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刚刚结束的第63届威尼斯电影节上，中国电影和中国导演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这些国人并不熟悉的作品，得到了欧洲电影界的至高荣誉。有媒体发出感慨：柏林、戛纳、威尼斯这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奖项，为何总与中国电影结缘？（9月12日《环球时报》）

　　诚然，偏爱现实题材，看重人文气息，是欧洲电影节评奖的重要标准。但欧洲电影节更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惯例”：鼓励青年导演，扶植新人。很多知名导演都是因这样一个“英雄不问出处、豪杰不问资历”的标准而获大奖，进而声名鹊起。比如，大名鼎鼎的斯蒂文·索德博格。即便我们所谓的第五代导演，今日能“大红大紫”，也与当初的“墙内开花墙外香”大有关联。

　　有人指责，近年来一些拍摄艺术电影的中国新锐导演，脑子里老想着出国参赛扬名。这些指责貌似合理，但指责之前要是能先反思一下，中国的电影节评奖为什么很少给这些“新锐”们机会，恐怕就会更合理了。

　　中国的电影评奖并不少，政府奖、行业奖和民间奖并存，分别代表电影界业内和观众心目中的评判标准的“金鸡百花”电影节，是中国电影界的最高艺术与技术评奖；“华表奖”、“童牛奖”和“夏衍奖”，都是具有“政府级别”的电影评奖活动；此外，长春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也可谓“这个节连着那个节”，但为何没能“节节高”倒似乎进入“鸡肋”窘境？

　　此前，新华社曾报道说，主办“金鸡”、“百花”奖的中国影协，处于体制转轨的焦虑中。号称人数六千，一半以上都是离休、退休人士。至今影协仍墨守成规，用职称资历等要求，将许多新生代电影人拒之门外，以至于“当下活跃在国产电影第一线的电影人，几乎都和影协没有关系”。这样的指责可能有些“过”，但对此报道，却没有听到有谁出来反驳，或许此言不虚吧。论资排辈，让有名的更有名，荣耀多的更荣耀，但从另一个方面，却扼杀了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

　　电影评奖作为影片产生之后的一种衍生物，其最积极的意义，就在于促进电影本身的良性进步。因此，就如同竞技体育一样，有竞争的残酷性，也必须具有过硬的规则，有惟艺术至上、宁缺毋滥的原则。但国内一些评奖，“安慰奖”越来越多，表面上看，有些成绩的电影人都能平分秋色，实际上是饮鸩止渴，自砸招牌，造成奖项“含金量”的下降。此外，在波涛汹涌的商业电影面前，在商业电影背后一批民营影视企业的公关面前，如果缺乏明确过硬的评选标准，一味地跟着“资本”走，电影节想办得不迷途，恐怕都不容易。如此环境下，国内电影评奖与“有志青年导演”的渐行渐远，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杰在获奖之后告诉记者，“我亲身体会到我们第六代导演很吃力”。在夺下“金狮”后，贾樟柯激动地“一下子整个人都跳了起来”，并坦陈坚持自己的电影理念，奋斗了十几年。用卧薪尝胆的奋斗，终于在欧洲的舞台上证明了自己，当然可喜，却也让人颇感辛酸：对于青年导演的努力与成长，我们的社会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呵护？尽管有的电影节加入“新人奖”，但正如此前贾樟柯担任上海电影节评委时所说，“对新人扶持还明显不够”。

　　长江后浪推前浪。中国电影的未来，终究要靠“新生代”电影人的崛起。我们第五代导演的成长成名，打下了深刻的“欧洲助推”的烙印；第六代、第七代……仍然要坚持“墙外开花墙内香、墙内香了越发香”的老路吗？中国电影，只有摒除成见，拓宽视野，允许百花齐放，打破一切论资排辈思维的障碍，更多年轻导演才能获得更大的作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