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核心机制：机会和认同

　　丁元竹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物质和制度层面的，一是价值和心态层面的。

　　一、通过经济发展和体制设计建立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

　　物质和制度层面的，就是要在和谐社会的体制或制度框架内，每个人都拥有公平发展的环境，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实际上把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诸方面具体化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体布局，体现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解决起来不能一蹴而就，必须根据现阶段的历史特点进行。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十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所界定的和谐社会，就是从解决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入手，把加快发展社会事业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重要条件，通过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通过民主法制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安定团结，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健全社会保障，更多地关注欠发达地区和困难群体。针对“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纲要》提出了一系列实现社会和谐重点工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要从长远着眼，又要从现实着手。事实上，长远问题和现实问题确实是可以结合起来考虑的，例如，贫富差距是当前比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也是人类长期共同面对、一直希望解决好的问题，“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包含了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内涵。但是，人们对于当前收入分配体制的设计会影响到人类未来社会的制度框架，因为体制一旦形成，就会形成制度惯性，进入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当前不合理的制度设计将扭曲未来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体系，在这样被扭曲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下，新的制度设计要达到预期目标常常是不容易的，甚至会出现制度失灵。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体系将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更侧重于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和谐社会则是着重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说过：“地球上是否还能够养活这么多人，现在已经成了大家不能不关心的问题了。这是人与地的生态关系，但最终还是要牵连到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反映在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国与国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这才是第一位的问题。”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说16年前费孝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从学者或者思想家的角度出发的话，那么，我们现在讨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问题，则是从政策制定和政策实践出发。换句话说，上个世纪，先哲们担忧和思考的问题，现在已经是摆到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不得不面对，必须去解决。这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根本目的和意义。

　　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要解决好社会公平问题。深入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当前社会成员普遍不满的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等问题的直接原因都与社会公平、贫富差距有关，而贫富差距又在于分配体制不合理。所以，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从缩小收入差距、完善分配体制入手。在社会学看来，这是一个浅层次问题，深层次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和行为认同。即便是我们从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这样的浅层次问题入手，也需要大智慧，因为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会保障体制涉及到若干深层次问题。在当前，设计收入分配体制，既要超越既得利益，又要考虑既得利益；既要考虑中国的现实实践，又要考虑人类社会近200年来的历史和挑战，这的确需要大智慧。另外，在谈到和谐社会这个宏大长远思想和战略时，常常会牵扯到对于社会的基本定义，对于社会发展历程的基本评价，对于思想史的基本判断，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思想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知识储备，在认识方法上需要有博大的包容性和历史的纵深性。

　　贫富差距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和深入讨论。《纲要》也把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作为“十一五”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分配制度改革，构建效率与公平相协调的社会分配机制，处理好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既要使资源在市场调节作用下实现优化配置，又要兼顾社会公平，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效率优先是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兼顾公平是促进共同富裕，二者要同时并举，不可顾此失彼。要加强国家对分配机制的宏观调控，逐步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纲要》实际上提出了“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我国分配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方向，即是在市场条件下充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中的作用。中国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就很难在社会认同上达成共识。政府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的手段很多，包括建立公平的竞争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等。只有当全体社会成员普遍认为他们具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并生活于社会安全网之内，他们才会普遍认同他们所处的社会。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社会和谐才具有可能性。

　　二、通过相互了解、沟通、交流建立社会认同机制

　　价值层面的，就是要建立和谐的价值体系和大家共同认可、相互信守的行为准则。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所阐述的：“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理想。”实际上这是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和价值追求，作为我们处理发展问题的方向，它融经济、社会、政治、文化价值于一体。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事实上，自从有人类形成群体以来，‘美好社会’总是群体生活不可缺少的意念。它表现为诸如神话、传说、宗教、祖训、哲学和学说等多种多样形式的价值信念。总之，它是人类社会意识中必备的要素。它不仅体现了组成群体的个人生活上追求的人生导向，而且也是群体用社会力量来维护的人和人相处的规范。它是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群体社会律令内外结合的统一体。”针对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的种种问题，诸如战争、灾害、贫困、环境污染等等，世界各国领袖和社会精英为人类在21世纪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已经进行了不懈探索。在21世纪伊始，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和谐的理论并将其付诸实践，表明中国在建设现代化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正在探索人类社会新的发展路径和方向。

　　心灵的东西非常重要，也最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维系一个民族长期发展和存在的往往是人们内心的价值积淀，可是我们在谈以人为本时很少考虑到。人是有灵的动物。费孝通在世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一点：“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他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的，即，文化是人们的价值体制和行为模式。文化的隔阂是怎么形成的？地理、种族自然是原因。现实中的许多隔阂却是由于收入差距、社会地位差别引起的。而在公平发展的机会机制下的收入差距又是不可避免的，要消除人们之间因此产生的误解和隔阂，沟通、解释非常重要。

　　我们以上谈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两个层面缺一不可，切不可忽视文化价值的意义。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说：“我们发现文化含有两大主要成分——物质的和精神的，即已改造的环境和已变更的人类有机体。文化的现实即存在于这两部分的关系中，偏重其一，都会成为无谓的社会学的玄学。一种物器的同一性并不在于它的特有形式，一个观念，或风俗的同一性也不在于它的形式。器物的形式始终是人类行动所决定，所关联，或为人类观念所启发。信仰、思想和意见也是始终表现于被改造的环境中，要认识文化的现实，只有从此着眼。”马林诺斯基是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教授在英国求学时的导师，费孝通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分为物质设备、精神文化、语言和社会组织四个方面，并指出：“我认为这‘四个方面’对人类学的研究者就十分重要了。马老师的文化四方面的说法其实就是文化的整体论。”20世纪末，费孝通把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加以概括。他对于文化的经典概括至今仍然对于我们有启示作用。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要在社会中生活，就必须遵循社会组织为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而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其中社会责任感是最普遍的、最广泛的、渗透性最强的社会规范。而作为个体的人之所以遵守社会规范，进行道德选择，是出于自身和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一个人能否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认同和赞许，是人的一切利益中最基本的利益，而得到认同和赞许的关键，则在于一个人是否有美德，品德高尚的人会得到社会和他人的赞誉，而品德败坏的人则会遭到社会和他人的谴责。社会责任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和美德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客观需要。人类社会和谐，就必须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和行为规范，并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去维护和遵守，这就要求人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我们在着手解决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同时建立共同的社会认同。没有社会的公共认同的文化价值，哪有和谐的社会？（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院）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