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处女作就想一夜暴富，凭一部小DV拍出来的短片就要周游各国电影节，追逐名利、浮躁冒进的风气，在当今影视界愈演愈烈。然而，高群书却借债500万，沉下心来，历尽磨难，拍出电影《东京审判》，并由此引发了广大观众对时下影视界“浮躁”现象的思考。本刊记者就此专访了高群书和老一辈电影艺术家谢晋、秦怡等，请他们谈谈对当今影视界的看法。

　　高群书：拍一部接近真相的电影

　　本刊特约记者 吴勇 本刊记者 吴菁

　　历尽周折，《东京审判》最终定下在9月1日，“9·18”纪念日之前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二战结束后，在东京，盟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历时两年，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终于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送上绞刑架的那段历史。如今，很多想了解那段历史真相的国人走进了影院，相当一部分人看完以后直呼“震撼”。导演高群书也因此走进了观众的视野。8月29日，记者在影片首映式结束后，对这位自称是“业余导演”的中年汉子进行了专访。高群书，1966年出生，河北人，毕业于河北大学新闻系。曾在石家庄电视台工作，后因拍摄电视剧《命案十三宗》一炮而红。2003年，他执导的《征服》被公认为年度最火爆的警匪题材剧。2006年，他的电影处女作《东京审判》获得长春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

　　为良心，签“卖身契”拍电影

　　在采访当中，高群书几次说到他为什么坚持要把《东京审判》拍完：“我不想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拍这样一部电影会半途夭折，我觉得那是天大的笑话，我不想让自己和所热爱的中国电影成为这个笑话的主角。”

　　《东京审判》原本由3家投资方共同投资拍摄，当时的一个制片人中途表示他拿不出几百万的资金而“人间蒸发”了，导致影片面临流产的危险。为了保证影片的顺利拍摄，也为了另外两家投资方不至于血本无归，高群书毅然从拍电视剧的合作伙伴那里借来500万元，填补了缺口。

　　说到这里，高群书的神情有些自得：“我拍电视剧还没有赔过钱，因此形成了良好的口碑，自然有投资方愿意投资我的电视剧。”高群书透露，最后他想到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卖”给投资方：“我的投资方顿时成了‘债主’，我对他们保证，如果还不了，我就给他们拍电视剧来偿还债务。”

　　谈起当今影视圈的浮躁问题，高群书显得有些激动：“现在电视剧行业最大的问题是从业人员素质差。电视圈好像特别容易助长人的浮躁，故事讲得一塌糊涂，颐指气使的人却越来越多。这几年的一些热门电视剧都是靠社会问题来取胜，但故事细节方面都不太经得起推敲。”

　　为真实，沉下心来做功课

　　高群书很感慨：“虽然我第一次拍电影经历了很多磨难，但我想提醒大家不要忘却这段历史，而它更是不可能以某种方式掩盖的。这段历史被淹没太久了，很多人对其并不知情。即便我在拿到剧本时，对这段历史的印象也只有‘东京审判、梅汝璈’几个字而已。”自称“很业余”的他还直言：“《东京审判》是以真实为主，我拍的时候不会去表现我的激愤，只是尽量接近真相。对我来说，《东京审判》的使命意义大于电影的意义。”

　　高群书认为，以往提及主旋律的电影，观众的反应不是特别积极，但这种情况从《东京审判》也许能有所转变。他说：“其实我想拍这部电影，选择的是知难而进，所以也不会盲目自信，我想把故事讲好，为此做了很多功课。”

　　对于自己的电影处女作，高群书反复强调：“这部电影能拍完，就是奇迹。”他所说的“奇迹”，不光是指一开始他在国家图书馆遍寻不到关于东京审判的更多史料，后来终于在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里找到第一手资料，还有他和他的创作团队曾经克服了重重困难。

　　据高群书介绍，为了真实再现当年的激烈舌战，摄制组按原比例在北京郊区小汤山搭建了法庭场景。他犹记去年夏天，在气温高达摄氏40多度的摄影棚里，他和《东京审判》的工作人员挥汗如雨。一位扮演战犯的日本老演员年近八旬，上身穿着呢子军服，下身穿着短裤（镜头拍不到），就这样数小时坚持拍戏，从不叫苦。直到有一天，老人晕倒被抬下去，治疗后又继续上阵。他们的敬业精神让高群书感动不已。

　　对于影视圈的门户之见，高群书颇为气愤：“现在媒体都把电影导演神圣化了，电影导演好像也很受用。一些电影导演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从来都不看电视剧。这种话一听就知道太假，拿假当个性，你说电影能拍好吗？”他告诉记者，他的榜样是邵氏电影公司老板邵逸夫。高群书说：“多少年来，邵逸夫只要人在香港，雷打不动每天要看两部电影，好坏都看。他说，这是做功课，看坏电影的目的是告诫自己，公司的电影不能拍成这样。”

　　拍电影，不为拿奖为观众

　　有专家认为，《东京审判》拍出了中国人的态度和精神，高群书也认为自己拍了一部主流片：“这是一部检讨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的片子。我要把这一震惊世界的国际事件中的中国力量凸现出来。我们并不想以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来对待这场战争。对美好的向往是人类共同的情感。主流片就是展现勇敢、坚韧、正义、善良、无私、济困解危等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和情怀的电影。”

　　此前，《东京审判》曾参加了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但一无所获。影片参赛的是亚洲新人奖，但最后得奖的却是一部越南电影。对这件事，高群书说：“对上海电影节的事我不是很在意，可能是因为《东京审判》这部片子不够‘文艺’吧，而亚洲新人奖好像是偏重于文艺的。”他接着表示：“我不是为评委拍电影的，最大的奖来自观众。”

　　对于很多导演热衷于去国际电影节参赛的现象，高群书很坦率地说：“中国的很多获奖电影有时更像是命题作文。这么多年，大家都知道各个电影节的趣味了。比如，日本人特别喜欢中国农村田园风光，于是，导演们针对日本市场拍一些中国农村题材电影就很讨巧。世界上的各类电影节太多了，一些电影人私下都开玩笑说，不管食宿的电影节都不去。这个圈子已出现了一批海外背景的文化掮客，他们知道什么题材能投海外所好，同时也能获奖拉投资。现在一些获奖电影都有海外发行商支持，海外赚钱是主要的赢利模式，国内票房只是象征性的。”

　　高群书还表示：“我不反对拿奖，但此风不可长。过去，海外获奖影片的艺术价值大家有目共睹，但现在获奖的影片呢，好像很多观众不吃这套了。一方面，这些年大家看的东西多了，口味也高了。另一方面，很多电影人过于迷恋自己的主观感受，往往把一个好题材做小了。海外成为一个噱头，对中国并没什么太大好处。”他最推崇的导演是冯小刚，他说：“像冯小刚立足国内，同样可以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电影的商业意义与文化意义怎么结合，对中国导演们都是一个命题。”

　　谢晋：好导演应当心忧天下

　　谢晋，著名电影导演，1923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县。1948年开始电影导演生涯，1992年成立上海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并担任公司总经理、法人代表，1993年任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校长，1995年任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院长，1998年荣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执导《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鸦片战争》等影片，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从谢晋答应接受采访到9月7日正式接受采访，中间隔了一天。助手解释说，他需要准备一下。这种负责的态度很让人感动，从中也不难看出谢晋严谨的作风。

　　谢晋很忙，这次破例接受本刊记者电话采访，完全是冲着《东京审判》的“面子”——“我已经有近十年没有在电影中体会到这种心潮澎湃的感觉了！”

　　《东京审判》可谓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厚重之作。该片再现了历史事实，让人恍若重回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部由中国人执导的电影，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狭隘的民族倾向性。相反，它充分诠释了“战争是全人类悲剧”这一具有终极关怀意义的主题。

　　这些特点与谢晋的作品是共通的。谢晋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反映百年来的民族兴衰荣辱上。他用一种现实主义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拍摄有深度的影片，表现出深刻的爱国主义主题。“经典的魅力在于能经受历史的考验，让一代又一代人受益，深入灵魂的东西才是永恒的。”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一直说要多拍些‘留得下来的电影’，几年以后再看，不仅能再现历史画面，让后人了解历史，同时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心灵上的震动和慰藉。”谢晋认为，电影的内容选择现实主义题材，对中国社会某一特定时期和特定阶层真实生活的概括和典型化，自然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电影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绝非是一句空话。

　　中国电影界现在很浮躁，表现在大量的商业炒作、过分追求票房、以及对奥斯卡的狂热，但是技术掩饰不了空洞的本质,形式掩饰不住苍白的内容。“我们的电影人首先应该确定电影的服务对象，明确电影自身所担负的使命。首先应当做的是必须把中国的观众抓住。”说到这里，谢晋声音有些发颤，内心的焦急表露无遗：“不论是从导演角度、演员角度，还是为这股浮躁风推波助澜的媒体，都应该反思：电影市场繁荣的正途是什么？不是炒作，不是虚高的票房，而是满足国内观众的文化需求。”

　　谢晋深有感触地说：“我经常会看见一些影视圈内的人的名片上印着‘一级编剧’或者‘一级导演’的头衔，这种叫法很滑稽。真正好的导演应当心忧天下。导演的浮躁，说到底就是因为让名利心蒙住了眼睛。”

　　谢晋时代的电影，没有商业炒作，却能深入人心。谢晋用自己的电影时代，告诉当代电影人：电影的本质是立足于生活的艺术。

　　作为奥斯卡评委会委员，谢晋认为，现在电影的商业味道让中国电影迷失了方向。其实电影商业化是必然的，因为电影是商品，是一种具有文化、艺术特征的商品，它的价值必须在市场流通中才能实现。但现在的电影人似乎不清楚，电影商业化关注的重点是消费者——电影观众的需要而非奥斯卡评委的口味。

　　关注观众的需要，不等于质疑中国电影的国际化，但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国际大片之所以在非本土市场满载而归，是因为抓住了不同国家人们普遍的精神需求，这也是好莱坞影片英雄主义盛行的原因之一。有一件事情让谢晋颇感兴趣：媒体报道说《东京审判》吸引了好几家日本片商，他们说“《东京审判》是中日两国共同关注的题材，大部分日本民众渴望了解历史的真相”。对此，谢晋认为，中国电影要真正走向国际，不是单纯靠商业运作和巨额投资，应更多地注重影片内容的真实性、贴近性，更多地考虑观众的需求。

　　秦怡：现在有内涵的电影太少

　　本刊记者 李鹭芸

　　“电影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大众艺术，是实现教育、传递思想、沟通情感的工具，是一个弘扬民族精神的阵地，应该努力发挥其满足人民对文化艺术需要的功能，实现其深远的正面影响力。”9月6日，84岁高龄的秦怡谈起她为之付出青春的电影事业，依然掩饰不住自豪和依恋；而对于“电影服务大众”这一点，她已将其视为天经地义。

　　谈起她所塑造的经典人物，秦怡的话语无意中便多了起来。她认为即便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也可以发出特有的光芒。她特意提到：“要努力尝试选择不同层次的人物作为塑造对象，小人物的真实情感同样能吸引观众，反而越是小人物，观众越能接受，因为这些人物形象的影子就在观众身边。”

　　“解放初期，花50万元拍一部电影，影片出来后，尽管在发行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策划运作，但还是拥有了很多观众，并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而现在的影片，投资动不动就上亿，观众除了感受到影片的画面冲击力外，过后一般都不会有什么思考，更谈不上产生情感共鸣，这就说明影片的内容比较空洞，人物形象与现实生活是有偏差的。因此，单靠精美画面支撑的电影，生命力自然是不能长久的。”

　　对于近年来电影界的浮躁问题，这位老一辈艺术家虽然没有予以直接的点评，但语气中不禁流露出些许抱怨和遗憾：“现在有内涵的电影太少了，那些大片我很少看，觉得看了没什么大的意义，不过电影的广告倒是看了不少。有的国产电影片子还没拍完，广告已经铺天盖地了。”

　　“那您一定也听说过最近上映的《东京审判》了？”记者问道。“看过，这是一部很好的片子。这种片子就是需要宣传，要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它能让观众了解历史，了解真实。”秦怡打破了原先平缓的语调，记者也感觉得到电话那端她心情的起伏。

　　谈及奥斯卡，秦怡认为，以奥斯卡为目标也不是不好，国外的电影在制作技术、表现手法、色彩的运用、场景的布置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但奥斯卡不是衡量影片好坏的绝对标准；秦怡说：“在我看来，一部能够再现事实、再现人物的影片才是好的影片。”

　　其实，从采访一开始，记者一直想了解一个问题：在老一辈艺术家看来，什么样的影片才是值得一看的。在与秦怡的交谈中，答案渐渐清晰起来——

　　“好影片首先要对观众负责，要在真实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其中包括塑造的人物的真实性，以及演员对角色性格的把握和真实情节再现。演员的表演以及服装、道具等细节都要尽量贴近生活、尽量再现事实，力求真实地还原人物生活中的性格、情感；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塑造的人物形象走进观众；对于演员的专业素质来说，体验生活很重要。”无论是回顾过去还是谈论现实，秦怡流露出了老一辈艺术家沉稳的作风：“对于我没看过的电影，我没有发言权。但是作为观众，我希望中国的电影人能创作出更多有内涵，让观众有所收获的，或是能满足观众的某种情感所需求的电影。”

　　采访进入尾声，交谈中秦怡句句饱含期盼，或许这就是她在一路走来的电影岁月中那份闪光的沉淀。这也让记者感觉到真正可以遏制现在电影界浮躁风的，恰恰就是老一辈艺术家对名利的淡泊与平静，对电影事业的热情，以及对民族文化、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编辑：吴菁美编：叶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