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9日电 题：曾云：我侦听到了西安事变的通电

　　新华社记者黎云

　　从解放军电子技术学院院长岗位上离休的曾云，如今在北京香山的干休所里颐养天年，但只要提起他的身世，曾老就摇头，说：“猪狗不如！”

　　曾云家往上数四代都在地主的庄园里务农，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相继去世，排行老三的曾云不到7岁就开始给地主放牛、砍柴。

　　“能吃到红薯叶子、干萝卜叶子就不错了。”曾老说，“为了谋生，我去学木匠。当时师傅天天让我去沅江扛木头，干了两年多，一分钱都没有。”

　　1935年10月，红军来到湖南辰溪县。木器店的老板听说红军来了，吓得跑掉了。

　　一个红军班长来到店里，邀请曾云去部队修理装电台的箱子。红军官兵非常热情，开饭的时候，红军班长对曾云说：“小师傅，你快来吃饭。”

　　“第一次被人尊重地叫小师傅，还给我夹肉吃。”曾云回忆说，“活干完后，我就跟红军队伍走了。”

　　因为曾云修过装电台的箱子，便被分到了红6师无线电台当战士，开始了长征。

　　曾云遇到的第一座雪山是海拔5000多米的玉龙雪山。很多红军战士走热了，就开始脱衣服，有的甚至嫌衣服重就甩掉了。没想到越往上爬天气越冷，再往上走，就开始起暴风雪，看不清楚路了。饥寒交迫的红军队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不断有人倒下。

　　“人刚倒下，马上就有老鸦飞过来吃人的眼睛，还有的人滑下了深谷。”曾云回忆说，他也几次累得想坐下，但又不敢，咬紧牙关跟着前面的人走。

　　粮食短缺的问题也严重困扰着红2、6军团。部队到达只有几百户人家的中甸，根本得不到补给。“即使这样，贺龙仍然命令部队一律不准进入寺庙，由他亲自到寺里做工作。”曾云回忆说，“我们最后得到了僧侣和藏民的支持，在中甸休整了几天，筹集到了一些粮食和药品。”

　　1936年5月上旬，红2、6军团分两个纵队由中甸继续出发北上。曾云背着电台，跟随2军团经过德荣、巴塘向甘孜进军。他回忆说：“途中我们又翻越了3座雪山，但有1000多个战友倒下了。”

　　1936年7月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曾云随部队从甘孜出发，向哈达铺前进。部队的行军计划是10天走到阿坝，每个人只发了不到3斤炒面。但实际上他们走了20多天。

　　“光我们6师就牺牲了140多个战友，很多人死的时候嘴里还含着野草。”曾云回忆说，“无线电台的一个报务员抓给我一小撮盐，放在搪瓷碗里泡了两碗冷水喝了，我才坚持下来。”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曾云被临时调到了红军大学工作。1936年12月12日晚，曾云正在值班，电台里突然传来张、杨发表的抗日通电。他一看，马上拿着电报就往校长刘伯承的住处跑。

　　到了大门口，哨兵“哗”地一拉枪栓，喊：“口令。”

　　“我哪里知道什么口令，就大声喊：‘别开枪，我是电台的。’”曾云回忆说，进了院门，又冲着窑洞大声喊：“校长，十万火急！”

　　刘伯承看到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手掌大声说：“好啊好啊，西安事变了，蒋介石被抓了。”

　　“也许刘帅已经意识到，转机已经出现了。”曾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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