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我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

　　□本报记者 戴敦峰

　　走在“长征”队伍中，年近七旬的周秉德不多声响。和人说话，也总是柔声慢语，笑容谦和。

　　周秉德是周恩来三弟最大的女儿。自12岁住进中南海，她在周恩来身边生活了十余年，周恩来无嗣，周秉德因此成为与周恩来关系最密切的晚辈。

　　“伯父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时间讲过去的事，也包括长征。”但周秉德却清楚记得伯父的教诲，“很多人牺牲了，我活了下来，只是个幸存者。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0年后，周秉德终于踏上了伯父曾经走过的这段路。

　　1934年，身兼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明白，为了红军的前途，现在他必须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于是，在长征的大部分时间，每到一处宿营地，他的油灯往往彻夜不熄，各种重要的事务大都由他亲自处理。他的行囊中只有简单的个人行李，两条薄毯，一条床单，几件替换衣服……

　　湘江之战，一向待人温和的周恩来第一次同李德拍了桌子，甚至震翻了桌上的马灯。周恩来发怒，让博古也不好再出面袒护这个把红军置于危难之中的共产国际的代表。

　　从那时开始，长远的命运就悄悄改变了。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没有周恩来，遵义会议开不起来。”

　　12岁，第一次见周恩来

　　北京东城区遂安伯胡同的大杂院，那是周秉德一家1949年搬到北京的住所。此前，她一家人一直在哈尔滨和天津生活。

　　“两间小平房，不到三四十平方，厕所在外面，也没有厨房。我们家有6个孩子，这么小的房子完全住不下。小再加上西晒，夏天热的时候，弟弟妹妹身上常起满痱子。”

　　当时干部分房是根据职位高低来决定的，由于周恩来对弟弟单位的领导早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职务尽量低，工资尽量少，不能因为他是我弟弟，就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周同宇的职位只是仓库管理科的科长，所以分到的住房也就非常小。

　　父亲的身体不好，孩子多，生活负担较重。邓颖超与周恩来商量后，决定让弟弟的3个大孩子——12岁的周秉德、7岁的周秉钧和5岁的周秉宜住到自己家来。

　　第一次见到伯父时的情景，周秉德至今历历在目。

　　刚刚开完会的周恩来把侄女拉到身边说：“让我仔细看看你长得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

　　“大爷，我叫周秉德。”这是周秉德第一次看见伯伯的脸。

　　“就叫我伯伯吧。”周恩来说：“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这里的叔叔们照顾和安排。师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开学，已经给你报了名。过几天你去考试，录取了，你就可以上学了。你住的是间书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书。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行吗？”

　　“行！”伯父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说话，让12岁的周秉德感到一种自己已经是大人的快乐。

　　长征一开始，周恩来就变成了“总管家”。他要考虑带走不多的机器设备，鼓舞已经低落的部队士气，对于各个师、团有多少人员、有多少弹药大多记得，对远征和留下干部的安排也考虑得细致入微。得知受伤的陈毅需要手术取出碎骨，他马上下令打开已装箱准备抬着出征的X光机，为他拍片。

　　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肝脓疡，邓颖超来看望他，竟然从他的毛背心中找到了170个虱子。高烧40度让周恩来经常陷入昏迷。毛泽东说必须把周恩来的体温降下来。没有药，陈赓想办法找来冰块冷敷，终于挺了过来。

　　当时十几名战士轮流为周恩来抬担架，其中一名战士杨立三甚至磨破双肩。几十年后，当已是总后勤部长的杨立三因病去世，顾念旧恩的周恩来亲自为他抬棺执绋。

　　总理的亲戚

　　伯父大多数时候都很忙，伯母那个时候因为生病，呆在家里的时间也比较多，周秉德因此有很多机会与伯母交流。

　　1951年、52年有一段时间，伯母在颐和园养病，周恩来有空就会去看看她，周秉德姐弟三人放假的时候也会一起跟着去。

　　“每次进颐和园伯父都一定要买票，卫士们的票都是他掏钱买。”周秉德回忆说。

　　“伯伯最讨厌我们搞特殊化。”周秉德说，他要求我们不要在外面宣扬跟他的关系，更不能享受他的待遇，譬如不能够汽车接送，除了开学时因为行李太多送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送过。

　　弟弟三年级那个寒假，别人要么已放假回家，要么被家里人接走，只有弟弟、妹妹还呆在学校没人接。妹妹急了，哭着找哥哥。哥哥就写了封“中南海邓颖超收”的信，信里说“请派车来接，已经放假了”。

　　结果下午卫士叔叔就来了，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卫士招了两辆三轮，一辆拉兄妹俩，一辆拉行李，把他们接回家。

　　回去后，伯母忙着先检讨，怎么把放假都忘了，紧接着就是教育，说你还口气不小，竟然让派车子去接你们，“这是不可能的，汽车是工作上用的，不是给你们用的。”

　　1950年代末，父亲的胃病越来越厉害，伯母帮忙联系了当时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帮他治疗，但父亲依然无法正常上班。陈赓是父亲的同班同学，他知道父亲身体不好，仓库管理的工作又太累，便让内务部曾山部长给安排了一个内务部参事的工作。

　　周恩来知道后，曾在会上提到这件事，“周某人的弟弟……，在工业部时能够工作，我不干涉，现在当参事等于拿干薪，那就要考虑了。”1963年一次会议后，伯伯留下曾山部长，向他交待说：我弟弟身体不好，不能坚持正常上班，请你让他提前退休。这一次的工作调动，最终让父亲提前退了休。

　　周秉德记得，“伯伯和伯母一直教育我们要做个普通的老百姓。”

　　1968年夏，怀着7个月身孕的周秉德在西安工作，周末要赶38公里的路回到丈夫的部队。有一天傍晚在公共厨房下面条时，她听到隔壁两位邻居大姐的对话。

　　“听说她是周总理的亲戚？”

　　“周秉德？拉倒吧！她怎么可能是周恩来的亲戚？就算是，也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否则她怎么会跟我们一样受这份罪？”

　　周秉德听得哭笑不得。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但遇事周恩来总是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长征也因此有了主心骨。毛泽东负责谋划，周恩来具体布置。“副主席知道敌人中哪个是嫡系，哪个是杂牌军，作战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对我们哪个师战斗力强，哪个战斗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军委主席，却被周恩来坚决推辞，从此在党内有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周副主席”。

　　与留苏学生的缘分

　　周秉德在20多岁时曾经人介绍先后认识过三个留苏大学生，却都未能有结果。

　　1958年，周秉德21岁，母亲的朋友介绍了一位留学莫斯科的大学生。他们甚至一起陪邓颖超去逛陶然亭。“那天他在伯母面前，态度落落大方，大家谈得很开心。”

　　这位大学生回到莫斯科后，给周秉德来信，热情地赞美了“一见钟情”的缘分。

　　周秉德把这件事告诉了伯父伯母。“因为我没上过大学，确实希望能有一个大学生当爱人，将来组成家庭。”

　　伯父为此与周秉德谈了一次，希望她“在25岁以后再解决婚姻问题”。虽然，当时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论已经受到批判，伯父为了保护马寅初教授甚至也劝他作检讨，但伯父显然是认同马寅初教授的一些观点的。

　　伯母特别叮嘱周秉德要注重政治品质，还通过驻苏使馆了解到那个大学生是党员，学习上进，不足之处是学习上不大愿意帮助其他的中国留学生。

　　“伯母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反对我们继续交往，但我能从她没有直接赞成我们继续交往这一点上感觉到她认为这个小伙子并不是太理想。”

　　不久之后，从苏联留学归来铁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直接把一个留苏大学生领进了西花厅。周恩来一听是给周秉德介绍的也很高兴，当即从他的工资里拿出100块钱，请孙维世夫妇、孙新世夫妇以及周秉德和那个留学生一起去四川饭店吃饭。

　　不过，在听说这个大学生的父亲是资本家之后，周秉德没有征求伯伯的意见，自己拒绝了。

　　到周秉德25岁时，师大附中的一个师姐给了她一张英俊小伙子的照片，是一个在苏联留学回国的年轻军官。

　　周秉德对这个小伙子印象不错，“他个高肩宽，眉清目秀；成熟却不乏热情，稳重又不乏幽默；有事业心却对我不乏细腻关怀。”

　　但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断了。

　　接电线、挂地图，收看电报和侦察材料，然后同其他中央领导一起听取汇报，详细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研究下一步的军事部署和行动……拖着疲倦的身体，周恩来熬过了二万五千里。

　　他很少在行军时骑马，因为担心打瞌睡摔下来，过于劳累时，他也会在担架上睡一会，但仍然经常被各种报告吵醒，更多的时候，还是步行，一边走还要一边和人谈话，了解部队的情况。

　　有时，他会在批阅文件或听汇报时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着。周围的人也总是默默坐着，不发出一点声响。然而，几秒钟或分把钟后，他便会猛然醒来。他的面前总是有干不完的工作。

　　最后的西花厅

　　1976年1月8日，周秉德在上海出差，打开收音机突然听到一阵哀乐传来。周秉德顿感不妙，再一细听，竟然是伯父周恩来逝世的消息。

　　有两件事，让周秉德至今感到后悔：伯父住院后回过两次西花厅，第一次她去看望伯父，却没能与他拍一张合影；第二次伯父回西花厅，她为了给爱人多年未见的朋友做一顿饭没能去看望伯父，谁料从此再无机会。

　　1975年5月20日，周秉德突然接到伯母电话，说伯父从医院回家，让她也来见见伯伯。

　　周秉德在会客室见到伯父。她记得，伯父那时候消瘦的很厉害，头发花白，老年斑多了。但走路还是很有劲，腰杆很直，虽然很苍老，但不给人老态龙钟的感觉。“他坐在沙发上，卫士在脚下放个木墩，促进血液循环，这是惟一的一点不同。”

　　周秉德记得，那天聊了很多家常话，聊社会上的问题，聊自己的孩子、工作，也谈到他的病。“他说自己成了温室里的花，不能经风雨了。我劝他还是要好好锻炼，他说再说吧。”

　　走的时候周秉德提了个请求：“伯伯，我跟您拍张照片行么？”

　　伯伯握着周秉德的手，轻声回答：“你瞧，家里有那么多老同志和医生护士，咱们下次再照吧。”

　　周秉德上一次和伯父照相还是1964年结婚之前。“按照当时的规矩，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由新华社记者为他们拍照，底片归新华社统一存档。”

　　谁知这一次之后再没有机会和伯父拍一张合影。直到伯父去世，周秉德和妹妹秉建站在伯父的遗体前守灵时拍了一张照片，算作最后的纪念。

　　1975年6月15日，周秉德又一次接到伯母的电话，说伯父今天回来西花厅，你可以来见一面。

　　“我当时想距离上次见伯伯不到一个月，他又回来了，说明病情已经好转，以后应该可以经常见到了。”刚巧那天爱人的一个多年未见的老同学来家里，周秉德要给他们做饭，便据实相告，说下次再去。

　　根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6月15日，（周恩来）回西花厅，随即返回医院。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到西花厅。

　　往事，一刹那间模糊了眼睛。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我的伯父周恩来》，作者周秉德）