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现代性适应，不是方丈变CEO

　　还是商业文化最浓厚的美国人的理解、定义最精确，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被国内媒体以“少林寺操盘手”为题报道介绍，但他出现在“探索”频道的电视片中时，“方丈”被直接译为“CEO”。

　　千年少林变公司，名刹方丈成CEO，固然有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式微，期望恢复往日荣光的挣扎意味。但这种“变革”，不是宗教的现代性适应和社会回归，而是宗教对现代社会的迷失。其可忧之处，不仅是释永信只强调从“少林寺”这个老品牌中套现，完全忽略对其内在宗教文化与价值的延续和保养，使其迅速成为一个失去宗教和文化资本残值的品牌，而是公众对“释永信冲击波”的言论失语和难以置词。

　　这种公共言论失语，以及释永信能按自己对少林寺、对佛教的理解，随心所欲地推进一系列大胆改革，而无来自宗教共同体内部的质疑和约束力，其最直接原因，首先是中国自清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和政治动荡，使传统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作用被破坏、文化传承被中断。以少林寺为例，自清康熙5年始，长达320多年无方丈，后又在战乱中迭遭兵燹，多次出现僧人纷纷弃寺而逃的情形，解放时，该寺只剩几个行动不便的老僧。到释永信22岁成为少林寺住持时，他在佛门青灯下不过6年时光而已。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对宗教在社会作用与意义的认识不足。因宗教直接传承纽带的高僧大师不复存在，宗教虽恢复活动，但其社会作用却早已中断，在现实存在层面，的确成为一种文化装点。在今天许多公众和地方政府眼里，传统名山古刹不过是一种有“文化卖点”的旅游资源，宗教只是一种“过去完成时”的传统文化标本，而非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宗教。

　　但是，宗教绝不仅只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既有其文化性的一面，更有宗教社会性的一面，它是一个健全、有机社会里连接人们精神、情感的纽带，存续传统社会道德伦理的载体。宗教之于社会，有道德规范功能、历史文化功能、社会组织功能、慰藉心灵、稳定情绪的功能。虽然，宗教的诞生有人们认识的时代局限性，按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人类心灵的安慰剂。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宗教的部分功能已有了新的社会替代物，但今天并未被取代消灭，它自身也表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社会适应性，依然在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能。

　　其最不可忽视的社会作用，首先，是宗教在一个社会、一种文明当中，为之提供稳定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的伦理资源。因此，宗教总是最传统保守的文化势力，它与社会积极变革的力量互相作用，正好起到社会不断进步，但其传统核心价值和内在精神又能被维系和保有的平衡作用。其次，宗教机构接受捐赠、布施，反哺社会、救济贫者的功能，并不能简单被今天国家的社会调节功能所替代，因为宗教在发挥这种功能时，始终伴随着对公众进行向善的传统道德伦理劝戒宣导，能柔性地起到成为社会不同阶层心灵纽带的作用，最终软化社会不同阶层矛盾，成为一种吸收、缓和社会刚性关系的介质。

　　今天中国正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传统的同宗、同乡、同事熟人社会解体，从“小共同体”中释放出来的人，需要一种精神连接纽带，能缓解转型时代的共同精神特征：焦虑、彷徨和牢骚，需要社会组建一个新的大的共同体，以使普适性的传统道德价值能在新时代继续维系——善良、正义、诚实、信用……西方社会面临这一阶段时，大哲先贤们曾苦苦追寻，正如席勒一首成为《第九交响乐》歌词的诗这样呼唤：分散的社会把我们分开，共同的精神把我们凝聚起来。这种“共同的精神”是构筑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民族心灵共同体意识，是现代社会国家区别于前现代社会国家的标志之一。它除了公民权利、社会福利保障、法制秩序等现代骨架建设之外，还需要文化、历史情感和宗教等连接纽带作为血肉和灵魂。宗教在此显示出的作用，并不简单相同于传统社会。

　　因此，今天中国宗教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时代要求。首先，是对被中断的传统的自我修复和延续，对宗教中出现的部分自我定位偏差的现象进行调整纠偏。中国古代历史上，宗教因战乱、政治迫害被破坏中断的例子数见不鲜。今天有方丈成CEO的错愕，古代亦有高僧成“帝师”的插曲。但终能顽强地生存到现在，正是其强大的自我修复和延续能力的证明。虽然断裂中绝已非一日，继往溯昔更难一期而成，但假以时日，拥有高僧大师的名山古刹将不再是绝响。这里应谨慎的，是地方政府将国家力量引入对宗教的干预。迫切的好心未必带来的全是正面效应。今天僧侣的下山，有社会与其自身的理解错位，在有些地方，多少与地方政府的上山有关，正如对少林寺地方投入巨资重建恢复，既有支持保障宗教活动的一面，又带有以“文化卖点”拉动地方经济的目的。

　　另一方面，是宗教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适应性和生命力，因为宗教的现代社会适应性和生命力在于能否满足社会的需求，而非仅仅对传统的继承。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定位和作用发挥，是契合扎根于中国自然经济为特征的乡土社会基础之上的，其提供的伦理道德资源和心灵抚慰作用亦与传统自然村落的小共同体社会相适应。之所以今天出现传统道德危机，不是人心变坏，而是与传统道德秩序适应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解体。今天，在中国进入剧烈变化的市场经济时，传统宗教应为开放社会所需的伦理道德资源和心灵抚慰作用上提供新的解释力，同时，在发挥社会作用时应当具有时代的开放性。

　　从与中国文化、宗教相近的日本、韩国看，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新需求，传统宗教有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命力，有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解释力。因此，依照宪法保障人民的宗教信仰，打击邪教，尊重保障正常宗教组织团体的活动和权益，在政策环境上，使其能与社会产生自发有机的现实联系和作用，传统宗教便能在恢复传统的基础上，逐渐适应剧烈变化的社会，有机地发挥宗教社会功能，最终为建设和谐社会所需的精神共同体提供一种社会连接情感、心灵的纽带。

　　因此，宗教的现代性变革，绝不是名刹入商海，方丈变CEO，而首先是佛陀的归佛陀，陶朱公的归陶朱公，各归其位、恢复延续传统之后，在宗教的社会功能性领域进行变革，以满足开放社会公众对宗教的心理需求，这才是宗教的现代适应性。(黄章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