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名人堂

　　赵杰

　　9月5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后，各家媒体都予以报道。媒体关注点集中在目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的判断，改变“以药养医”财政体制的五年时间表、2010年实现我国对WHO“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等社会关注度高的一些内容上。这说明，近几年的医改讨论，已经形成了推进医疗领域改革的社会共识，社会公众正借由各种机会、渠道和途径，努力将这些社会共识向政府表达。

　　但是，《指导意见》并不是一个医疗领域改革的政策梳理方案，而只是一个医药行业发展状况的自我诊断，提出的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一组目标。尽管如此，发改委抛出这种医药行业发展的“白皮书”，对深化医疗体制改革，仍是大有裨益的。

　　众所周知，在医药行业，发改委具有独当一面的管理职能。近几年发改委的管理重点在降价。但是，19次降价及其伴随的价格检查，仍难以降低公众眼里、患者手中（手握处方和划价单）的药品高价。药品最终降价，显然不能靠政府定价的降价措施“一招制敌”，而需要靠“以药养医”的财政体制改革、医疗机构职能调整和布局优化改革、基本医疗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医药购销体制改革的联动来解决。

　　当然，《指导意见》也提出了药品价格管制改革的一些新思路。

　　药品价格管制制度与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是相互关联的两个环节。由于药品流通秩序紊乱、医药领域商业贿赂和腐败丛生，导致药品集中招标制度改革的流行，导致政府降价药品价格大检查的流行。这次《指导意见》强调要从通用名处方制度和政府药品定价管理两个环节配套着力。这可以看作是对19次药品价格降价进行反思的成果。

　　比如，实施药品通用名处方制度，建立向社会药店开放的处方管理制度，使医生处方不再具备有销售功能，同时增加了患者根据处方购买药品的选择空间，这既是改变“以药养医”局面的一项基础性制度，也是从市场环节调整行业竞争水平和格局，降低药品价格的基础性制度。

　　《指导意见》还写了三名话：为企业生存发展保留必要的价格空间；缩小国产药与合资药、进口药的价差；提高医疗必需、因价格过低而停产的药品的价格。这三项政策一改过去单纯降价的做法，转向综合调整，可以看作是药品价格管制的政策“新路”：政府定价环节的降价，离不开医药行业的调整和发展；政府定价的调整，更主要的方式是“厚此薄彼”式的药品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不能是“点对点”式的拘于单一品种、剂型的简单管理。强调通过政府定价的价格杠杆作用，增加药品供给，来平抑药品价格；政府提高部分利润率很低的药品的价格，虽然不能对降低医疗费用起根本性作用（这些药品使用量有限），但也是药品定价管理的重要内容。

　　应该说，以上这些内容，属于重大的政策转变，有相当大的“政策含量”。药品流通体制改革能否最终成功，还取决于医疗体制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步推进。（作者系中央党校研究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