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各族人民对红军长征的支持

　　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支持，是长征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一，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共有1万多名各族青年参加红军。据《红星报》1935年4月5日报道:“总结各军团的扩红报告，……总计5400余人，遵义战斗中争取的新战士外。”据此估算，中央红军在黔北根据地扩大红军约有四五千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在赫章平山堡被编入红二、红六军团，参加长征。红二、红六军团扩红5000多人，正式参加长征的达500余人。

　　第二，贵州人民群众，尽管自己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拿出粮食、衣被、鞋袜等支持红军。1935年1月，中央红军来到桐梓，急需军粮，桐梓的广大群众，在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帮助红军，从土豪家把稻谷挑出来，碾米、筛米、挑米。当时的桐梓城内和城郊有水碾九间，十四架碾槽，六架牛碾，昼夜为红军碾米20多万斤。为了支援红军用粮的急需，100多人不辞劳苦，不讲代价，一心为红军多碾米，解决了红军吃粮难的问题。桐梓城区南郊、西郊革命委员会，发动居住城区的缝纫工人10多人，和几十名辅助女工，带着缝纫机12台，住进桐梓中学，为红军赶制军衣3000多套。大定、毕节两县的苏维埃政府，为了使红军在天寒地冻的云贵高原有衣御寒，发动全县的裁缝和妇女，日夜赶制军衣20000多套，解决了红军的然眉之急，还动员了爱国工商人士刘熙乙廉价卖给每个红军指战员一双胶鞋、一把雨伞，对后来的乌蒙山回旋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人民群众救护和掩护红军伤病员。如仅遵义“贫民医院”收治红军伤病员数百人。黔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个别抢救医治红军伤病员的则更多。中共遵义县委等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设法安置了一大批红军伤病员。根据地人民倍加珍惜红军遗物，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保存下红军遗物，有数以百计的红军书写的标语、歌谣、漫画、广告、苏维埃币、红军亲笔证明、通行证、红军用过的各种军用物品等等。根据地人民还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红军、怀念红军、盼望红军早日归来。如“红军坟”、侗族青年杨和钧的故事等。

　　第四，积极为红军带路，提供情报等等。红军进入黔北后，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有的为红军赶制服装、鞋袜、补充御寒衣物；有的为红军印刷文件、布告、宣传品；有的为红军抢修枪炮；不少群众为红军带路、送情报、抬担架等等。

　　第五，提供船只、木板等器材，并为红军驾船渡江渡河。如有的找渡船、献门板、砍毛竹、搭浮桥，帮助红军两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鸭池河、清水江。船工宋月钊在开阳茶山关帮助红三军团渡过乌江。

　　总之，红军与贵州各族人民群众结下了鱼水之情。红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严格的纪律，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威宁还流传着“红军豆”和“红军马”的故事。1936年3月16日，红四师宿营威宁兴隆厂一带，当地群众不明真相，为躲兵祸而逃离村寨，红军撤离后，村民回来看到家里原封不动，且屋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苗民家还发现红军特意留下的当地没有的一碗红小豆，春播时他把这碗红小豆全部点种了，秋后竟获丰收，这种红豆耐寒、经旱、粒大、质优、产量高，在当地方为传种，至今成为威宁西北的主要特产之一，群众为纪念红军的功德，称其为“红军豆”。1936年3月19日，红军路过威宁麻乍，住在农民赵放生家，向赵借5升豆子，走时给钱，他坚决不收。红军送给他一匹红沙马，推辞不得，只好收下。他称这匹马为“红军马”，精心饲养，至今马虽老死，却已传种五代。红军在大定城借了黄锷清家100多刀纸，印刷、书写抗日救国的标语口号和布告，钱尚未付，县城被敌占领。红军撤离后，又派一名战士化装成农民，冒险入城给黄家送钱，使群众深受感动。红军在威宁坝海营宿营，一名饲养员午夜喂马，不慎引起火灾。红军奋不顾身灭火，仍烧了几家的房子。事后除严厉惩处肇事者，还召开大会给受灾群众赔了一驮银子。对此，群众传颂道：“火烧坝海营，军纪很严明；照价来赔偿，赔了一驮银；人人赞红军，人民好军队。”

　　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十分注意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诸如散发传单、写标语、教唱革命歌谣、编演革命戏剧和宣讲革命故事等。红军转移后，群众自发地新编了许多民间故事、歌谣，用以寄托老区人民对共产党的向往、对红军的思念、对反动派军队的仇恨和蔑视，以及对革命必将胜利、干人定能翻身的信念。这些革命故事和歌谣在贵州各族人民中秘密流传，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