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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瓦科夫：古典音乐是爱和力量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9-8 1:00:55 ·来源：新京报
小提琴兼指挥大师技惊京城，笑谈人文关怀摄影/实习生尹亚飞 制图/倪萍
记者手记
大师知道红桥市场
9月4日，俄罗斯小提琴大师、指挥大师斯皮瓦科夫率其创立的莫斯科独奏家室内乐团访京。这位奥伊斯特拉赫、伯恩斯坦的弟子首次访京并未得到观众对待“大腕”式的关注度；但当晚以其细腻老到的琴技与风格独特的指挥，倾倒了北京观众。
实际上，艺术造诣已足够成就斯皮瓦科夫在国际乐坛的大腕地位，但其为人仰视之处，是他不停尝试以音乐介入社会生活所体现出的人文关怀。最典型的是他于1993年成立了“斯皮瓦科夫国际慈善基金”，以改善孤儿的生活并援助生病的儿童。
斯皮瓦科夫访京的两天里，记者为多打探大师心迹，在音乐家刚下飞机那天，从发布会一直“追”
到音乐家的饭桌上。提到北京，斯皮瓦科夫说知道故宫、长城，“当然还有红桥市场”。
我的“政治”就是让所有人愉悦
新京报：上世纪60年代左右，欧洲有作家介入社会政治生活的风潮；你是否相信音乐家介入社会会有所作用？
斯皮瓦科夫：我的“政治”就是给所有的人带来愉悦。如果说谁给我们提了建议，如果我觉得良心受到谴责，就一定会接受。我比其他人的生活会困难一些，因为我有我自己的立场。比如有一次我担任一场国际比赛的评委，其他评委裁定一个中国选手排第四名。我认为比赛结果不公平，因此拒绝签字。我跟他们说，希望评委们回家能喝一杯茶，并平静地入睡———如果大家认为自己的选择没错的话。结果后来大家还是重新投了票，那位第四名的中国选手成了第一。印度有一个修女曾说过一句话：“现在我做的一切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但没有了这一滴水，世界就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新京报：你曾为所罗门·伏尔科夫著的《肖斯塔科维奇与斯大林》一书写序。肖斯塔科维奇今年因是100年诞辰再度成为全球焦点，在中国也一样，你怎么看这位大师。
斯皮瓦科夫：在斯大林时代，没有哪位作曲家比肖斯塔科维奇的影响更重要，他的作品甚至比书籍更有力量———因为音乐是一种情感，通过在人与人之间递换而得到交流。我认为，肖斯塔科维奇不仅是俄罗斯，也是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毕生为了自由，不惜与法律抗衡，一生都在寻求灵魂的自由———而这是我们亟须的。
肖斯塔科维奇是天才，谁都知道这个事实。同时他很谦虚，很害羞，很内向。电影蒙太奇大师爱森斯坦说过一句话：“能为祖国而战死固然光荣，但能为祖国而生存则更好。”
肖斯塔科维奇做到了———他为他的祖国而活，并履行了上帝赐予他的使命：作曲。
中国音乐家都有“人类智慧的微笑”
新京报：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登台之处的古典音乐氛围并不浓厚，演出在“文化沙漠”之中举步维艰？
斯皮瓦科夫：说到沙漠，我刚去过纳米比亚，那儿就有个著名的大沙漠，里面还有一种古老的植物，能挤出几滴水来。以前我以为沙漠就是沙漠，应该什么都没有，但我这次亲眼看到那里还是有自己的动植物，存在着不一样的、无穷的力量。古往今来，不同宗教里最受人尊重的人们都到过沙漠。
这次我悟出了一些新的东西：沙漠是个很好的博物馆，保存下了人类生活的迹象。到沙漠我就碰见了永恒———那里有创造万物的力量，于是我的心更亮堂了。我要说的是，沙漠不仅是表面的意思。所以，说哪个城市是“文化沙漠”，比如香港，我一点都不觉得。我在那里的时候，音乐厅里坐得满满的，演出以后我跟观众的交流也很通畅。
新京报：跟中国音乐家合作的感觉如何？有什么评价？
斯皮瓦科夫：我印象中的中国音乐家，不仅有很高的专业水平，而且都有孩子般的心灵，都拥有“人类智慧的微笑”———幽默感。用俄罗斯的话去形容，中国的艺术家都是用心灵去演奏的。
新京报：这是你首次来访中国内地。听说你会买些琴回去？
斯皮瓦科夫：我打算在上海买一批小提琴和琴弓回去。
基金会的孩子成长得特别快，我为他们买乐器，音色一定要好，但并不需要买很贵的。成长阶段不同的孩子，要按需要买不同的乐器。当他们成熟了，我就得到欧洲给他们买贵的琴了。不过要是我遇到特别有天分的孩子也有例外，就像不久前我给一位10岁的小女孩买了把价值8000欧元的琴。
古典乐会与世界“同生共死”
新京报：全球的青少年都在追逐快餐文化。俄罗斯目前的古典音乐界会不会存在后继乏人的忧患？
斯皮瓦科夫：流行音乐是一闪而过的东西，跟“麦当劳”的经营方式一样。人们吃掉了一个巨无霸就能饱，但天天吃的话一定很腻。就像大家要是每天读地铁读物，肯定会有一天要拿起从没正眼瞧过的大部头巨著来。古典音乐就像大部头著作，表现的都是关于爱和力量，这些是会存在到直至世界消失的。我对此很乐观。我在俄罗斯，看到即使是在最偏远的地方，都有大批的人群对古典音乐珍爱无比，所有的担忧就一扫而光了。肖斯塔科维奇说过，他希望孩子们在学校里不仅仅学字母，也能学习音符。我也这么想。毕竟在《圣经》里也这么说：“面包不是惟一的粮食。”
新京报：你创立了13年的慈善基金会，运营期间有过什么困难？
斯皮瓦科夫：上世纪90年代出现金融危机时，我在银行里的所有钱都化为零了，这是我基金会建立以来第一个最困难时期。我认为国家的政策是应该针对这类基金会进行扶持的，比方说如果有人对我们进行捐赠，都应该享受到减免税的优惠，因为这些人花钱是为了帮助困难人群。
新京报：这么多年来，基金会带给你的满足感是什么？
斯皮瓦科夫：有人捐赠，在孩子们的心里就会留下印象，还有人爱自己，日后他们也会懂得去帮助他人和社会。
这种“回报”越多，对我们社会的贡献就越大。
采写/本报记者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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