今年13岁，为了让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在最初入学时他们为其选择了一所公办学校。“整整交了3000元钱的赞助费，七拼八借才凑齐，此后全家紧衣缩食，几个月时间内没敢吃一顿肉。”虽然已过去了几年时间，说起此事吴长顺还是愁眉紧锁。

　　没过两年，第二个孩子又该上学了。要进公办学校，赞助费不用交了，但除了“5证”齐全外，学校又开始收借读费。

　　吴长顺说：“当年，电视、报纸上开始说不许再收什么借读费了，我一听，心想这样可好了。可我儿子放学回家后告诉我还得交借读费。不错，我们是外来的，但学费一分钱也没有少交，为什么还要我们再多交200元钱？”虽然心存疑惑，可他还是亲自将钱送到了学校，而这一交就是几年。

　　从去年起，教育部门又出台了新规定，学校不允许收取任何赞助费或借读费，而且要求各公办学校要尽力安置辖区农民工子弟入学。同时，进了公办学校，和本地孩子一样能减免学杂费，只需交书本费。因为最小的一个孩子今年要入学，这消息又让吴长顺一家高兴了许久，可最后他还是失望了。

　　吴长顺说，开学后他兴冲冲地带着女儿到就近几所公办学校去报名，可接连受到打击。虽然不收任何费用，也不要什么“5证”了，但他得到的答复都是，学生早就招满了，一个人都进不去。

　　“眼看开学都几天了，吴长顺最后把孩子送到了附近一民办学校。”

　　像吴长顺的孩子这样，由于父母离开农业生产转向进城打工，而跟随家庭从农村迁往城市居住的儿童，在当今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流动儿童”。这些孩子的父母穿梭于城市之中，从事着繁重的、危险的、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拿着低廉的工资。他们不仅养活自己和家人，而且为城市创造价值。但是，他们的子女却不能在这个城市中平等地分享教育的权利。同样是孩子，农民工的孩子从起点上就远远地落在了城里孩子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